陈南平追忆父亲陈再道——“父亲在木兰山绝处逢生”

陈南平追忆父亲陈再道——“父亲在木兰山绝处逢生”

昨日,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子陈南平、中将韩伟之子韩京京、中将陈庆先之子陈永安、中将杜义德的儿子杜伟和女儿杜红出现在“木兰山革命斗争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研讨会现场。

陈再道之子陈南平深情地回忆起父亲:“黄麻起义失败后,72勇士跑到黄陂木兰山坚持革命斗争,并发展成为红七军。木兰山是父亲政治生命的起源地,对他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他在木兰山入党,从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党员。”陈南平姊妹5人,他排行老二,今年68岁了。

他告诉记者,1989年,父亲陈再道80高龄还到木兰山故地重游。 1926年的秋天,17岁的孤儿陈再道衣衫褴褛来到木兰山,赤脚站在红七军军长吴光浩面前。吴光浩将部队的所有经费——满满一袋子的500块光洋,交给他背在身上。

敌人追来时叫嚣着要“抓住那个背袋子的,里面都是钱!”红七军很快被敌人冲散了,“父亲背着钱袋拼命往前跑,子弹嗖嗖地从他身旁掠过。他路过木兰山腰的一口水塘时,便机灵地将钱袋滚进水中。等甩掉尾巴后,晚上才回到水塘捞起所有光洋。”陈南平说。

1961年春节,陈南平在北京军区当兵,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到北京开会。得到父亲允许,陈南平请假三天去北京市区看他。三天后刚好是除夕,结果陈再道晚上10点多回来后,发现陈南平还没归队,立即“赶着”他连夜回去了。

“另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陈南平回忆道:“1963年,我在部队因射击、刺杀成绩表现突出被评为五好战士。春节回武汉探亲,父亲很高兴。那天吃完午饭,父亲穿上上将军衔军装说:‘来,老二,我们一起照张相。’至今,这张我与父亲单独拍的照片保存完好。”

陈再道将军是1994年4月6日去世的,病重期间,将军遗言:“去世后,一定把我送回麻城老家。”同年重阳节,将军的忠骨被安放在麻城公墓。

陈再道（1909.1.24—1993.4.6），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新村程家冲人。1926年4月起先后参加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1927年9月在大别山南麓参加秋收暴动后，同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随农民自卫军编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起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排长、连长，第4军11师32团3营营长，红11师第31团团长、师长，红4军副军长、军长，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冀南军区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大事年表

1909年1月生，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人。原名程再道。青年时代在大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参加与组织农民协会。

1926年4月参加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始终坚持斗争。

1927年9月参加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11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起义失败后，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192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红四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巩固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33年1月至6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同年7月至1934年5月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

1934年7月至8月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同年8月至1935年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等重大战役。

1935年3月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4月至同年冬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长征中，率部三过雪山草地，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1936年8月从红军大学毕业后，同月任红四军副军长，10月任军长。率红四军在甘肃靖远以东掩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

1936年11月率部参加萌城、田水堡战斗及山城堡战斗。同月至1937年8月任红军援西军第四军军长。

1937年8月至1939年6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

1938年至1939年6月兼任第三八六旅政治委员。在刘伯承率领下，参与指挥长生口、七亘村和黄崖底等战斗。

1938年1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员，率部挺进冀南抗日前线，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3月至8月任中共冀南省委委员。7月至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独立旅旅长。

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青年抗日纵队司令员。

1940年6月至1944年5月任中共冀南区委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

1940年8月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并领导冀南军民粉碎敌人历次的“铁壁合围”和“扫荡”，开辟、发展和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4月前往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学习。10月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8月起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9月率冀南纵队参加上党战役。10月率部参加邯郸战役。同月至1946年7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

1946年7月至1948年5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1946年夏兼任中共冀南区委常务委员，同年11月至1947年8月任冀南军区司令员。

1946年8月率部参加出击陇海路战斗。10月在巨野战斗中，率部在龙固集等地阻击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达11昼夜，大量歼敌，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著名战例。

1947年7月在鲁西南战役中，率部强渡黄河后，统一指挥7个旅，于羊山集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而又进军大别山，参加宛西、宛、东战役。

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任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纵队党委副书记。在淮海战役中，率领第二纵队，先是转战桐柏、江汉地区，吸引、牵制了敌第十二兵团和第三兵、团，随后参加阻击、合围敌第十二兵团的作战。

1949年2月调任河南军区司令员。3月至6月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同年5月至1955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务委员。

1949年9月作为华中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0月至1955年3月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

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10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

1952年10月陪同毛主席视察黄河。

1954年3月至1955年3月任中南军区第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4年10月起）。

1955年3月至1967年7月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兼任湖北军区司令员（至1956年8月），1955年5月至1967年7月任武汉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55年6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务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0年10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

