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签名 北大未名四老之一的张中行眼中的“老北大”

 基本与现在差不多,可以随便上或者翘任何的课。有的教授在当时名气很大,所以没上过学的、外校的大学生或者外系的学生都可以听,人人自负清高,同学隔膜较大,很少交谈。北大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所以分不清选课和没选课的人,有时就容易闹笑话。

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听课十几人,最后才知道只有张中行一人选。还有一门法文课,每次五六人听课,最后竟无人考试,讲师很生气,一查发现只有一个人选课,又退掉了,教务竟忘记注销。

 至于可以不上的课,比如“党义”,即《国民党党义》(汗一个,原来政治课的待遇早就是这样),照本宣科的课程,学生已经相当有研究的课程也在这类。不过当时的学生翘课极少去看电影或逛街,基本泡图书馆。

(再汗,不知现在大家翘课都是做什么)所以往往翘课的人成绩较好,教师们似乎对上课的人比较亲近,对不上课的人比较敬畏。 旷课一半,是要取消考试资格的,进而拿不到毕业证。办法就是求管点名的盛先生(当时课堂有座位号,空位画缺课一次),当然盛先生了解学生跑图书馆,所以总是慨然而允。

这种“散漫”,外界很不客气,比如“北大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加在前门上”,意思是只要进去就可以混到毕业。

其实里面有很重的学术空气笼罩。大成就的人往往穿蓝布衣衫,即使有钱也不穿西装,所以给外界的印象是“北大穷”。抗战后据说梁思成讲授中国建筑史,最后征求学生考核方式,结果仍然是无人选课,梁先生大笑,作揖道“谢谢捧场。

” 三、桀骜的师生 老师和老师之间的辩难。比如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住对门,平时见面鞠躬客气,但是上课就互相诘难,攻击对方。这种把生活和学术分开的精神的确值得学习。

再比如三十年代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讲课也只讲上卷,人称“上卷博士”,他认为老子早于孔子,钱穆写《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认为老子早于韩非子而已。二人争执不下,在教授会上,钱穆说,“胡先生,你不要再坚持了。

”胡适答,“你的证据如果能使我信服,我连我的‘老子’都不要了。”再比如守旧派林公铎,二十多岁就是国文系教授,熟读之乎者也,不知ABCD,一次喝完酒课堂上大骂胡适因为不懂古文,所以主张新式标点,而且竟然在他的名字后边用标点,后来发现胡适后边也有标点,心里才平衡。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辩难。一次俞平伯讲古诗《饮马长城窟行》“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俞说“知就是不知,”学生问根据,俞平伯立刻写出六七种。

还有一次胡适讲课,提到一种小说无名氏所作,学生张君(历史学家)立刻指明出处,胡适很高兴,称赞不愧为北大。 当然也有不礼貌甚至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比如胡适在一次佛学讨论会上作报告,一个姓韩的学生打断他,“你不要讲了,都是外行话。

”胡适说,“我是外行,不过让我讲完可以吗?”在场人因为红楼传统是坚持己见也要容许别人,所以否决韩同学的要求。又比如对于一个学术问题,某教授和学生意见相左,争论到期末,教授就出了这个问题,学生坚持己见,被判不及格,下学期补考。

当时补考六十七分及格,因为规定这个补考分数打九折,最后结果就是大约六十分。结果出题又是原题,而学生毫不让步,结果六十分,又不及格。

再补考,又六十分,但是这次教授却让他及格,因为规定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打九折,所以这次及格了。 四、奇怪的老师 比如英文课一个胖太太,经常让学生温习功课,这时候就从皮包拿出小镜子、胭脂等打扮开来。

再比如顾颉刚,天妒英才,偏偏口才很差,一边吃吃,一边写字说明。再如明清史专家孟心史先生,考证出董小宛比顺治大十四岁,因而红楼并非影射他们。而他的课却十分沉闷,有讲义,拇指插其间,翻开而读,一字不差,下课再把拇指插在读到的页码,周而复始。

再比如上边提到的林公铎,有人问他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讲谁”,答“陶渊明”(如同关公战秦琼啊~)。最后说钱玄同,据说庶出受歧视所以扔掉本姓,署名“疑古玄同,”他在北大兼职讲课,考试从不判卷,每次都拿一个木戳打上及格,后来在燕大讲课时候,教务坚持要求判卷,否则扣薪金,钱玄同立刻把一包钞票奉上,坚决不判卷(那时的教授权利好大哦~)。

 五、政治课和军事课 和现在一样,必修。政治老师姓王,教党义,采用无为而治。(和现在很像)上课经常只有一人,好像因为是同乡去捧场。考试则学生蜂拥而至,凡有答案则及格。 红楼后有一片空旷地,称为民主广场,用作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课则不能用这招,总不能一个人列队吧。教官白雄远,运用心理学的社交术。首先记住所有受训人的名字,课外遇见学生必称先生,上课则苦口婆心。当时最吊儿郎当的是何其芳(现代诗人!

