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的后代 毛泽东、周恩来的最后时光工作人员忆毛泽东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原标题:工作人员忆毛泽东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周恩来不留痛苦形象

依《周恩来年谱》记载,1967年2月2日,他因长期疲惫不堪突感异常不适,经医生会诊,发现患了冠心病,当即他嘱咐秘书切不可对外说。次日,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上大字报,请求他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爱护身体,注意休息。

陈毅、聂荣臻、李先念和叶剑英等也都在该大字报上签名支持。2月4日,他在大字报上写下“诚恳接受,要看实践”8个字。邓颖超随后提出五点补充建议。9月24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点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1970年9月5日,他心脏又出现异常,凌晨开始吸氧,此后办公时都有医护人员在门外守候,随时准备抢救。

1972年5月3日,周恩来在作常规体检时被确诊患上膀胱癌。毛泽东交代这事必须对外保密,认为:“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还说:“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

1973年1月13日,周恩来因膀胱癌恶化,排出大量血尿。在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3月10日在玉泉山接受第一次电灼术治疗,术后几天尿色恢复正常。

10月,作为癌症病人,他本应接着化疗以巩固效果,可才化疗了两次,中央叫他写出党内10次路线斗争的情况,于是他回到西花厅奋笔疾书,为维护当年安定团结大局不惜委屈自己。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由王洪文主持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在11月15日上午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中所犯错误,说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成了党内第11次路线斗争执行错误路线的头子,他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

1974年5月31日,周恩来把当时必须亲自接待的一位外宾送走之后,才于6月1日住进解放军305医院。其间经历了7月和11月两次被批判,加剧了病情,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前后共动过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40天左右动一次手术,除了膀胱癌,结肠癌也乘机发作。

就在这大小手术的间歇期,周恩来除了坚持处理日常国务外,还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同中央有关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在医院里召开会议20次,还参加了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李富春的追悼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周恩来也作了万一下不了手术台的准备,预定手术的当天,叫来身边工作人员同他一起清理文件。1975年7月1日,他同部分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后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9月5日17时,他在医院里会见以维尔德茨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考虑到他的体力状况,医生只让交谈20分钟,结果却谈了1小时20分钟。他先对客人说:“医生不让我多说话,所以你说,我听。”当客人问到他的健康状况时,他回答:“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接着感慨:“时间过得真快!还只有10年,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一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就连几分钟也走不了了!”他还告诉客人:“现在,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后来他尿血,最多时一天达200毫升,无力起床,眼窝和双颊凹陷,瘦得体重只有几十斤,脸色苍白,头发稀疏蓬乱,满脸胡茬。工作人员劝他让长年为其理发的朱殿华师傅来给他理理发,朱师傅也托人捎话说要在1976年的元旦前为他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但他不同意,说:“不,不要了,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极不愿意给人留下痛苦的形象。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除邓颖超外,任何亲属都不得进到医院探望,大侄女周秉德也不例外。

周秉德只好打电话给周恩来。在通话中,他反倒做起了侄女的思想工作,要周秉德正确对待生与死。他说,共产党员应该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有那么一天!活了77,还不够吗。天有不测风云嘛!对家人、亲人也要这样,要想得开呀!他还惦记着周秉德的两个儿子,谆谆告诫,不要把他俩养娇了,只有大草原、广阔天地里的花朵,才长得壮,活得好。

1975年9月,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疯狂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20日下午,要动第四次大手术,他要求必须拿来1972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出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报告的录音记录稿,躺在手术室的平车上,戴上老花镜,翻看后在首页的标题下侧,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

”亲自交给邓颖超,才肯被推进手术室。快进手术室了,他又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10月24日,他又做了第五次手术,从此再没有下床。邓小平指示医疗组要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回忆,1975年11月,刚动完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她陪邓颖超到医院。一进病房,周恩来便从被子里伸出手:“赵炜,咱俩握握手吧!”握完后轻声地对她说:“你要照顾好大姐(邓颖超)!”赵炜说:“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纸笔,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名字和日期。

”赵炜还说,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大手术之前,周总理就对邓大姐说了这句话。

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周总理说的这话转告他们,同时还请汪东兴向毛主席报告,只是没有落实到文字上,才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这条子(见《新华月报·天下》2006年2月上半月第99页李菁:《周总理临终嘱托》)。

他曾在病床上轻轻哼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邓颖超意味深长地说:“一切都拜托你了!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的话没给你讲!”邓颖超回答说:“我也有很多话没给你讲,只好都带走嘛!”他听了默然无言。

1975年12月后,癌细胞转移引起的疼痛愈来愈厉害,使用麻醉药品和镇静剂都无济于事。一天中午,周恩来叫过工作人员张佐良,问道:“我痛得实在受不了,可不可以让我哼哼几声啊?”张佐良一时哽咽:“总理呀,您愿意怎么样都行,您哼哼吧!”

1975年12月20日凌晨,周恩来醒过来后觉得精神不错。上午测体温38.7℃,于是下午5时叫来罗青长,与之谈论台湾问题达20多分钟。他的声音微弱、断续,罗青长有的听不清,由高振普俯于他的嘴前,听清后再传达。

1976年1月2日,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用微弱的声音和邓颖超一同吟唱《国际歌》。他提出要见老警卫邬吉成,而邬吉成来了后,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一直未见要找他的周总理醒来。他为什么在病危之时要见邬吉成,谜底至今未能揭晓。

5日凌晨,病危的他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医院下达病危通知。7日,以输氧、鼻饲延续生命。邓颖超走后,他不定的眼神好像在寻找什么,问他有什么事,却只摇头;让他休息,也不闭眼;大家猜想他一定在找邓颖超。

晚11时,处于弥留状态,医生们为他进行治疗。周恩来微睁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其中有吴阶平医生,声音极度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

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逝世于解放军305医院,终年78岁。他临终留下遗言:骨灰不保留,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希望所有的亲属都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工作人员为他理发、刮胡子、刮脸。按照邓颖超的意见,从医院太平间里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起直到火化,他都穿过去喜欢穿的衣服。

选购了300多元的骨灰盒,普通得很。决定从飞机上撒放骨灰。1月15日20时左右,治丧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和周总理生前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一起在缓飞的安-2型农用飞机上,将周恩来的骨灰撒在京、津及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处等地。

最后的四把骨灰分别在北京城、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以及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上空撒放,分别象征他对首都的热爱、对治水的重视、求学和参加革命运动溯源以及对母亲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