1972年5月至1975年8月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2月至1975年8月任福州军区党委副书记。

1975年8月调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7年9月至1983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1977年12月起）。

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

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

红军时期

陈再道，原名程再道，1909年1月24日，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程家冲的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在他3岁时因肺痨去世，母亲领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不久在汉口码头当搬运的叔父回乡，帮助他们整理家业，抚养两个小孩。7岁时，叔父把程再道送到程家祠堂念私塾，让他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但程再道未能用心读书，随学随忘，混了两年，就没念下去了。

11岁时，母亲又因病去世，他就与叔父学干农活，农闲时还学会了蔑匠手艺，编席编篓编篮编筐，上市卖钱，艰苦度日。

1926年，程再道17岁，在石河寨农民协会成立会上听了共产党员王树声的演讲，开始真正明白穷人受苦的原因，并得知其它地方都在进行革命活动，知道了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事迹。会后，青年人纷纷报名参加农民义勇队，程再道也挤上前报名，登记时因同音缘故，别人将他的姓写成了“陈”，从此他没有改正，便以“陈再道”为名了。

这一年叔父病逝，他孑然一身，走上了革命道路。陈再道参加了乘马岗区八乡农民义勇队，次年部队改编为麻城农民自卫军。

自卫军从不同渠道搞来十几条步枪，六枝驳壳枪，加上大刀、梭标、长矛等，组成了一支农民武装队伍。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打击罗家河恶霸丁枕鱼，之后又捕捉了十几个土豪劣绅，一时农民协会威风大振，汉口《民国日报》还为此作了报道。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处于大别山南麓的麻城，反动势力一时气焰嚣张，开始向农民协会反扑过来。4月下旬，反动组织红枪会纠集了上万人直奔乘马岗而来。

农民协会和义勇队寡不敌众退至麻城县城，敌人追至城外，团团围住县城。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及国民党部负责人的董必武听到麻城事件后，命令省警备团一营会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300名武装学生军日夜兼程，驰援麻城。

5月16日，国民革命军队到达麻城，红枪会闻风而逃，部队和农协会员乘胜攻打了几个反动窝点，捣毁了红枪会巢穴方家垸。打退了敌人的反攻之后，麻城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陈再道被编在第3排。

此后，自卫军在当地又和敌人作过多次战斗，势力渐渐壮大，声威也传扬四方。

“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各地党组织积极组织武装起义。

中央精神传达到麻城，人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积极行动起来，很快掀起了一股革命风暴。鉴于这种有利形势，中共湖北省委拟举行黄(安)麻(城)起义。经过周密计划和小型的战斗演习，最后决定实施起义计划，攻克黄安(今改名红安)县城。

陈再道所在的麻城农民自卫军第3排奉命赶赴黄安七里坪以北的木城寨一线，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来援之敌。11月14日，农民自卫军一举攻克黄安，活捉反动县长贺守忠。11月27日，黄安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第30军独立旅秦进忠部4千余人进犯黄安，企图夺回县城，久攻不克。

至12月5日夜，国民党第12军任应歧部调一个师奔袭黄安城，革命军与敌激战四个多小时，终因力量悬殊，党组织决定弃城突围，以保存革命火种，黄安于是失守。

二十一天后，黄安被国民党反动派血洗城垣。黄麻起义虽然失败，但使陈再道和一大批革命战士从战火中成长起来。

麻城农民自卫军在黄麻起义失败后，奔向黄陂县木兰山。1928年1月1日，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下设三个分队，陈再道编入第3分队，不久当了班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潜伏在木兰山的第7军实际上只有72人，人少兵弱，无力与敌军作战，在省委指示下，第7军决定以木兰山为中心，积极广泛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击当地土豪劣绅和反动武装，在生存中求发展。

不久，由于敌人的追剿，部队转移到黄冈境内，再转进罗田县境，最后又回到木兰山。但是敌军追剿紧迫，部队决定分散活动，到各地开展游击活动，少数战士要离开部队。陈再道被指定离开，隐蔽活动。

1928年4月，黄麻地区形势发生变化，敌军内部冲突导致守军势力削弱，中共湖北省委决定第7军陆续返回黄麻老区，开展对敌斗争。

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陈再道迅速回到了第7军部队，随部队驻扎在鄂豫边界的麻栎树岭北边的柴山堡、河南湾、水口寺一带。同年7月，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下设四个大队，陈再道编在第4大队当班长。

经过多次战斗，部队发展到400多人，又成立了第5大队，陈再道又奉调任第5大队班长。1930年春，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再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31师则改为第1师，徐向前同志任师长。

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1师向平汉线出击，沿线攻打了敌守军多次，屡获大胜，部队人数也不断扩充，达3000余人，陈再道也升为第3团第9连第2排排长。