),教官也没训过。在北郊打靶,实弹机关枪五发,步枪五发,打中不多,都算及格。(和我们军训如何)后来南京来个新教官,要整顿,像对待士兵一样进行训练。学生们一手硬:和教官当面争辩,一手软:你要立正,偏稍息;你要稍息,偏立正。

最后这个教官只好辞职南下。白教官再次上任,受到学生的欢迎,有一次,智力测验“拥重兵而非军阀者是什么人”,一学生借其名,不但得高分,且获得全校传为美谈的荣誉。 六、入学考试 入学资格必须中等学校毕业,但是可以只填考文理法三个大类,至于具体院系乃至专业,则可以慢慢挑。

比如36级历史系有36人,牛人张政烺,而生物班只有3人,牛人牛满江(后来成为世界最著名的华人生物学家!

)。命题是采取秘密突击的办法。比如明天某系考试,今天由校、系首脑密商,决定出题人,然后立刻派车去接,类似逮捕:命题人必须马上拿着衣物,不许说话,随车到红楼,“监禁”在地下室出题,外面由校警看守。

入夜要提交试题,印刷厂设在地下,工人不能出去,接到试题排版,出题人校对,然后印刷,封存,早上取出送到考场,解禁出题人,派车送回去(保密工作多好!绝不会发生舞弊!)。 入学考试成绩从上到下排名,按录取人数喊名字录入,多在第二院办公处。

往往屋外有人偷听,成为消息灵通人士。至于哪一天贴榜则不一定,且贴榜必须挤到前边才看得见。 学费入学手续十元。入学后学费第二学期可以提出缓交,但需要上书校长。

老资格学生一般写三行:第一行校长,第二行请求缓交学费,第三行某系某年级某某某另外修完某系课程,可以再学同院另一系。可以在学校待八年。 七、住在北大 男生宿舍多,女生少。

女生可以访男生宿舍,男生不能访女生宿舍(好像现在也这样~)(所以以后男生再在宿舍见到女生不要大惊小怪)。校庆例外,可以互访,据说即使宿舍没人也无所谓。在外租房必须有女伴,因为户主必须是男性。

而且要有铺保。(当地某店铺作为保证人,一旦房租有问题则店铺负责)据说当年有个南方人租房子,一切谈妥,最后房东问,“你有家眷吗?”南方人没听清,以为问家具,答“家具不是你们提供吗?”房东大怒!据说丁玲和胡也频也在这里租房生活过。

 八、吃在北大 学校有包饭,一天六七元。外边有名的有德胜斋,主要是跑堂的人很有名,学生叫他小于,几乎可以叫出所有老顾客的名字,必称呼先生,点头鞠躬,最次的也要祝愿当局长。

有一年他死了父亲,见到学生就叩头,讨要丧礼钱一个大洋。那几天,北大学生互相见面就问,“小于的钱你给了吗?”又比如海泉居出名的跑堂,主张西学为用,经常问会英文的学生英语,比如“炒木樨肉怎么说”,后来说话半英半中。

店里还写了个对联“化电声光个个争夸北大棒,煎炸烹煮人人都说海泉成”(北大门口的饭馆服务员都很有才啊!)。 九、图书馆 除去平均一天三小时的课,北大学生很少看电影或逛街,剩余时间一般都在图书馆。

图书馆主要设施是第一进卡片兼出纳室,第二进阅览室。第一进工作人员主要是咨询员李永平,记忆极好,熟悉馆藏分布,且百问不厌。第二进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不限,二是数量不限。

但是需要提前占座,一占就是很长时间。经常桌子上堆成小山状,甚至遮挡视线,看不到前边坐着的人。(那个时候就开始占座了啊~) 十、北大文科名师故事 章太炎:在三院风雨操场演讲,其弟子马裕藻(后来中文系主任)翻译他的余杭话,钱玄同在黑板上写老师所引典故。

 辜鸿铭:通数种外国文字,却是坚定保皇派,讲授拉丁文和英国文学。当时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周作人:不知是日本夫人,还是过惯了以前舒适的生活,或是被刺杀吓的,最终是先作文学院院长,再到教育总署督办。至于和鲁迅翻脸,据说知情人张凤举和徐耀辰都三缄其口。座下四大弟子:废名(作家)、俞平伯、江绍原(民俗学家)、沈启无(作家)。

 马裕藻:三十年代国文系系主任。有一次家乡人在其面前提到考题,故遭到痛打。据说其女是公认校花,当时有女学生周氏亦得拥护,好事者题曰“倒马拥周,”马主任误以为学生要求周作人作主任,连声说好。

 刘半农:用数学的办法分析声音性质,是中文系语音实验室的奠基人。英年早逝的葬礼上赛金花居然出现,林语堂的挽辞是“半世功名活着真太那个,等身著作死了倒也无啥”。

 俞平伯:有一次讲授诗词,解读李清照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说,“真好,真好,至于究竟应该怎么讲,说不清楚。” 赵荫棠:第一位夫人只好享受不干事,又吸毒品,身亡。

又找一个,印象不佳,后来想想把缺点看作可取之处,欣然接受。儿子病故,自己划为高级右派,文革中郁郁而终。 吕叔湘:时人尊崇黎锦熙的《新著国文与法》,在他的考究面前问题很多。在主持汉语课本编订的时候,觉得灯太高,费眼,竟亲自脱鞋上桌子,放长电线。

 季羡林:据说新生入校,见其装束误以为是工友,让季先生看行李。季先生家的小保姆也没有大府保姆的派头,在季先生面前不讲究礼法,足见季先生的平易近人。在售书上签名,对书商握手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