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虎阿拉善王爷 阿拉善王爷曾被软禁8年 解放前拒绝出走台湾

宁夏和阿拉善旗地界相临,素有矛盾,宁夏军阀马鸿逵久有吞并该旗之心,国民政府对省旗采取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的手段。西安事变的爆发,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国民政府为安定抗日后方,巩固国防,于1937年春成立军事委员会驻阿拉善旗定远营军事专员办事处,主要任务是监视阿拉善旗,调解省旗纠纷。

少将专员郑子献以中央大员自居,盛气凌人,与达理札雅关系极不融洽,后因嫖娼无地自容而悄然离旗。郑状告达理札雅“驱逐中央机关,图谋投靠日寇”,为达理札雅软禁兰州埋下了伏笔。

1937年,七·七事变之时,阿拉善旗召开乌日斯大会,由于达理札雅身穿满清朝服,按清制接受旗民叩拜,马鸿逵借题发挥,向国民政府进言,说达理札雅追随满洲帝国,投靠日本,这又成为软禁达理札雅的促进因素。

全面抗战开始后,参谋总长陈诚到宁夏安抚马鸿逵,坚定马部抗战信念,邀请达理札雅赴南京晋见蒋介石。达理札雅深恐一去不返,回绝与陈诚、蒋介石见面。

1938年2月24日,马鸿逵执行国民政府命令,由马腾蛟指挥一旅三团兵力包围定远营城,将王府守军全部缴械,经马鸿宾和马鸿逵之母以及蒙藏委员会驻宁夏调查组组长刘柏石从中斡旋,经多次协商,达理札雅与马鸿宾达成协议,以保证其全家安全为由,将达理札雅挟持软禁银川、兰州,长达8年之久。

在兰州软禁期间,达理札雅及夫人金允诚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诚相待、争取信任,加之盐商之子张钦武破费家产,疏通门路,取得了国民政府要人的初步信任。国民政府对达理札雅采取拉拢怀柔政策,保持亲王尊号,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顾问、宁夏省政府委员等职,允许过问旗政。达理札雅谈吐文雅,善于交际,在军政界广结善缘。1939年春,经朱绍良、关麟征、张治中将军协助支持,达理札雅去重庆谒见蒋介石。他曾多次向国民政府申辩冤情,推翻诬陷不实之辞,揭露马鸿逵的扩张野心。又经旗内官佐联名上书,陈述全旗军民对他的深厚民族感情,强烈要求他回旗执政。1944年8月,达理札雅获准回旗,受到政府官员和旗民的热烈欢迎。

拒绝国民党让其出走台湾,坚持走和平道路 

在达理札雅被软禁兰州期间,宁夏军阀马鸿逵的势力进入阿旗,于1939年在定远营设立“宁夏省驻定远营办事处”,在城外汉民区强制推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征兵征税,欺压旗民。1942年,设置“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驻定远营督察分处”,严厉稽查粮油进出,实行粮食封锁政策,设立“富宁公司”控制商业贸易,牟取暴利,残酷掠夺剥削牧民,使中小商贩纷纷破产倒闭,使百姓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宁夏军阀对阿旗的控制和掠夺激化了省旗矛盾,双方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成为和平起义的内在诱发因素。

达理札雅在国民政府中属于地方派势力,常常受到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排挤和利用,思想上与国民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思想开明,以保旗安民为己任,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也有来往,对共产党并无恶感,对人民革命具有同情心。这是发动和平起义的思想基础之一。

1949年1月,傅作义率部起义。4月,国共和谈代表、 达理札雅的老朋友张治中脱离国民党政府,使他认识到只有和平起义才是最好的出路。达理札雅主持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和平起义大计。之后,又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会上宣读了张治中规劝达理札雅起义的信函,并成立阿旗和平解放指挥部,先后向兰州、银川等地派出代表,表明阿旗和平起义的政治态度。

在起义前夕,达理札雅婉言拒绝了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让其出走台湾的要求,拖延应付宁夏兵团防守贺兰山的计划,粉碎了马鸿逵特务营的哗变,为和平起义扫清了障碍。1949年8月,达理札雅派起义代表到兰州欢迎西北野战军,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递交亲笔信,表明了起义的态度。9月21日,又派人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南戈壁省,让蒙方将和平起义之事转告中共。9月22日,他派代表去银川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并拜见杨得志司令员,呈递了达理札雅署名的阿旗代电及礼物。9月23日,达理札雅代表全旗,向毛泽东主席发去致敬电,宣布脱离国民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日,在定远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和平起义。1949年,废除札萨克王公制度,达理札雅共担任旗王18年。

执行党和国家各项政策,领导社会主义建设

和平解放以后,在中共宁夏省委和阿旗工委的领导下,达理札雅带领阿旗政府工作人员执行《宁夏省委处理阿旗问题八条办法》,落实参加起义人员一律按革命干部对待、保护各族人民财产、牲畜不受侵犯等政策,稳步推进民主建政和部队整编工作。1950年5月,宁夏省阿旗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达理札雅担任政府主席,建立了苏木巴格基层政权,将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旗人民保安总队,隶属宁夏军区领导,标志着封建札萨克制度的结束和人民政权的诞生。

从1949年9月至1952年,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光辉照耀下,达理札雅从一个封建王爷转变为新中国的革命干部,先后被任命为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夫人金允诚担任了阿拉善旗妇联主任和宁夏省妇联副主任,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

作为旗政府的主要领导,达理札雅参与决策,组织实施了镇压郭栓子叛乱,争取德王、李守信残部1000多人投诚,协助破获了特务组织;在牧区推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将自己和亲属的牲畜捐给国家,改善牧民生活,自愿放弃磴口县17万亩土地地租,使磴口县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带头将定远营周围和贺兰山沿山的土地分给农民,实现了定远营和沿山地区的农业合作化,逐步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

他在建立国营商业、财税统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抗美援朝捐献和修建青藏公路中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此,党和政府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1953年当选为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至1956年,先后担任宁夏省蒙古自治区(州)主席、甘肃省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州长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6年,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和额济纳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达理札雅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巴彦淖尔盟盟长和阿拉善旗旗长。

“文革”中蒙冤去世,党和人民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文革”开始,达理札雅和他的家庭受到冲击。由于周总理的过问,年老体衰、身患疾病的达理札雅和夫人金允诚在北京休养。后又被“红卫兵”揪回家乡批斗。1968年11月8日,达理札雅在三盛公批斗会现场含冤去世。夫人金允诚也在次年去世。

1979年2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在呼和浩特为达理札雅和夫人金允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为其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2007年8月,达理札雅的小女儿达锐回到了阔别50多年的家乡巴彦浩特,她向阿拉善博物馆、档案局赠送了父亲的遗物和一些极具收藏价值的老照片,遗物包括貂皮大衣、象牙烟嘴、派克笔、照相机等。达锐说,这些东西留在自己和后人手中,顶多是一种纪念,但是放到了博物馆,就有了一种历史研究价值。在达理札雅几个孩子里,达锐最小,她也是和父亲生活时间最长的。在她眼里,父亲是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老人。

达锐回忆说,当年周恩来总理接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父亲陪同接待,周总理介绍达理札雅时开玩笑地说:“我给你介绍一位我们蒙古族的王爷,他和你在你们国家亲王的地位是一样的。”达理札雅并没有以功臣自居,在北京居住时,他和老百姓住在一起,给他家送信的邮递员和街坊邻居们都说,达理札雅一点也不像首长,没有一点官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