1930年11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我鄂豫皖根据地“围剿”，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调兵遣将包围此地红军。

夏斗寅的第13师进犯根据地南部，黄麻地区战局顿时紧张起来。前委决定，红1军迅速南下奔赴黄陂姚家集迎战敌军。11月11日双方相遇，激战一整天，彼此伤亡较大，最后夏斗寅部逃往黄陂。

13日，红1师挥戈东进，连克黄安、新洲两城，俘获敌军数千人，缴获大批枪枝和军需物资。陈再道参加了这几次战斗，胜利使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12月，红1军接上级指示，转进皖西，24日攻克金家寨。

不久回师麻城，与红15军会师，两部合编为红4军，下设第10、第11两个师，陈再道编入第11师31团。

1931年2月，部队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红4军部队在广水以西的双桥镇痛歼敌军岳维峻的第34师，使敌人对我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彻底失败。

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陈再道任第31团第9连连长。不久部队南下，攻克英山，西击浠水，北扫罗田，又占广济梅川，正在乘胜追击时，张国焘来信批评红4军南下行动，命令红军北返麻埠，并撤消了红4军军政委的职务。

陈再道感到十分不平，但军令不可违，只能随部北返。这年秋天，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搞了一场“大肃反”运动，在部队里打“AB团”，错误地杀害了许多革命同 志，陈再道因为出身贫苦，才幸免于难。

“大肃反”之后，陈再道调任第32团第3营营长。“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这年11月7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4军和红25军在中央分局的指示下，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

陈再道仍在第4军第11师第32团3营。三天后，部队在黄安与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大仗，这场“围点打援”的战斗前后长达43天，敌我攻守对抗，达到白热化程度，陈再道亲自带领全营战士冲入前沿阵地，同敌人展开肉搏战，力战群魔，手刃数敌。

黄安战役后，部队又发动了商(城)黄(川)战役，痛歼蒋介石嫡系部队第2师，其师长汤恩伯战败后被撤职。

1932年3月，在徐向前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在皖西进行了著名的苏家埠战役，该战役历时48天，共毙俘敌3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8月，敌人第四次“围剿”开始了，这时张国焘从后方来到红4军驻地召开中央分局会议，提出“不能停止进攻”的方针，作出南下攻麻城的决定，而徐向前等人认为部队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应当及时休整训练，但张国焘坚持自己意见，部队只得挥戈南下。

当时提出动员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七月骄阳似火，部队急行军直趋麻城，先后歼敌第31师第93旅，继而荡平方圆百里的反动民团，然后重兵包围麻城县。敌军急从黄陂、武汉派兵驰援，途中被我击溃退至宋埠镇等地。

8月8日，红4军部队再次向麻城展开进攻，受阻于陡坡山之敌，师长命令陈再道率第3营突击，拿下陡坡山。陈再道大声说道：“保证完成突击任务!”他右手一挥，带领全营战士猛扑向陡坡山。

战斗中，陈再道不幸负伤，子弹从右臂上部射入，从后颈下穿出，他一时竟不知疼痛，仍不顾血流满身率领全营向前突击，最终突破敌人阵地，后续部队攻了上来，猛攻守敌，全歼敌一个团。战后，陈再道被送进了后方医院。

不久因部队转移，他提前出院，随军转战至平汉线以西，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

在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中，红4军被迫长途转战，陈再道伤未痊愈，坚持随军东征西战，和敌人打了大小几十场仗，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向西北方向挺进。

红4军沿途冲破敌人多层包围圈，进入陕西境内，与陕军杨虎城部交战，击溃敌军后，即刻撤出战斗，翻越白雪皑皑的秦岭，渡过汉水，再翻越巴山进入四川。

在与四川军阀的战斗中，一个月内捷报频传，歼敌三个团，击溃敌八个团，最后立足通江、南江、巴中一带。陈再道伤愈参战，不久升为第31团团长。

红4军在四川的胜利，使各路军阀闻风丧胆，红军乘机在川陕边界建立了根据地。

1933年6月，部队召开了军事会议，总结了作战经验，决定改编红军，把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副主席。原红10师扩编为第4军，下辖第10师、11师、12师，陈再道任第11师师长。

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4月底，四川军阀刘湘秉承蒋介石旨意，对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总攻，均被粉粹，以伤亡3.7万余人而告退。不久，刘湘复仇之心大涨，又组织兵力围攻红军，于1934年7月发动了六路围攻，攻击红军驻地万源。

陈再道率第11师坚守在巴水西岸的玄祖殿山上，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和波浪式的密集冲锋，英勇顽强地抗击攻山之敌。当刘湘所部又一次战败退回去之后，红军决定乘胜进行反攻，突破万源西南的青龙观。

