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婉莹的女儿 郭婉莹——秀外慧中的女人
什么样的经历才可以雕琢出一个名媛?
曾经,好生活像整匹的上等缎子,刷拉拉摊平在她的面前。
然而,命运的起起伏伏岂是凡人可以预测,
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她会端正地告诉你,一个人如何在风浪中保持一颗温暖而纯净的心。
1989年,当80岁的永安百货家四小姐郭婉莹,在儿子位于美国西部的家里,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她是这样开的头——
时光如水湍急地流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来得及写下所有我记得的事。
我今天应该从哪里开始说呢?
我是戴西,我叫郭婉莹
1917年,澳洲华侨郭标在孙中山的邀请下,和兄弟郭杰一起举家回到上海,开办了上海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郭标最小的女儿Daisy(戴西),时年6岁,也跟随父母回到上海生活。
戴西从小在澳洲长大,英文比中文流利很多,连中文名字“郭婉莹”,也是后来在中西女塾里要好的同学为她取的。
中西女塾是老上海最著名的名媛学堂之一,国母宋庆龄和她的同胞姐妹宋蔼龄、宋美龄都曾经在这里读过书。在当时的上海,像大户人家应该在西郊有别墅、家里有美国汽车、先生有一抽屉各色领带一样,家里的女儿也应该在中西女塾上学。这里用全套的美国课本上课,穿衣梳妆、叠被铺床,一切都要自己动手,人人平等;早餐有中式肉松和西式黄油,客厅里有沙发、地毯和留声机。女孩们在这里学习怎样做出色的沙龙女主人,更重要的是,学习做一个秀外慧中的女人,有严格的教养和坚强的性格。
后来在“文革”里,单位开戴西的批斗会,有一个职工站起来揭发她在1949年以前腐朽的生活方式,说她到永安公司去买东西,自己坐在沙发上,一手拿着茶,一手夹着香烟,售货小姐们排成队,手里捧着新货一一走过她身边,要是她点一点头,她们就去把货包起来。
在社会下层的想象里,社会上层的人总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戴西说,这是她做梦也不敢的事,要是她敢,早就被逐出家门了,而且她也从来没想过要这么做。
从中西女塾毕业以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戴西和一个富家子弟订了婚,但她却不满意自己的未婚夫,嫌他没有情趣。她解除了婚约,进入燕京大学继续求学。而她自己选择的丈夫吴毓骧,是一个有a lot of fun的男人。这个毕业于麻省理工的男子作风洋派,据说当年家里安排他相亲,他拿出三百块钱给对方,让她随便上街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女子买回来一堆花布和胭脂粉盒,于是,他回断了这门亲事,说:“我怎么能讨这样的女人。”而在追求戴西的时候,他甚至偷走了戴西的照片。一个有趣的男人和一个有趣的女人,看起来真是志同道合。
爱与生活
婚后的两年可能是戴西一生中最美满的时光了,她年轻貌美,拥有一个漂亮的客厅和幸福的家,拥有自己心仪的爱人,所有少女时代的心愿全部成了美满的现实。到1936年,她还和好朋友张海伦一起,开了一个“锦霓时装沙龙”,她们的理想是做出合适中国妇女的现代美服,走出一条特别的时尚路线。
对于郭家和吴家的小孩子们来说,去戴西家里玩就等同于过节。晚辈们回忆起都说:“那时候他们这一家人,都那样好看,那样体面,那样幸福,家里那么温馨,家居那么漂亮,客厅里的圣诞树那么大,福州厨子的菜烧得那么地道,真的像是好莱坞电影里才有的十全十美。”
但是好莱坞的电影总是会走出一种波波折折的剧情,不是先抑后扬,就是先扬后抑。戴西的丈夫吴毓骧,的确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会为戴西拉开椅子;一起出门的时候会为戴西拉开大门;一起去跳舞的时候,舞厅里要是只有一个座位,他会让戴西坐下;不过当戴西难产,在医院两天生不下孩子的时候,他还是去俱乐部打牌到深夜,而不肯陪在医院里。这是一个会让女人非常高兴、但不会对女人负起全部责任的男人。
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个晚上,戴西在一个年轻风流的寡妇家里,找到了自己的丈夫。没有人知道戴西是怎样发现丈夫秘密的,也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的戴西,到底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伤心、屈辱还是愤怒?连她的两个孩子也不知道,因为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过这件事。她很少说到自己的爱情,很少说到自己的丈夫,就是在她的回忆录里,她也只是简单地写道:“1934年,我嫁给了YHW。”
妈咪就是波丽安娜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戴西会读一本著名的美国儿童小说《波丽安娜》给他们听。波丽安娜是一个失去父母的、脸上长着雀斑的11岁小女孩,她总能把不幸的事情经过自己的阐释,转化成高兴的事情,总相信乌云过后有晴空。
1998年的秋天,戴西去世以后,替戴西写传记的上海女作家陈丹燕和戴西的一双儿女聊到戴西的事,女儿静姝回忆说:“从前她告诉我,她在法国公园门口卖咸蛋,她能找出来什么蛋的蛋黄煮熟了一定有油。那时候是我们刚刚被扫地出门,根本没人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还要发生的时候。她老是抬着自己的下巴,很神气地说这些别的资本家也许会觉得过不去了的事。照我看来,那就是波丽安娜的样子。”
戴西从来没有跟孩子们说自己遇到过多少可怕的事,她没有说过自己劳改洗厕所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没有说过去监狱辨认丈夫尸体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也没有说过自己在“文革”被批斗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有一次,她偶尔对静姝说到自己在农场挖河泥的事:“我总是对没见过的事抱着很大的好奇心,当时我已经60岁,没有力气下去挖河泥了,于是被安排去为工人们烧开水。突然我感到火灭了,我马上把头伸进去,想看看到底怎么了。这时从烟囱里吹下风来,炉里的柴突然燃烧起来。我的脸上立刻遍布黑灰,半边的头发和眼睫毛被烧掉了。”
她说这些的时候,并不是诉苦,而是带着一种骄傲。好像是说:“你看,我还做过这些事。我是能干的。”这就是戴西,孩子们跟着她,永远是从光明的角度去了解苦难,永远看到的是一个积极的妈咪。后来,有外国人问起她的那些劳改岁月,她优雅地挺直脊背和脖子,说:“那些劳动,有利于我保持身材的苗条。”
收下生活给我的一切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戴西的经历已经成为外界眼中的传奇。有记者找到她,那时她白发苍苍,独自住在一条上海的大弄堂里,与邻居合用厨房和卫生间,替学生们补习英文。香港记者报道说,上海的郭家小姐住在只有几平米的小房间里,无法自己养活自己,靠海外的亲友资助。戴西为此非常愤怒,她说自己虽然只有一间房间,但绝不只有几平米。自己虽然失去了所有的家产和首饰,美金和金条也早已经没有了,但自己从来不靠美国的亲友帮助。
戴西从来是喜欢独立的,她在任何时候都不喜欢要求别人来帮忙。一直到去世,她都是一个自理的老太太,每天去市场买东西,太阳好的时候会出去散步。她永远优雅而精致,在曾经艰难的生活里,依然可以找到许多好玩的事情,让孩子们觉得母亲还和以前一样沉稳美丽,没什么变化;在晚年接待客人时,她会穿戴整齐为自己化妆,说这是对人最起码的礼貌。
在戴西的生命里,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她或者打倒她吧,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如果生活真的给我什么,那么,我就收下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