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铁山的卑鄙谎言 【史海钩沉】
5月22日,苏铁山率40多人大闹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联系到他在2009年3月发表的《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我认为他不是诚实的人。
苏铁山在《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一文中说:“张志新案在那个年代(1969——1975)是一个正常处理的案件”。他用了许多文字论证,得出结论说:没有“割断张志新喉管”这件事。只是“对张志新做了割破声带的手术”。
我认为,苏铁山和他所引用的陈禹山、张志勤、许俊基、郭罗基等人的文章中关于张志新在宣判会前、宣判会上、宣判完了这一过程的描述,有多处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我是1975年4月4日那场宣判会的见证者之一。
我是1931年生于沈阳,1948年参军,曾在第四野战军《后勤》报社任见习编辑,1957年在转业后的地方单位被错划极右分子。1968年又升级为“反革命集团骨干”而被判刑20年,关押在沈阳第二监狱(大北监狱)服刑。
第二监狱(大北监狱)坐落在沈阳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与北海街的交叉路口处。
我关押在第二大队,张志新关押在第三大队(女监)。
1975年4月4日早饭后,整个第二监狱的犯人都集合列队到三大队的操场开宣判会。
三大队对外名称叫“新生油脂化学厂”,全关押女犯人。三大队的位置,在整个第二监狱(大北监狱)的最南端,院内西侧有一个可容纳一千多人的大操场,操场的东北角有一座二层小洋楼,是三大队管教干部的办公楼。办公楼和操场的东边就是女监的监舍和生产车间。
我所在的二大队包括一中队(再生胶厂)和二中队(印刷厂)。二大队在三大队的北侧,两个大队之间由一堵高墙隔开。我当时是在二中队(印刷厂)。
我们进入三大队操场时,靠南边已有多个中队的犯人列队,靠南边席地坐好,我们中队就靠北边席地坐下。我们队伍的右后侧就是那座三大队干部办公的二层小洋楼。
犯人队伍面对的西侧摆放一张普通的木桌,就当做***台。
犯人队伍到齐后,过了很长时间也不宣布开会,也不知道等什么。4月初的沈阳天气还是比较冷的。俗话说“冷尿热屁”,我们犯人虽然穿着棉衣,席地坐久了也来尿。憋不住尿的犯人们就不断地走到所谓“***台”左后侧的一块小空场撒尿。
这个撒尿场就在大队犯人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因为管教员怕犯人逃跑,就得在直接目视下监看,也不管人们的羞耻感,就是女犯人们也不过只能低头不看,也不知道女犯人们怎么样解决她们的憋尿问题。犯人们上前撒尿的越来越多,络绎不绝,以致惹得管教员们不断地喊“别去了,别去了!”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犯人们撒尿的场面,是为了说明我们等待时间之长。
大约等了一个小时,正在我们纳闷为什么还不开会,突然听到右后侧小洋楼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脚镣撞击声: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把我惊得回头一望,只见几拨人急速地从小楼前门出来跑向***台,他们一共是五拨,每一拨都是由二名“军管”(解放军战士)左右夹着一名双臂反绑、下戴脚镣的犯人飞快地跑,那犯人根本不会走,是被拖拽着、像拖死狗一样,硬拖到***台前的。
脚镣的撞击声是在地面拖拉造成的。从小楼门口到***台前,约100米的距离只约一分钟就跑到了,就像在田径赛场上的速度。这样的阵势给我们犯人造成极大的惊骇和压力。
就在我们惊魂未定,心跳不已,前边宣布公判大会开始。这时我们看到被宣判的是四男一女,都是由两名军人架着,他们胸前的衣襟都湿了一片,嘴里还流着涎水,还有鼻涕。当时我以为是天气冷冻的。他们五人都是有气无力的样子。他们一直默默无声地听着宣判。宣判后,就把他们架上汽车拉走了。
宣判时那几人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到了1979年宣传张志新事迹时,我就知道那天被处决的女犯人是张志新了。
1、在大队犯人等待的一个小时内,是在小楼里对即将被处决的五人施行“手术”,即苏铁山所谓的“割破声带”。
2、那一次被割破声带的不只是张志新一人,而是一共五人。可以证明,当时这种非人道酷刑已不是个案,而是形成制度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性格。
如今苏铁山声称“没有割喉管的事”,只是 “对张志新做了割破声带的手术”。这是玩弄文字的诡辩。
首先,“割破声带”是刑罚、还是普通医疗手术?世界上有哪些病人、哪一类疾病需要通过割破声带来治疗其疾病?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类疾病需要通过割破声带来治疗。所以,“割破声带”只能是对人的生命的摧残,是非人道的酷刑,是非法之刑,是***时代的创造。
其次,苏铁山把割破犯人的声带这一酷刑说成“手术”,并且说“(经了解,此种手术,对其他死刑犯也曾做过)。就我在那一次宣判会上所看到的五人,可以推定都是被 “割破声带”了的。而苏铁山竟轻飘飘地用“手术”一词带过,可见其内心如何阴暗、无人性。
再次,在推翻***统治过程中,***总是指责***残暴,如何如何残杀革命者(政治犯)。可是我们都知道陈铁军和周文雍在刑场上高呼“让刽子手们的枪声作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时,***不但没有给他们“割破声带”,甚至连口也不堵。
方志敏牺牲时,挺胸昂首,敌人让他转过身去。他笑着说:“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要看看法西斯的子弹是怎样射穿我的胸膛!”还挥起右臂,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万岁!