8月9日夜，夜袭青龙观的战斗开始了，红军很快撕开了敌人的防线，大军从左右两翼发动进攻，向敌人的纵深猛插。陈再道率第11师攻占了龙池山以西的五龙台、石寓场，迎战援敌陈兰亭师，痛歼敌军大部。

最后红军打败了刘湘指挥的六路围攻，取得了巨大胜利。反六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整训，许世友调到红4军任军长，辖第10师、11师，陈再道仍在第11师任师长。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红军北上，打算和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打通北方之路，红四方面军于3月强渡嘉陵江，陈再道率第11师会同第10师负责掩护主力渡江，取得成功。渡江后，红军兵分三路，横扫沿江守敌，彻底摧毁敌人防线，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地区，部队也发展到8万多人。

6月18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由于川西地区多是高山险谷，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给养困难，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北方陕甘地区地域宽阔，居民较多，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又是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并且邻近华北，距华北抗日斗争的前线较近。

于是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此时张国焘却加以反对，打算率部西进到新疆、青海等地。

红4军完成钳制敌人任务后，踏上了茫茫无际的大草原。陈再道率军走进草地，一周后从死神统治的草地挣脱出来到达班佑地区。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红军主力会师后，陈再道到红军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回到红4军，先后任副军长、军长。不久，红四方面军分三路纵队出发北上，历经千辛万苦，斩关夺隘，于10月10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宣告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陈再道率红4军进入陕甘宁根据地，不久驻扎盐城池附近进行整训。

1937年2月，中央决定组成援西军，为解除去年西渡黄河的西路军之危，在刘伯承司令员的率领下，陈再道率红4军日夜兼程向西疾进。

当部队行至甘肃东部镇原时，突然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原来刘伯承接到西路军弹尽粮绝，已经兵败祁连的电报，援西之举已无意义。大家听到此消息后，泣不成声。陈再道泪如雨下，想到一同战斗过的战友再也不能见面了，心情异常悲痛。

抗日战争时期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经多方努力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国共再度合作，陕甘宁边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三个师及直属部队。

红4军编为第129师第385旅，红31军改编为第386旅，陈赓为旅长，陈再道为副旅长。部队整编后，一部分部队留守陕北，129师师长刘伯承则率386旅等部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陈再道从红4军调到386旅，心情十分沉重，他对红4军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一名军长，整整10年，他曾与战友们朝夕相处，同甘共苦，一朝别离，也不免英雄落泪，心潮起伏。不久，部队整装出发，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

陈再道所在的第386旅在山西长生口与日军作战，毙伤日军300余人，首战告捷。其后，第386旅又在刘伯承亲自指挥下，伏击日军于七垣村、黄崖底多次，歼敌数百，大大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日情绪，也使八路军军威大振。

1937年12月，抗日形势发生变化。129师决定抽调五个连组织一个东进纵队，陈再道任东进纵队司令，率部开往冀南创建抗日根据地。12月5日，陈再道率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约五百健儿下太行，开赴冀南，展开了抗日斗争。

陈再道率部进入冀南后，依靠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迅速开展工作，打击反动武装，收编土匪和争取伪军反正，开办“抗日军政学校”，培训当地进步青年，并亲临讲课。很快，东进纵队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冀南地区抗日形势日益见好。

1938年4月，徐向前副师长率两个团和一个支队开赴冀南，并策划了进攻威县的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陈再道则乘胜率东纵等部扩大战果，数次歼敌军于冀南周边的县镇，扩大了冀南根据地。几个月后，冀南地区南到成安、北到枣强、西至隆平、东至高唐的广大地区，均被八路军占领，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随着根据地的巩固，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成立冀南行政公署和党委，为了加强地方武装，成立冀南军区，与东纵分开，陈再道仍任东纵司令。整编部队后，东纵辖有三个团。整编刚结束，陈再道接师部命令，率部发起了扫平漳河以南伪军和土匪的漳南战役。

1938年8月30日夜，陈再道率东纵、青纵等主力向临漳守敌发起总攻，激战10天共歼敌4千余人，俘获伪军长李台及官兵共1100多人。战斗期间，日寇两次出动飞机轰炸八路军，又派出汽车10余辆，满载日军200余人，对我骑兵团进攻，仍未能挽回伪军败局，反被重创，仓皇逃回安阳。

之后，战斗向纵深发展，八路军攻克滑县，最终歼敌7000多人，漳南战役取得重大胜利。

1938年11月至1939年下半年，日伪军对冀南根据地进行了多次疯狂大扫荡，八路军在冀南人民的支持配合下，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发起大小战斗四百余次，毙伤敌数万人，使日伪军不敢再入冀南根据地一步。

