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的后人 “坏人”是坏制度惯出来的 “好人”是好制度制约和引导出来的
来自作者著《中国历史的教训》中信出版社 此书被中纪委网站列为推荐书目。
原标题:皇帝的伙食费,前段时间被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公号“侠客岛”以“他们在耍你耶,皇上!”标题推送。
作者的文章《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后附)曾在中纪委网站要闻刊出,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本文意味深长:“坏人”是坏制度惯出来的,“好人”是好制度制约和引导出来的;与其寄希望于发现“好人”,不如多花功夫在建立健全制度上。
孙中山先生曾慨叹,中国人的通病就是想当皇帝。也是,封建社会奉行官本位,“是官强于民”,而当官的最高境界自然是当皇帝。其实,皇帝这份工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滋味,风险高、工作量大且不说,就是后勤部门报花账这事,也很难对付。比如,自己的伙食开销到底是多少,没几个皇帝搞得清。
根据当时的账面记录,明朝万历皇帝的伙食开支是每月480两白银,折合人民币15万元左右,饭量这么大?到了清代,皇上的伙食标准更无法想象,小皇帝溥仪每年要消费肉类1万斤、家禽3000只,年伙食开支将近20万两白银。万历皇帝作风懒散,创造过30年不上班的记录,对财务问题可能不上心;溥仪正是上幼儿园的年龄,骗小孩子不需要技巧,所以这两个例子可能有点极端。那么,正常的情况如何呢?
清朝早朝时间从凌晨5点开始,大臣们为了不迟到,每天起得比鸡还早。
有一天,一代英主乾隆皇帝亲切地问候一位大臣:“你天天上班这么早,在家吃早点了吗?”大臣说吃了,乾隆又好奇地问:“早点吃什么呀?”大臣答:“俺家里不富裕,随便吃几个鸡蛋。”乾隆惊讶得倒吸一口气:“天哪,10两银子一枚鸡蛋,我都不敢多吃,你还哭穷!
”大臣立即明白是有人搞鬼,但也不好乱说,只好敷衍道:“外面卖的鸡蛋都是残次品,特便宜,质量好的鸡蛋我们哪里吃得起。”乾隆这才释怀,倒过来安慰大臣:“别急别急,咱以后加工资。”
到光绪时期,鸡蛋进价已变成30两银子一只,其实市场上才三四个铜板。光绪偏偏喜欢吃鸡蛋,因此每年要“吃”掉上万两白银,弄得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
有一天在跟翁同龢闲谈时,光绪问:“鸡蛋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贵了,翁老师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也不敢直言:“过年的时候买一两个给孩子们解解馋,平时不敢想。”可怜的光绪皇帝,终生都以为吃鸡蛋属于高档消费。
道光皇帝特别节俭,每年个人的全部生活支出,还不及后来他的儿媳妇慈禧的一半,弄得后勤部门清汤寡水,大家都很郁闷,就不断创新贪污思路。时间一长,道光隐约感觉不对,就想搞搞调研。
有一天,道光突然问大军机曹振镛:“你家平常做饭,都是谁买菜?”曹振镛知道皇上最欣赏艰苦奋斗的干部,痛快地回答:“保姆买菜我不放心,下了班俺自己上菜市场。”这是实情,曹振镛不但亲自买菜,还时常因为一颗土豆半根葱跟菜农吵架,一点领导干部的样子也没有。
道光切入主题:“那鸡蛋多少钱一只呢?”曹振镛是个情商超常的老江湖,他一盘算,管后勤的可都是皇帝身边人,岂能瞎掺和,便顺口编了个故事,回避了领导的问题:“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差点死了,医生嘱咐千万不能吃鸡蛋,一吃就没命,所以我家从来不敢买鸡蛋,真没口福啊!”
道光还曾经想过叫外卖,这在今天是很平常的事,他硬是没办成。
道光上任前,曾在前门一家小吃店吃过一碗汤面。这家的汤面做得实在是好,以至于几年后道光还记得。道光登基后,有一天发现吃饭开支过大,就明确要求伙食不要太讲究,多搞点家常的,比如汤面之类的。
第二天,皇室后勤事务管理局内务府就打来一份报告,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选派得力干部挂帅负责;修建专门的汤面厨房一所,增加事业编制若干;请求拨付筹办费6万两,此后每年需1.5万两保证运行。道光一看差点晕过去:“这也太夸张了吧,前门外就有一家汤面馆,不能让太监去买吗?”
