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的照片 薛涌专栏:吃着碗里的也得望着锅里的
从TylerCowen到RobertGordon,都属于“看衰美国”派。注意,我这里用了“看衰”而非通行的词汇“唱衰”,乃是因为我从来不认为一个大国的经济是可以被 “唱衰”的。这些经济学家不过是分担着时代的忧虑,恪守自己的职业操守,用经济学的手段进行观察分析,是在“看”,而不是让主观情绪来唱戏。对美国的经济分析是如此,对中国的经济分析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
RobertGordon把1750至1906年的英国和二十世纪的美国定位为“经济前沿国家”,不仅仅是在于这两个国家先后领导着人均GDP的增长,更在于它们都属于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领导着三次工业革命的创新。
“前沿”指的是技术突破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增长。跨入二十一世纪时,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格局。中国在人均GDP增长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经济发达程度、生活水平、创新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这种局面,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
如果我们检视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会发现RobertGordon对美国经济的分析于中国来说也很有参考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低起点上的制度突破,带来了巨大的红利。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样的突破具有一次性的色彩,很难反复上演。
另外,制度突破所引发的经济增长,主要也是吸收和消化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果实。或者说,发达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百年波浪,在中国基本上集中于这三十多年突然迸发,其能量自然格外巨大。更不用说,至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就开始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获益。在这种情况下,持续两位数的高增长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现在中国是否已经比较充分地吸收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了呢?至少在中国的发达地区,人们用的家电、开的车和发达国家并没有太大距离。高铁等基础设施,甚至比美国还先进。哪怕是苹果产品,新款一推出就在中国上市。当该享受的技术果实都享受到了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像美国人一样忧虑未来发展的潜力在哪里吗?
Tyler Cowen 到 RobertGordon的理论,还都论述了工业革命的资源瓶颈。TylerCowen称美国早期的发展得益于从印第安人手中抢来的土地。RobertGordon则指出美国面临着能源和环境的危机。
也就是说,当年在白拿来的土地上发展,和现在要从已经开发的土地上挤出更多的资源,效益是大不相同的。不错,美国马上会获得能源独立,但这不是建立在廉价能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技术开采昂贵能源的基础上。而人口老化,则是人力资源枯竭的征兆。凡此种种,都是低增长的理由。
在这些领域,中国面临的挑战比美国还要大得多: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能源仍然会依赖进口,环境问题亟需得到整治,人口的老龄化已经初现端倪。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如何在对付这些挑战的过程中维持高增长呢?当然,谁也无法预测未来,谁也不能排除新技术革命的意外突破。但是,如果把自己的预期建筑在未知和意外的基础上,并以此规划未来的生活,那就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看看当今的美国就明白:“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养老和医疗成本超出经济的承受力,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竞争力。有些人批评称,“婴儿潮”一代人多势众,靠着自己的选票,把自己的福利安排得好好的,而且借了一大堆债让后代偿还,实乃“最自私的一代”。
此论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婴儿潮”一代要么在高增长中成长,要么享受着高增长的果实。过去的经验塑造着他们对未来的预期,觉得那样的高增长会永远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加速,创造出足够的财富支付他们奢侈的退休生活。
更不用说,现代的信贷金融体系,为他们的超前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管是借钱的还是放贷的,其行为逻辑都是建筑在对未来预期的基础上。这次的次贷危机,就是对这种泡沫式期待的一个惩罚。面对这样的前车之鉴,中国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有必要迅速调整增长预期,理性地规划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