1940年2月，八路军在冀南开始了反击石友三的讨顽战役。石友三原为冯玉祥部下，曾任冀北保安司令，其部后被国民革命军改编为181师，石友三任师长，不久任扩编后的第69军军长、第10军团司令。

他秉承蒋介石旨意，与八路军对抗，制造摩擦，又发展到武装进攻，捕杀我游击队战士和抗日家属，同时与日寇勾结，配合日军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对于这个顽敌，129师决定发动讨顽战役，痛打石友三部，以巩固冀南根据地。

当时在冀南地区的顽军共有17000多人，八路军出动了20多个团分成5路分别进攻和钳制敌军各部。陈再道和刘志坚负责指挥左翼队伍共十个团兵力，担任主攻任务。战前陈再道作了动员报告，部署了各部作战任务，提出了要求。

会上群情激愤，战士们斗志昂扬，誓死为战友报仇，讨伐石友三这个叛逆。石友三闻讯率部秘密南逃，陈再道命各部迅速追堵，沿途击溃守敌，直逼石友三至威县东南的下堡寺、摇鞍镇一带。八路军立即包围顽军所在地区，经五天五夜激战，歼敌两千余人，石友三则乘雪夜率残部西逃。

这天夜晚，陈再道心绪不宁，夜间冒雪出门，想四处走走消除连日的疲劳。忽然发现雪地上有大车驶过的痕迹，正从两个村子之间辗过，立即亲率百余名骑兵跟踪追击。

至凌晨，发现顽军在曲周东北的南北龙堂正准备西渡滏阳河。由于敌众我寡，陈再道命令骑兵部队严密监视敌人，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再发动攻击。中午时分，东纵的两个团赶到，猛攻顽军阵地，石友三拼命抵抗，下午四时许，石友三率残部南逃。

这时周边日伪军出动两千余人，掩护石友三，双方激战之时，石友三渡过滏阳河，逃窜而去。三月初，八路军开始了第二次讨顽作战，陈再道改率中央纵队，主攻石友三部。第一天首战告捷，攻占了六塔集等地，继而击溃顽军反击，并切断石友三部与高树勋部的联系。

3月5日，石友三部溃散，陈再道命部队分路追击，自己则亲率骑兵团穷追顽军主力至东明海头集。至3月11日，石友三率部逃过了陇海线，八路军遂奉命后撤，回师再歼他敌数百人。

两次讨顽战斗，八路军打跑了石友三等部顽军，歼敌65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八路军伤亡也有两千多人，但最终取得了胜利，巩固了冀南、冀中以及鲁西、豫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129师决定将冀南军区和东纵合并，撤消东纵番号，划归军区领导，陈再道任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为政委，将所有部队改编成四个野战旅。整编后，冀南地区的部队达十三个主力团，转战各地，威震敌胆，成为冀南平原抗战的中流砥柱。

1940年秋，我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一次举世瞩目的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参战部队多达105个团，20余万人，200多万民兵，历时三个半月，史称“百团大战”。陈再道奉命率冀南部队参战。

数月中冀南部队作战175次，毙伤日伪军1790余人，破坏敌人的铁路40余华里，公路1120余华里，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百团大战后，日军集中兵力对付八路军、新四军，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先后对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残酷的报复，推行所谓蚕食政策、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消灭抗日根据地。

日寇对冀南的大扫荡是从1941年3、4月间开始的，敌人采取分区进攻的战术，但很快被八路军粉碎了。之后，陈再道指挥冀南部队对日军进行了破击战，又奇袭类子镇，炮轰敌据点，大灭了日伪汉奸的威风，大长了抗日群众的志气。1942年4月29日，日军对冀南出动重兵搞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3万余日伪军分兵合围冀南部队各地驻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各部将士分别突围，伤亡惨重。

陈再道在“四二九”大合围中，正率部在外线作战，闻讯后急赶回军区，但部队已突围出来。

他听到战士们英勇奋战、浴血拼搏、视死如归的消息，难抑悲痛之情，悲恨交加，决心誓报此仇!这次合围之后，日军组织了多次合围行动，使八路军处于严重的困难境地。陈再道率部与敌巧周旋，开展了游击战，趁空偷袭敌伪据点，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活动。冀南地区的民兵则与敌人展开了地道战，配合正规部队打击了进犯之敌。

1943年5月，陈再道被派往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学习，10月又派往延安学习。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陈再道作为冀南地区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的报告，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有了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再道与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等人于8月25日乘飞机离开延安，回到了太行。

此时，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调集大军，兵分三路向解放区扑来，第一战区胡宗南部两个军，经风陵渡进抵运城以南，第十战区李品仙部三个军，由皖北向徐洲推进，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四个军攻占我集宁、丰镇后，向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一带发动进攻。

陈再道随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飞回太行前线，风尘未洗，就投入了反击国民党军的上党战役。