” ***牺牲时,高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两相比较,是***残暴呢,还是苏铁山先生们极力歌颂、留恋的***时代残暴呢? 二、关于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的问题。
苏铁山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一文中说:“连***饿死了三千万人这样的天大谣言都敢造”,批判凡揭露***时期所犯错误和罪行的著述是在搞“阴谋历史学”。关于这段历史公案,还是先引用一些***内高级领导人的话来让人民公论吧。
1、1960年“信阳事件”爆发,使***等中央领导人真正感到形势十分严峻。“信阳事件”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当年的中南局第二***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①1 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
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②(引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这一事件中,信阳地区死了100万人。2、江苏省宝应县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绝大部分为缺粮饿死。
(见《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3、江苏省高淳县在1958年冬至次年春,“非正常死亡6000人(见:钱刚、耿庆国合著:《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第582页)4、1980年四川省******廖伯康认为四川饿死人在1200万。
(见杨继绳著:《墓碑》第二十三章)5、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在***期间下放到安徽省考察结果,认为安徽饿死500万人。(同上,第二十三章)4、以上仅举几例,更全面的调查,由著名作家、《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编著的《墓碑》一书,引证了大量档案资料,确认三年大饥荒饿死人为3600万。
此书在内地不准出版发行,后在香港出版,内地却封锁不准流入。苏铁山先生们,你们若认为饿死3000万人是造假、是给***造谣、是阴谋历史学之作,你们可以向法院起诉,并把《墓碑》一书向全国人民公布,让全国人民来批判,来鉴别,究竟是“阴谋历史学家”造谣呢、还是你们在极力掩盖历史真相?你们敢吗?三、关于宋彬彬改名 苏铁山先生在搅闹涵芬楼时当众声言:“说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根本没那回事。
宋彬彬过去叫“宋彬彬”,一直叫宋彬彬,现在还叫宋彬彬。从来没有改名为“宋要武”。”“我跟宋彬彬多次通电话,她都说从没改过名。”
那么,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刊载的署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 宋要武(宋彬彬)”,标题为《我为毛***戴上红袖章》这篇文章又是何人所为?
1、苏铁山利用“割声带”与“割喉管”在概念上的混淆,否认对张志新实行了惨无人性的酷刑,把酷刑诡辩说成是“手术”,这不是正派人所应有的诚实态度,而是泼皮无赖的作风。
2、苏铁山把割犯人的声带这种酷刑,轻描淡写说成是“手术”,可见其精神世界的阴暗冷酷,可以和希特勒残杀犹太人的冷酷相并论。
3、苏铁山面对大量档案文书、史料,面对千百万死难者后人的控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硬要说饿死3000万人是天大的谣言。从治史的态度上说,客气说也是不严肃,认真说,就是有意掩盖***犯下的罪行。究竟是别人在搞“阴谋历史学”,还是你们一伙在掩盖历史真相,搞阴谋?这样的品质怎么可以担当“国史学会的副秘书长”?
4、宋彬彬在***中改名“宋要武”,是当时登上各大党报,并且,各地广播电台反复传播送,红卫兵小报传得满天飞,尽人皆知的事实。如今却矢口否认,这是无赖作风。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做“好汉做事好汉当”。如今赖账,是因为自己也认为是丑行,反悔。
如果真诚认错,公开向人民大众道一声歉,人民也不会揪住你不放,因为当年你也不过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悔过可以,赖账不行。想当年率领女红卫兵斗争走资派时,是何等豪气冲天,如今却赖账。还要搭上个苏铁山替你做伥鬼,双双叫世人看不起。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