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旭:舆论场在发生变化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曾繁旭从新闻学角度评析了此次杨表哥事件。"网络围观者"称呼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舆论场的演变由早期的大量意见领袖的带动形成公众质疑与追问,到今天发展成少量意见领袖的参与而微博转发结构更为松散,公众情绪化倾向较为明显,说明网络舆论形态在发展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值得思考。
以下为曾繁旭副教授的发言实录。
首先我在想,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这样的一个情绪比如网络暴民背后隐藏的情绪,有历史背景,理解这个事情最好把它放回到很多网络围观事件的历史脉络里面去看,这样才能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引起很多人那么集中来讲网络暴民的出现,而且集中理解中国的舆论场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
2008年周久耕事情来对比的话,首先这个事情的发酵非常快,当时周久耕事情从他的言论出来引起关注再到他被免职20天的时间。有社交媒体的语境,从被关注到最后地方纪委介入调查只用了六天时间,传播的动能和影响力更大,周久耕事情以来大家还是很欢欣鼓舞,觉得这是一个集体的狂欢,同时是一个民意表达也能带来影响。
但是在这个事情里面比较多的听到了很多传统媒体或者在微博上面比较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反思的声音,刚才曹老师说到网络围观者的说法,反映社会的舆论对于网络围观事件从早期非常振奋乐观到现在变得更复杂一些。
这种情况像郭老师讲的,有它的很偶然的地方,而且这种情况能否真正推动一个制度性的变革,不是那么得必然。
中间比如像在里面很活跃的意见领袖花冢,怎么样让舆论裹挟着往前走,停不下来,一停下来受到很严重的舆论谴责,让我们看到比较多复杂的情绪在这背后。
这个舆论场明显的变化,早期的网络围观事件其实非常好的嵌入到意见领袖的网络里面,大量真正意义上的大V,数百万粉丝的大V他们是有非常多的转发、评论、参与。这个事件跟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络围观事件江西宜黄争地拆迁引起自焚,也是通过微博来对当地的行政运作带来压力。
前段时间刚好完成这个研究,我们抓取了大量的微博数据来做统计,你首先会发现大量当事人朱如九的微博转发评论的数值都非常非常高。也就是说舆论场除了朱如九本人,还有几个媒体的意见领袖是非常重要的舆论场,大量的讨论和评论都是在这几个微博场上展现的。
现在到了后面的陕西表哥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那么集中的舆论场的作用在里面。在宜黄事件里面大量的意见领袖还是媒体记者或者电视主持人或者是时评评论员,这样一个数值统计下来差不多高达63%的比例都是媒体人的序列。
数值这么高,它的意义是什么?对于理解网络舆论的话,当有大量的媒体人或者时评人他们作为意见领袖参与进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的专业背景的原因,往往带动更理性的因素和讨论。
而在陕西表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追溯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舆论场,是更分散的,几个比较主要有影响力的人花冢、作家天佑更多是比较情绪性的推动性的让这个集体狂欢更加火上浇油的心态。一个舆论场如果有更多的公共意见领袖真正意义上大V的参与会有一种平和和调和。
提到了趋势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可以作为对比的例子就是2011年的7.23动车重大事故,这个也跟阴天的话题密切相关。当时7.23动车事故可能不是一个由意见领袖和很重要的网络大V或者很重量级的网友的参与,而是相当普通的参与,而且这个事件觉得非常能够突出的体现出微博作为新媒体的角色和它那种至关重要的力量。
有网友概括,微博微动力,看上去很细碎很琐碎很多不知名的人在那儿来做这件事推这个事,但是它的力量很大,威力无穷。如果简单的看一下7.23动车事故和微博关系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对我们理解媒体的作用会有一些帮助,至少会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意义。