是役，陈再道率冀南军区主力配合太行、太岳部队和地方兵团共计3.1万人，首先发起攻击长治的战斗。经过两天激战，刘邓部队基本肃清长治外围各城敌人，大军直逼长治城下。

此时，阎锡山部第83军三个师约20000人从太原出动向南驰援，其先头四个团进至新店地区，有救援长治迹象。敌变我变，陈再道奉命率冀南纵队全部配合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部队，继续包围和佯攻长治，吸引敌83军向长治驰援。

同时，刘邓部太岳纵队主力和太行纵队全部兼程北上打援，钳击来援敌军，逐步将敌合围于老爷岭、榆林、关上村、磨盘地区。后经侦察发现，被围困敌军并非只是从太原来援的三个师，当面之敌为敌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率领的第23、83军和消防军等八个师、两个炮兵团，共计2万余人，与我围城部队大体相等。

为了加强兵力，刘邓当即决定调担任围城任务的冀南纵队投入打援作战。陈再道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部直奔磨盘、老爷岭，将敌重围。

经过数日激战，10月12日下午6时，部队围歼敌2万余人，敌军长史泽波及两个师长被活捉，取得了上党战役的全胜。

捷报传到延安，宝塔山下一片欢腾。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对上党战役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没有实现。

……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参加上党战役后，陈再道率领晋冀鲁豫第2纵队(由冀南纵队改编)又在刘邓指挥下，配合兄弟部队投入了紧张的平汉战役。

此时，刘邓根据敌人第30、40军、新8军沿平汉线北上，企图增援东北的动作，将主力集中在平汉线，除令陈赓所率第4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担任同蒲路方向阻敌北进外，集中第1、第2、第3纵队及太行、冀鲁豫、冀南三个军区的主力共6万人，并动员10万民兵、自卫队发起平汉战役。

此战开始，第1纵队开至漳河一线，迟滞阻敌前进。10月24日，陈再道命第2纵队所属两个旅控制了邯郸及其以南之罗城头、张庄桥、张家桥、陈家岗地区。

此时，我第3纵队集结于东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独立支队和太行支队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对平汉路之敌形成了三面包围态势。战役进入合围阶段后，刘邓首长采取分而治之战法，一面派部队阻击从石家庄南下之敌；一面派部队牵制从安阳北上之敌；同时命所部袭击、割歼、疲惫当面之敌，在对敌实行军事打击之时，辅以政策攻心瓦解敌人，促动摇之敌起义。

此时，国民党新8军军长高树勋经共产党派进该部的共产党员王定南多次做工作，迫于威压之势，于10月30日在战场率部起义。

随之，部队采取“围三阙一”战术，故意网开一面，诱敌突围，进入预设伏击圈。陈再道率第2纵队配合其他兄弟部队勇猛地向敌人发起冲击，打得国民党军溃不成军。

此役，部队共歼敌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被俘。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为实现其“三个月消灭共军”的狂妄计划，又从豫西、陕南抽调三个整编师，从淮北、徐州调来一个军、两个整编师，加上原在郑州、新乡、开封、商丘等地的七个整编师，共十四个整编师、三十二个旅计30万人，迅速集结，准备对我冀鲁豫军区腹地荷泽发动进攻。

面对严竣的敌情，刘邓首长决定挟胜利之威发起定陶战役。发动此次战役时，我晋冀鲁豫部队仅有四个纵队，约5万人，在数量、装备上明显处于劣势。刘邓首长仔细研究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发现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系敌军主力，其与整编第47师虽齐头并进。

但有8至10公里间隙，便于分割围歼，于是果断决定将我第3、第6、第7纵队主力集结于定陶地区，调陈再道指挥的第2纵队至东明东南地区，组成两个集团；以第2纵队(欠第4旅)、第6纵队共五个旅组成右集团；以第3纵队(欠第9旅)、第7纵队共四个旅为左集团，共同担任歼灭敌整编第3师的任务。

9月5日下午，敌整编第3师被诱至大小扬湖预设战场。午夜，部队突然向敌发起总攻，至6日上午，歼敌一个团。

随后，陈再道率第2纵队配合第3纵队、第7纵队歼敌一部，使敌整编第3师遭受重创。敌师长赵锡田见势不妙，企图率部南逃，敌军刚刚离开工事，部队从四面八方冲上来将敌逐个分割，迅速全歼敌人，敌师长赵锡田也被活捉。

围歼整编第3师一仗是一场恶仗、险仗。战斗中，敌军火力凶猛，固守阵地，死不投降。陈再道所部第2纵队及王近山所部第6纵队指战员在战斗中前仆后继，不惜流血牺牲，敢于刺刀见红，令敌人闻风丧胆。

