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需求侧阶段 需求侧阶段性变革严重冲击实体经济

2017-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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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需求侧的阶段性变革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这是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2月18日在由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的"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7"上提出,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中国现在的结构性失衡缘于增长阶段的转化;其二,我国现在的体制机制障碍,阻碍了实体经济的调整.需求侧阶段性变革严重冲击实体经济余斌认为,需求侧的阶段性变革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这是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困难的根本

“需求侧的阶段性变革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这是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2月18日在由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的“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7”上提出,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中国现在的结构性失衡缘于增长阶段的转化;其二,我国现在的体制机制障碍,阻碍了实体经济的调整。

需求侧阶段性变革严重冲击实体经济

余斌认为,需求侧的阶段性变革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这是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他解释说,在高速增长阶段,需求和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大体是平衡的,表现为需求侧的快速扩张和供给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共同推动经济的高速化。但当高速增长阶段结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即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需求侧发生快速变化,供给侧难以适应,由此导致了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如此之多的困难。

那么需求侧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余斌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需求扩张的步伐明显放缓。首先投资增长大幅下滑。由于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持续下降,所以导致我国整体投资的增速大幅度滑坡。其次,出口增长大幅下降。近两年,出口下降幅度较大,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最后,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后果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下降,进而导致消费增长也出现逐年回落的趋势。

“需求增长明显放缓之后,与高速增长相适应的供给必然会出现数量上的过剩,这是不可避免的。”余斌说。

第二,三大需求的内部结构出现变化。过去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出口,当投资、出口的增长大幅下降以后,尽管消费增长也是下降的,但相对于投资、出口来说,消费下降的步伐相对缓慢,才有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的提高。

从供给侧角度讲,当投资、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以后,与投资、出口直接关联的供给必然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投资、出口的增长大幅下降以后,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明显减轻,能源、资源产业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这些产业比较密集的北方地区必然会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余斌说。

第三,消费结构快速升级。“过去老百姓(603883,股吧)吃不饱饭,所以要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以数量扩张为主来满足市场需求。而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百姓消费特点出现变化。”余斌认为,当前消费的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态势非常明显,未来要减少低端、无效的供给,增加高端的、有效的供给,来适应消费结构所发生的变化。

当前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具有特殊性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余斌说,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当需求侧发生变化以后,供给侧必然会作出变革,并且通过供给创新不断地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从而创造出新的需求。因此,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短暂的供求失衡是可能的,但像中国今天这样普遍的、严重的、长期的结构性失衡是不可能发生的。

余斌认为,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所面临困难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现在的结构性失衡缘于增长阶段的转化。过去多年间,我国经济一直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我国企业适应了高速增长下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宏观经济环境。虽然在高速增长阶段也会出现短暂的经济低迷,但由于经济很快会重新回到高增长的轨道,所以企业可以等待、观望,只要熬过困难阶段,就会重新过上好日子,不会对企业发展产生严重冲击。

“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调整是增长阶段的转换。高速增长阶段结束,要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所以需求侧变化之快、幅度之大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余斌说,本轮中国经济调整始于2010年,已经经过了连续六年经济增长滑坡。从现在情况看,本轮经济调整还没有完成,经济运行仍然面临下行压力。

当前整个宏观经济环境所发生的变化,超出了企业的预期,在短时间内,企业家很难快速反应,很难适应整个宏观环境的变化。余斌表示,其实,在大多数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时候,都发生过系统性危机,原因就在于:整个微观主体的宏观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后,企业家们很难适应这种环境。

二是,我国现在的体制机制障碍,阻碍了实体经济的调整。尽管经过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目前,我国仍存在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不成熟、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效率低等问题。“实际上,微观主体之所以没有对宏观环境的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和调整,相当程度是由于我国现在的体制机制障碍,阻碍了微观主体的调整,阻碍了实体经济的调整,所以导致我国当前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余斌说。

针对我国实体经济当前困难的两大特殊性,应如何进行宏观调控?余斌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要抓好两个重点。

第一,适度扩大总需求。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把经济调整的幅度压缩在市场可接受范围内,从而为实体经济的调整赢得时间、赢得空间。“这些年,我国一方面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强调积极、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扩大总需求,营造良好的环境,为实体经济的调整创造好的条件,这是必须的。”余斌说。

第二,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实体经济调整,从而让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走上再平衡的道路。

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再平衡的两个思路

“当前我国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出现失衡,重要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和水平大幅度滑坡,风险不断暴露,导致逐利避险的资本脱实向虚。”余斌说。

那么,如何通过改革或创新来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余斌提出两个基本思路。

其一,推进金融领域改革。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解决大量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通过提供便利的金融条件,来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

其二,在农业、工业、服务业领域,加大改革力度,让实体经济重新恢复活力。在农业领域,需要改革现在的土地承包制度,通过加快土地流转,让农业能够尽快地走上规模化经营的道路,从而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工业领域,需要改革行政管理制度,减少政府干预,促进企业兼并重组、优胜劣汰。在服务业领域,需要打破垄断,放松政府管制,降低准入门槛,形成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