过了几天,内务府的人报告说,前门外的那家馆子早就关张了。道光只好认栽:“算了算了,我不吃汤面了!”
有一次,咸丰皇帝书房的门坏了,后勤部门的意见是换扇新的,咸丰说修理一下就行了。门修好了,报销单据上写着白银5000两。咸丰大为震怒,桌子一拍:“你们当我是傻子吗!”立即下令组成专案组,要求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讯问了好几圈,结果出来了:具体办事的干部是新来的,业务不太熟,加上第一次给皇上办事,心情过于紧张,错把50两填成了5000两。看到领导还有点专业知识,后勤部门着实小心谨慎了一阵子,但风头一过,依然故我。
光绪与慈禧关系微妙,趁老佛爷六十大寿之机,光绪定做了手镯作为生日礼物。内务府司长庆宽是经手人,报销了4万两银子。光绪责问:“怎么这么贵?”庆宽笑笑说:“太后已经看过了,很喜欢。”光绪无奈,暗下决心要除掉这个蛀虫。
恰好此时,庆宽通过私下运作,包揽了慈禧寿辰庆典的采购工作,他的同事们眼红了,集体向皇上举报他的斑斑劣迹。光绪则顺势撤销了庆宽一切职务,提前退休。两个月后的一天,吏部班子成员突然开会,一致推荐庆宽担任江西盐业专卖局一把手。光绪乖乖画圈,自此再不过问后勤的事。
慈禧太后当政那些年,是大清历史上腐败分子感觉最爽的时期。这是因为慈禧自己就十分贪财,而纳贿收礼少不了帮手,鼓励报花账就成了她购买忠心的妙招,事情更不可收拾了。
有一天,后勤部门按照领导指示,出去采购了100只皮箱,每个箱子报销60两银子。军机大臣阎敬铭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还主管过财政部门,知道这里面猫腻不小,便郑重向慈禧提建议:现在市场上的皮箱,每只不会超过6两银子,内务府明显是报花账、骗领导,不认真查处不得了。
慈禧连连摇头说:“你别听人嚼舌根子,哪能这么便宜。”阎敬铭以为领导不了解行情,说我们家前天刚买了一只,还是名牌呢,就是几两银子,而且,集中采购价格还会降低。慈禧这下不高兴了:“那好吧,给你半个月时间,你帮我买100只皮箱来,办不到你负责。”
第二天阎敬铭兴冲冲地拿着银子上街,不料所有箱包店都不开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箱包店老板,老板压低嗓子说:“昨天宫里来人了,通知箱包店一律停业整顿半个月,如有违反,以后就不能开店了。”阎敬铭心想,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就不信正不压邪!奋笔疾书一封信,派人送给天津道台,请他赶紧代购100只皮箱送来。
半个月过去了,天津那边消息全无,送信的也不见踪影,急得阎敬铭差点撞墙。几年后他才知道,当时有人硬塞给送信的1000两银子,让他滚得越远越好,不然小命不保。气得阎敬铭破口大骂:洪洞县里没好人!
内务府的干部天生都是坏蛋吗?不是坏蛋就不能到内务府工作吗?不是!他们都是经过层层把关选拔进来的,如果政治不可靠、品德有瑕疵、业务不精通,根本没有机会来为皇帝管理家务和财务。可是在清代,内务府却是最臭名昭著的部门,是腐败分子暖洋洋的温室,贪腐案件易发多发,许多干部成了明火执仗的劫匪,而且谁都拿他们没辙。
同样一个人,怎么会由天使变成了野兽呢?