虽然伤亡较大，但使部队得到了强化攻坚锻炼。

1947年，在晋冀鲁豫战场上，我刘邓大军越战越强。继定陶战役之后，我晋冀鲁豫部队在鲁西南战役中，一举在羊山集又取得全歼国民党军四个整编师、九个旅共6万余人的空前胜利，接着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在这一重大行动中，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分三路向中原大别山挺进：第3纵队为东路，第1纵队为西路，第2纵队和第6纵队为中路，分路直奔大别山腹地，刘邓首长及野直指挥机关随中路军前进。

8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开始了!我10万大军按照原计划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层层屏障，沿路扫除国民党军拦截障碍，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兼程向大别山挺进，于1947年夏末到达大别山区。

在千里跃进大别山途中，陈再道率第2纵队紧密护卫着野司机关及刘邓首长，发扬“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排除千难万险，终于胜利抵达目的地。

陈再道——这个湖北出生的虎将阔别18年后又回到故乡的怀抱，说不出心里有多么激动!他捧一把故乡的土，禁不住热泪涌流……

部队到达大别山后，陈再道奉命率第2纵队与第1纵队、第6纵队一个旅、中原独立旅共九个旅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牵制敌人，掩护兄弟部队展开。

接着，陈再道率部在商城以北河风桥地区与敌军打了一仗，由于部队初来乍到，地形不熟悉，虽未能达到预期作战目的，但调动了敌第48师、第7师从新县、宣化店地区回援，掩护了大部队展开。

不久，陈再道率部配合兄弟部队在商城光山附近连打两仗，歼敌新17旅一个团，击退了敌增援部队第855师的进攻。

这样，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以九个旅的兵力将敌牵制抑留在大别山北面，而以五个旅的兵力分别向鄂东、皖西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了十七个县的民主政权，取得了立足之地。

这年10月初，为了反击敌军七个整编师对我大别山北部主力的合围，陈再道奉刘邓首长指示，率第2纵队配合第1纵队及中原独立旅乘虚出鄂东，寻机歼敌，于10月8日至10日，歼灭了驻歧亭、柳子之敌第56师新17旅旅直及所属第1、2团，攻克李家集，歼敌第25师一个营，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长江北岸敌军，连克团风、浠水、广济、英山等城镇。

10月下旬，刘邓首长集中第1、第2、第3、第6纵队，将蒋军第52师诱至高山铺的崇山峻岭间一举将顽敌全歼，计歼敌一个师部两个半旅共1.

26万人。陈再道率第2纵队作为预备队亦参加了此次战役行动。11月下旬，蒋介石成立了一个“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白崇禧任主任，总揽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他叫嚷与共产党逐鹿中原，确保长江大动脉，组织了十五个整编师又三个旅的兵力(计三十三个旅)，对大别山围攻。

此时，转眼进入寒冬腊月，刘邓大军千里南下，衣服单薄，过冬成了大问题。

在刘邓首长的指示下，陈再道所率的第2纵队自己动手买土布、染布，缝制棉衣，顺利解决了部队过冬问题。接着，刘邓亲率由第1、第2纵队及中原独立旅组成的西路突围部队出击鄂东南，寻机歼敌，尔后集中十个旅一举歼灭跟进的国民党军第40师、第52师82旅1.26万人，粉碎了敌人的重点扫荡。

不久，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第12纵队从根据地出发来到大别山，并送来了一批新战士和伤愈归队的指战员，第2纵队各旅也及时得到兵员补充，战胜敌人的信心更足了。

随之，刘伯承司令员为了分散敌军，率第1纵队跃入外线，北渡淮河，在淮西区展开，陈再道的第2纵队及第3纵队、第6纵队等部在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留内线作战。经一个月战斗，到12月底，歼敌1.

1万余人，收复了太湖、黄山、金寨、广济、潜山、黄梅、礼山等10余座城，继而回师许昌、信阳扩大战果，连续歼灭了敌第5兵团整编第3师，给敌第20师以歼灭性打击。

1948年2月24日，野战军前方指挥部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及后方指挥部会合于安徽临泉以南的韦寨，又奉中央命令筹划与华东野战军展开围歼国民党军主力的大战役。

此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命改为中原野战军。

1948年3月，我陈(赓)谢(富治)、陈(士榘)唐(亮)两兵团发起进攻，一举攻克河南大城市 洛阳、开封。

5月2日，陈再道指挥的第2纵队与陈赓指挥的第4纵队及华野第10纵队联合发起宛西战役，解放县城九座，歼敌2.1万余人。

6月17日，部队发起豫东战役，华野歼灭敌邱清泉部等9万余人，中野负责阻击胡琏、张轸部北援，亦歼敌7000人。

7月16日，我中野第6纵队举行襄阳战役，一举解放襄阳，歼敌2.1万人，活捉国民党大特务康译。

11月上旬，我中野、华野联合发起淮海战役。11月10日，华野部队将黄伯韬所率国民党第7兵团包围于碾庄，经十一天激战，全歼该兵团。此时，我中野各纵队转入徐蚌线作战，经请示中央，决定发起歼灭敌五大主力之一黄维所率敌第12兵团的战役。

