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的后代 董健吾:毛氏兄弟的救命恩人
丁玲告诉毛泽东,她早在长沙就读周南女中时就闻知毛泽东的大名,又与杨开慧是同窗好友,两人常以姐妹相称。丁玲的讲述勾起了毛泽东对往事的回忆。他沉默了一会儿,才用浓重的湘潭话风趣地说:“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不必泪汪汪了。
你比我还小11岁,算个小妹吧!”没等丁玲答话,他又说:“你大老远来到这里,打算做点什么事呢?”丁玲坚定地回答:“当红军!” 11月23日,毛泽东正式批准了丁玲上前线的请求。24日,丁玲轻装上阵,随杨尚昆(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北上来到定边地区。
一个月后,她又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一方面军南下,到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丁玲一面拿枪作战,一面挥笔写作,很快在火线入党。
其事迹与奇文不断传到毛泽东耳中,毛泽东不禁为丁玲感到高兴,遂于12月30日挥笔写就《临江仙》一词,用电报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同志。词曰: 壁上红旗落照,西风漫卷孤城。延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可是由于工作调动,丁玲未收到这首词。多日后,她从前线凯旋,毛泽东满面春风,与她握手相庆,第一句话就问她:“你上前线后,我为你写过一首词,你可否看到?”丁玲感到奇怪,只好照实回答说:“我没看到呀!
”毛泽东没作声,在桌上寻到一张白纸,挥起毛笔,蘸上浓墨,又重写一遍,含笑递给她:“你拿去吧!”当丁玲读到“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之句时,泪水夺眶而出,连连说:“谢谢主席栽培。
” 在延安的时候,丁玲经常到毛泽东的住处去与他交流写作心得,两人有时也像老朋友一样开开玩笑。有一次,毛泽东突然问:“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丁玲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说:“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
”“这还不简单呀!”毛泽东马上将毛笔和纸推到丁玲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丁玲心想:反正是开玩笑嘛。
因此,她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毛泽东一边写名字,一边在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还有丞相、太傅,等等。最后,两人都笑了。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了,毛泽东根据形势需要,让丁玲、吴奚如等青年组成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
在出发前夕,战地服务团向延安各界作了汇报演出,从未演过戏的丁玲在《老爷》一剧中担任了主角,而且演得很投入。当她卸装下台后,毛泽东马上握住她的手说:“啊,丁玲也上台演戏,好啊!
就这样干下去。”丁玲脸一红,不好意思地说:“主席您看过我演戏了?”毛泽东颔首一笑:“人多,我来迟了一步,前门挤不进去,只好绕后台进来。” 1941年5月,毛泽东亲自题写报头的《解放日报》正式创刊,由丁玲负责文艺专栏。
一天,丁玲专程登门请教毛泽东:“主席,您在文章中批评了人家,人家服气,而我写的文章,人家为何总有反感呢?”毛泽东望着丁玲焦急的眼神说:“批评人家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
”他稍停一下,吸了一口烟,又说:“先把人家的长处说一说,并且要说透,然后再对人家的错误或缺点进行批评,他就服气了。”丁玲全神贯注地听,不断地点头,说:“您的精辟见解,使我茅塞顿开。
” 为了报答毛泽东的栽培之情,丁玲暗下决心要写出一部反映时代的力作。她从1946年春动笔创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历时两年完稿。1948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读了这作品的初稿,称赞不已,遂对身边的同志说:“丁玲很有才气,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让她当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
”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历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和《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
丁玲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时,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青也来了。上午散会时,江青突然对丁玲说:“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丁玲便随江青来到了中南海。午饭后,毛泽东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弋着,同丁玲聊天。
丁玲后来回忆道:“毛主席这次和我聊天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没有产生过主动找毛主席谈心的念头。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吃大亏的一个客观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毛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报告’的人,是绝不会容易得逞的。
这就是教训啊!” 19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她被下放到北大荒后,毛泽东对她的生活一直很关注,多次托人询问她的生活情况,带书籍和生活日用品给她。
“文革”结束后,丁玲彻底平反。1986年3月4日,丁玲走完了她82年的坎坷人生历程。 (摘编自《解放日报》、《今参考》、《名人传记》,作者:柯云等) 黄炎培:毛泽东口中不够朋友的朋友 他“吝啬”一本书,却甘愿为毛泽东丢清名。
毛泽东评价他:不够朋友,够英雄。 黄炎培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黄炎培还有两个清名:一是不愿敛财,二是不肯做官。 辛亥革命之后,声望日隆的黄炎培是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
他两次拒绝出任当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为此,袁世凯借题发挥,送给他八个字说:“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傅斯年、左舜生等一行6人,作为参政员的代表,从重庆九龙坡机场飞到延安。
在机场,毛泽东握着黄炎培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感到很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
”“嗬,原来如此。”黄炎培恍然大悟,连连称道:“好记性,好记性!” 在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至今仍被人们不时提起,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窑洞对”。 延安之行是黄炎培一生的重大转折,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49年,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被特务抓去。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毛泽东极为震惊,下令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费重金营救,然而无果。黄竞武未供出任何机密,宁死不屈,被打断腿活埋了。
闻讯后,毛泽东特地派周恩来到黄家慰问。 1949年2月,黄炎培逃离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到京。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来到北京西郊。 3月26日,在众多等待毛泽东接见晤谈的老友新朋中,他第一个接见了黄炎培。
当日,两人交谈良久。 毛泽东很看重黄炎培在工商界的影响,想请他出马办两件事。一是希望他做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二是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及早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
对毛泽东的这一重托和委任的新角色,无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对朋友的考虑,都令他难以推却,只得接受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在周恩来两次来家动员下,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接受了作为政务院四个副总理之一,分管轻工业的提议。当时,黄炎培的长子黄大能正在大连工作,在报纸上闻之此事,很是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