原因很简单,内务府一直缺乏刚性的制度,更不要说现代财务制度;加上在皇帝身边工作,各部门巴结还来不及,谁敢监督?内务府编制超过3000人,指望皇帝一个人进行有效监督是不现实的;再说日久生情,猫和老鼠朝夕相伴,也会成为朋友。
其实,人本来就是半人半兽的东西,恩格斯早就说得明白:人来源于自然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有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同时,人又是理性动物,趋利避害是人类的理性选择,本无所谓好坏——这是人性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生物学原因。
当攫取丰厚利益的机会无处不在,暴露的概率又低,利害相权,只要有利无害或利大于害,他就可能选择当坏人。虽然,运用道德约束、思想教化等来改良人性,理论上具有根本意义和终极价值,但却不具备现实的、工具性的制约功能,不但效率低,而且不可靠,这就好比要防止鸡鸭进菜园子,扎紧篱笆是最有效的。
好的制度恰恰是这样一种精巧的工具,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顺应人性的规律,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自然选择做好事、当好人,并且,即便是天生的恶棍,也会这样选择,否则就不符合他的利益,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
对此,先贤们早有精彩论断。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政治哲学家哈耶克说,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
历史和现实反复启示我们,“坏人”是坏制度惯出来的,“好人”是好制度制约和引导出来的;与其寄希望于发现“好人”,不如多花功夫在建立健全制度上。
庆亲王奕劻工作能力很差,名声也不太好,官运却好得出奇。自1884年到大清倒台的27年中,他先后负责外事、海军、财政等重要部门,最后升到首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当然忙得要命。
但是庆亲王业余时间更忙,忙啥呢?吃饭、打牌、投资。
请客和吃请是他每天必修课,主题多是庆贺生日。当时成功人士都是老婆一群、孩子一堆,所以庆亲王不是在主办宴会,就是在出席宴会的路上。
然后就是打麻将。为了讨老佛爷喜欢,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到人,从宫女到太监,无不乐此不疲。
当时大清正是内外交困,慈禧需要舒解心情,所以对麻将引进工作十分满意。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庆亲王不时让他的一个小老婆进宫,不是陪老佛爷、就是陪老佛爷身边工作人员来两圈。这位女士每次进宫陪打,随身带去的银票总是不够输。功夫不负有心人,庆亲王因此不断得到提拔重用。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郑重提出批评意见。慈禧耐心地做人家思想工作:
“他啥水平我能不知道吗?但是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
说庆亲王没本事还真有点冤枉,至少他的理财水平出类拔萃。
清朝中央政府官员工资并不高,要想理财,先要解决无财可理的问题。对此,监察机关直指庆亲王“细大不捐”,大钱不怕多,小钱不嫌少。他的生财之道就是卖官,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卖好得很。
中层干部段芝贵送上白银10万两,立马买到了黑龙江代理巡抚。这样的事情多了,社会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庆氏公司总经理!
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稍早,简·爱小姐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年薪30英镑,生活就比较体面了;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不过2000英镑。
庆亲王理财很有天赋,也有超前意识。虽然外国银行已经进入中国,但是八国联军侵华硝烟未散,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家耻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更愿意到中国人的银行或钱庄存钱。
庆亲王却格外青睐外资银行,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厘钱。要是迟生一百年,庆亲王肯定是个家小在外、见首不见尾的“裸官”!
庆亲王的业余爱好直接引领了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
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当时北京的餐饮业、娱乐业十分发达。从前门大街到八大胡同,觥筹交错,灯红酒绿。洗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澡堂子、戏园子,茶楼、青楼的生意也被带火了,大小官员和成功商人永远是这里的主角。
倒霉的段芝贵在上任途中就被撤职查办,而卖官的庆亲王却安然无恙,照样每天忙于饭局、牌局,进出外资银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梁士诒、那桐、曹汝霖等大人物,都是洋银行的大客户。对此,连老外都忍不住了,莫里循毫不客气地写道:庆亲王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在坑害这个国家。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仰天长叹:“锅里的水都烧开了,鱼竟然没感觉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日历已经翻到了1911年6月。
辛亥枪响6年后,庆亲王奕劻寿终正寝。已经丢了江山的清皇室这才明白过来,给他加的谥号是“密”,意思是“查找不足,认真整改”!无论对于庆亲王本人,还是对于清皇室,这个时候再来总结经验教训,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身处民族复兴大时代的我们,庆亲王是一本居安思危的好教材,是我们应该照一照的镜子。(文/习骅,法学博士,中纪委驻国家铁路局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