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的儿子 马叙伦在“412”事变前夕的神秘经历

已故爱国教育家马叙伦(1885―1970),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他曾经两度不惧风险,机警地掩护过两位中共早期首要领袖。一次是1920年1月,当时窃踞北京政权的段祺瑞执政府,欲对刚刚从武汉返京的陈独秀实施羁捕,信息为马叙伦得悉。

他立刻星夜透过北京大学的教授同事,辗转告警,让陈及时避脱。另一次在1924年底,时马叙伦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突然收到段政府内政部发来的密件,咨请教育部“查办共产党首领李寿长”。

马知道,“李寿长即李守常(李大钊)之音讹”,便将密件压下,并“嘱守常隐之(隐蔽)”。 上述这两次报警之举,无疑是马叙伦足堪欣慰的光彩之笔。然而,也就在那个20年代,马叙伦却在一个极偶然的情境里,不自觉地临时充当了一回蒋介石策动“4・12”反革命政变的密谋会议记录人。

由之,便在他自己的人生史页上从此落下了一个尴尬的印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7年3月,依靠着各地工农民众的全力支持,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进军到江浙一线。

上海80万工人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中共领导人指挥下,成功地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从北洋军阀手里夺回了号称“近代中国钥匙”的上海,以胜利迎接北伐军到来。

3月26日,蒋介石乘坐“楚友号”军舰抵达上海高昌庙码头,旋即入驻龙华枫林桥旧淞沪镇守使署。 此前,马叙伦因为鼓动老友、原浙江省长夏超投向国民革命,对直系军阀孙传芳宣布“独立”,遭到孙的“通缉”,被迫四下“亡命”。

一俟北伐军进浙,他即与蒋梦麟、邵元冲等迎至杭州,复又随张静江来到上海,暂住在龙华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内。两三日后,蒋介石到沪,张静江移居枫林桥,邀约马叙伦、蒋梦麟、邵元冲也一同迁宿那里。

这是一处并不十分宽敞的官邸。马、蒋、邵合住一院,张静江另寓一院,那院还住着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此“四老”皆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马叙伦住进官邸才发现,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戒备特别森严,气氛很是紧张,一般人员根本不许自由出入,马叙伦们虽然持有“派司”,也不能不“自己小心不随便走动”。

此际,蒋介石已然逐步完成同帝国主义列强及江浙大资产阶级的罪恶勾结,正准备撕去伪装,叛变革命,朝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举起血腥的屠刀。

他在枫林桥官邸,与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以及后至的李宗仁、黄绍?等人,连日密谋,昼夜商议所谓的“清党大计”。其约人谈话的地方,通常就在马叙伦卧室隔壁的一间会客厅里,那屋子同马的卧室,“实在只隔一扇门帘”,但马叙伦却从来“没听他们多说什么话”,可见密谋之小心鬼祟。

有次,胡汉民来见蒋介石,马叙伦有事要绕那会客厅过,瞥见“他们主客毕恭毕敬地坐着”。

而邵元冲,大概仗着自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常常想打听消息”,某日,蒋约“四老”密谈,他愣头愣脑撞了进去,“立刻被挥出来”。 4月2日下午,听说官邸内要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马叙伦的回忆记作4月6日),会场就设在马叙伦卧室旁边的那间屋子里。

会前,马与邵元冲踱进去看看,见到“桌上有一张油印品,好像学校里的讲义”(这实际应该即是蒋介石指使吴稚晖所炮制的那份臭名昭著的提案《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

马、邵草草逗留一番,便退将出来。过了一会儿,张静江忽然让人来请马叙伦进去,说是“委员会秘书都不在这里”,要马“‘权充’一下”,做会议记录。情兀之际,马叙伦“只得担任下来”。当天,即“决定了”反共“清党”,“根据”便是“那张油印品,连同一张油印的名单(此应该即是吴稚晖随同那份提案附交的‘访察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首要各人名单’)”。

傍晚,有消息传来,指称“共产党要占上海”,“恐怕要有事变”,一时人心惶惶;至晚8、9点,马叙伦又被告知,“没有问题了,已由帮里朋友出来维持了!

”其实,那完全是依照着蒋介石的精心部署,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纠聚手下流氓暴徒,拼凑反共组织“中华共进会”,捏造谣言,耸听舆闻,开始杀气腾腾地配合蒋介石策动那场断送国民大革命的反动政变了…… 马叙伦在会后第二天,便离开枫林桥,返归浙江故里。

可是,那日下午的短短数小时“代笔”,终究使他在一个措手不及的情境里,不自觉地去参与扮演了一幕历史丑剧中的龙套小角色。

作为当事者,其曾经为之憾乎?疚乎?怅乎?痛乎?斯人已逝33载,后人无从妄揣。然而,有一个事实却极确定,就是马叙伦直到晚年,也丝毫未曾回避过自己人生的那节不堪。

1947年3月,这位勇敢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斗士,写就了题为《我在六十岁以前》的长篇自述。他于其中,详细叙述了当初“权充”政变密会记录人的经历。在这篇自述前边,马叙伦还附印了自己分别作于“50初度”和“60初度”的两首《贺新郎》词,内中曰:“一晌糊涂何用说,要从今料理前头路。无草草,重新错。”从这些字里行间,人们容或可以体会到马叙伦先生的些许心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