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看钱钟书 坐看潮起潮落——张爱玲 钱钟书合说(05 9 7)
解放后差不多30年时间,张爱玲的作品在大陆销声匿迹,名字亦不见于任何文学史著述。80年代初,张爱玲却如同“出土文物”浮出历史地表,最初只是静悄悄地受到“专业阅读”的关注。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回想说:“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我们是从图书馆尘封的“库本”中找到张爱玲的《传奇》。
” 随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和港台一些张爱玲评论的传入,张爱玲“正式”进入了一些文学史家和研究生的视野。
同时期柯灵发表在了《读书》(1984年第4期)和《收获》(1985年第3期)上的《遥寄张爱玲》一文更是引起广泛的关注。相关影视剧如《滚滚红尘》、《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等的推出更是为“张爱玲热”推波助澜。
1992年下半年到1995年初这两年多时间里,竟有4部张爱玲传接连出版。张爱玲越来越为社会所知,也越来越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并和商业操作日益结合,成为90年代特别显眼的一种精神现象。
1995年9月,张爱玲在海外仙逝使她又一次引起媒体瞩目,这位民国奇女子以“死去”而在媒体中再“复活”。台湾小说家朱天心曾以“只是一个手势”,来形容张爱玲逝去的消息,因为在生命最后的20年,张爱玲是形同不在的。
但这个手势却不是一个消失的标记,反而更像一个召唤的信号,召唤着华语世界热爱她的读者们。 而今,张爱玲居住过的上海已成了“张迷”们心中的神往之处,一批又一批的来自世界各地读者来到上海寻觅张爱玲的痕迹,尔后再以小说、随笔、话剧、影视剧等各种方式重新诠释了她们心中的张爱玲和她的“海上繁华梦”。
曾经看过一本台湾作者的游记,名字叫《绑架张爱玲》,说起绑架,煞是吓人,其实细细翻来,也不过是心心念念要追寻张爱玲的笔墨探寻上海的风情罢了。
钱钟书 世界上惟一的走了
1978年到1980年间,钱钟书先后访问欧洲、美国和日本。他那一口极其流利典雅的英语震慑四座,就连说母语的美国的教授也不由的感叹:“从未听过有人的英文说得如此漂亮”。钱钟书在讲座时常常引经据典,幽默风雅,逢到要引用意大利诗人的作品时,就用意大利语诵读,而临到要法国诗句时,又转为流利的法语。
惹得当时的一众外国教授和记者一惊一乍,只有感叹的份。1980年《围城》再版,旋即成为了畅销书,一版再版,到最后连原本的印模都已经磨损不堪。
不久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极受欢迎,多年来籍籍无名而今妇孺皆知,钱钟书人们不管中外,都像膜拜菩萨一样,争相前往北京三里河钱的住所拜访。钱钟书生性淡泊,不喜热闹,对这种现状无可奈何。
杨绛先生曾回忆说:“他每天收到很多信……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写回信,他称为‘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但是债总是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1979年在给夏志清的信里,他写道:“自七月以还,访客不绝,大率均属美利坚人,此辈猎奇朝圣者,乃如至万牲园之漫不经心之游客,在东张西望好奇之余,欲见一中国士大夫而已。
”1998年11月21日,钱钟书在妻子杨绛以及众人的陪伴下度过88岁华诞,不到一个月,1998年12月19日,一代天才辞别人世。
钱钟书留下“一切从简”的遗嘱,清清简简的离开了。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