一个,它是第一时间,微博最开始关注报出这个事件。有人统计第一条微博的发出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和正式媒体的播报以及一些官方机构救援到场和媒体记者到现场中间有两个小时的距离。动车相碰期间一个农民工用手机拍下来 ,再加上当事人事故当中的人在受损伤程度不同的车厢里面都在播发,微博上拼命转发和评论。
这是一个很突出的表达。另外一个,第一时间而且是第一地点,根本上对我们新闻或者说事件发生报道的在场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当时就有很多人在场是当事人他们在那儿发出来了,而这种在场可能跟以往出了一个什么事件需要有媒体记者赶过去和拍去播去报,他们是最先在场的,现在很多人当事人在场,这些人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又有成千上万的网友是通过电脑通过微博关注,在电脑后面但是他们也在场,你不能否认他们在场。
这样的变化改变了在场的概念,还有事件发生之后对于真相的重构。当然也有官方报道,包括埋车头等等这些事,甚至有网友航拍了用滑翔伞航拍再来报到。
之后又有一个群体性参加,公众来参与真相的重构,而且是众构,不是权威媒体来构,而是大家都在参与真相的了解和重构。接下来有几个转换,以往的报道往往是且不说哪儿哪儿通稿,这个完全改过来了,纸媒、报纸、刊物很多媒体的报道和对信息的披露是从微博上来的,现在是从民间到官方的这么一个过程。
还有线上线下的转换,虚拟和现实的转换,这个播报之后你会看到人们之间在网上的那种虚拟的社会关系,一下子就到现实当中出现了。
比如很多人跑去献血,这是现实当中发生的,很多出租车司机、私家车司机开着车跑过去帮助运输,还有不少温州的富二代,各种各样的救助。现实当中看到人们社会关系的连带这种网已经在现实当中铺开了,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奋或者令人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当然也有从表达到行动,大家不仅仅在网上表达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身体力行以一个公民的方式去参与。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微博的作用。
李老师刚才提出在微博时代传统媒体的处境和生产环节的问题。这两天为了准备新闻公开课也找了几个在实践当中很活跃的记者采访他,他们讲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其实也真的某种程度上呈现了我们在一个微博时代记者的处境问题。
其中有一个记者为了约访杨达才,在微博上给杨达才留言,如果你愿意出来澄清或者你有一些意见要表达跟我联系。杨达才关注他了,杨达才关注人非常少,后来杨达才被很多人质疑再说有关部门介入调查之后,很多网友通过杨达才关注的少数几个人找到这个记者,给她@了很多下,是不是杨达才的二奶?怎么自己作为一个专业记者突然间就被卷入到这样一个浪潮里面来?微博是一个很好的工作途径,但是有时候也是预料不及的复杂的状况。
我找了《南方都市报》一个网言版的记者,一直跟进这个事情,我们在微博时代一个月做一个报到不可能,你牺牲了一些专业性,你要非常快做出报道的回应。《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跟我说,在这个事件发生的第一天在评论部一直反对把这个事情放到传统媒体的版面上,理由是作为一个反腐报道来说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网民所有的批评无可厚非,现场的微笑后面讲出有手表等等,作为一个记者来说你应该掌握的新闻要素其实并不是非常得齐全,做一个反腐报道来说没有拿到非常扎实的证据。
有一些媒体人反思,其实有各种挣扎或者觉得要不要报,如果不报会丧失掉非常好的发言机会。同时感觉到被裹胁往前走的力量。后来这个记者说他采取的办法就是网上有多少他们就简单的回顾网上的东西,但并没有有办法拿到更扎实的证据。
就我自己采访到的几个记者都有在某种程度上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挣扎,早期的微笑或者到手表的环节,他们的困惑在于,有手表,这个手表的照片是非常模糊的,也是一些网上所谓的鉴定专家说的价格,那么这个价格可信不可信,或者这是不是一个官员可能承受的表的价格等等。
因为这样就介入去报道,会不会形成一个比较权威部门的道德审判,这个有问题了。只有29号杨达才自己做微访谈,他说我只有五块表,第二天很快有人找出你其实有十几块表,这里面明显有一个撒谎的行为,这个是明确的证据,是媒体可以明确说他有过失的部分。而前面的微笑或者是戴表的部分其实还不足够构成传统意义上做反腐的调查报道这样一个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