11月25日，将敌第12兵团包围在宿县以南的双堆集。黄维兵团系蒋军五大主力之一，全副美械装备，并配有飞机、坦克及重型火炮，要歼灭它谈何容易。

总前委决定，将兵力组成三个集团对敌围攻：由陈赓率东集团，陈锡联、陈再道所率第2、第3纵队组成西集团，王近山指挥第6纵队及陕南12旅等部组成南集团，于12月6日对敌发起总攻。陈再道所率第2纵队在对敌进攻中，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不怕伤亡，前仆后继，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激战至15日，终全歼黄维兵团10万余人，生俘敌兵团司令黄维。

这次战役，是陈再道参加革命军队以来历时较长、伤亡较大、危险最大、胜利最大的一仗。

打扫战场时，陈再道望着倒下的战友们的遗体，心中十分难过，但当他看到一群群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从自己身边低头走过时，他的脸上又露出胜利的微笑……

此后，在刘邓首长指挥下，陈再道率领的第2纵队和兄弟部队一道，参加百万雄师强渡长江的渡江战役及进军大西南的战役，直至全国解放。

婚姻

陈再道刚参加革命不久，按照家乡的习俗，与一个叫熊慧芝的农家女子结了婚。

本来，婚后的爱情生活应该是幸福的，但战事不断的硝烟环境，陈再道只在家住了一个星期便重返部队。谁知，这一去，他就再未回过家乡。农家女熊慧芝每天遥望天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被人贩子将她作为“匪属”而随意转卖，最后嫁给了外地一个裁缝，痛失所爱，陈再道悲痛欲绝。

从那以后，在对待个人问题上，他似乎有点万念俱灰，就这样过了10多年。

陈再道任386旅副旅长的时候，旅长就是陈赓。陈赓打仗是英雄，在促成别人的好事上也有绝招：对于自己的副手兼兄弟的陈再道，陈赓更是关心。

就在陈再道要率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前，陈赓交待陈再道：“冀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到了那里一定要找个好老婆！”然后，陈赓半开玩笑地命令参谋长卜盛光，“你当竭力促成陈再道找个好老婆，若两年之后他还是单身一人，你提头来见！”

七二○事件

提到陈再道，人们往往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出现的“七二○事件”，该事件惊动了中南海的所有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面，林彪和“四人帮”也直接插手，一时江城风云变幻，陈再道成为全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了。

但是毛泽东对陈再道充分信任，他说过他不相信陈再道会反党。因为他知道陈再道战斗的一生，是时刻和党站在一起的。

七·二○事件是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的事件，在当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林彪、江青等在武汉制造的打击武汉军区及一派群众组织的反党乱军事件。

背景

1967年2月初，军内“造反派”强行占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设在大楼内的长江日报社，2月8日，易主的《长江日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武汉军区又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即《二·二八声明》）派军队重新“接管”红旗大楼。

到3、4月份，武汉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冲突白热化导致流血事件频频发生。

7月，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来到武汉解决两派组织的问题。

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驾驶员是潘景寅）。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亲自听取汇报，协调两派的关系，使问题逐步走向解决。

经过

7月18日晚，周恩来因要事返京。王力、谢富治乘机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把“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

之后，“工总”派立即出动广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从而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7月20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及其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解放军涌进王谢驻地，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但遭到拒绝。于是，一些群众冲进去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对王力进行质问和批判。

武汉军区负责人在周围保护王力的安全，不久王力即被转移到二十九师部。鉴于武汉的局势，当日毛泽东离开武汉。这时“百万雄师”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工人、农民，以及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中央代表团王力等人的行径，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震惊了全国。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省群众组织讲话时，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

7月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林彪、江青污蔑这次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变”，并借此攻击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等人。

武汉大学造反派组织召开大会，揭发声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并成立“斗陈办公室”，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两大派系的武斗逐步升级，武汉大学内的“农奴戟”战斗兵团（龙派）和“虎山行”战斗兵团（虎派）亦相互攻击。

是日，造成较大规模的冲突。

结果

7月25日，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组织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实际上两人算逃回北京）。

并在全国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而冲击军事机关的反革命浪潮，都表示大力支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

26日，哈尔滨市30万军民举行了所谓声援武汉“革命派”的大会，并进行了游行示威。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

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诬为“黑后台”。

湖北全省在“七·二○事件”后被打伤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达184090余人。四人帮倒台后，中共对“七·二○事件”中遭受迫害的群众，以及当时同情、支持这些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及家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