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胡先骕 ——读《不该遗忘的胡先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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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持:傅修延

近年来,教育界人士经常提到胡先骕,因为他是江西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为江西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然而胡先骕的贡献远不止于此,胡宗刚在其《不该遗忘的胡先骕》一书中,列举了他在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两大领域的独特贡献:

在自然科学上,毛泽东称他为“中国生物学科的老祖宗”。他领导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学生物系、第一个生物研究所,推动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创建。他是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和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会长,1948年与郑万钧联合发布“活化石”水杉新种,轰动了国际学术界。

在文学艺术上,他与吴宓等人站在维护文化传统的立场上,与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胡适、陈独秀大开笔战,“二胡”之争成为20世纪文化史上一场重要论战。他的《水杉诗》大气磅礴,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科普文艺作品,陈毅给予极高评价。钱钟书以“后学”身份为他编订《忏庵诗稿》,并在跋语中称赞他“挽弓力大,琢玉功深”,钱仲联对他的诗作也有高度赞扬。

胡宗刚是庐山植物园图书馆馆员,多年来在云雾缭绕的庐山顶上潜心研究胡先。我没想到这位刚步入中年的作者竟有如此深邃的眼光与老到的文笔,书中的议论竟能如此切中肯綮。他向江西读者介绍了一位真正的大师级乡贤。我通过长途电话向胡宗刚请教:单以自然科学上的成就而论,胡先骕与赣地其他贤哲相比地位如何?胡宗刚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人无出其右。

他举出的一条重要理由是,自然科学许多研究要在实验室中完成,一些人回国后囿于条件未能有更大发挥,而哈佛博士胡先骕从事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却不受此掣肘,因而能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奠立植物学中国化的不世伟业。

毛泽东称胡先骕为“中国生物学科的老祖宗”真是非常准确,他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地位无可动摇。

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说:“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胡先骕就是这种文艺复兴式的巨人,这位巨人身上有一副宁折不弯的铮铮硬骨。抗战中他在给学生作报告时说: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日本天皇是我在哈佛时的同学,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如我,因此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

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李森科及其门徒提出了一种物种形成的新见解,认为黑麦可以产生雀麦、作物可以产生杂草,胡先骕不顾政治风险对这种荒谬学说进行驳斥,结果被扣上“诬蔑苏联”的帽子。

然而,胡先骕这位文艺复兴式的巨人在现代文学史上却长久背负着一项骂名──反对新文化运动。胡适提倡白话文时反对用典,这无疑是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同泼了出去。

胡先骕对此持不同意见,他在《中国文学改良论》中指出,中外优秀文学无不用典,用典本身并无问题,关键要看用得是否恰到好处,能否产生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的效果。胡适晚年弟子唐德刚,就曾指出胡适文章题目中的“逼上梁山”也是用典。

“二胡之争”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进步与保守之争,白话文运动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但反对的声音中也含有真理的成份。胡宗刚议论中最为我欣赏的一点,是他指出胡先的意图在于维护中国文化中的优雅传统,不忍心看到它为粗鄙化浪潮所淹没。就此而言,过去胡先骕为人诟病之处,也许正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这种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他在自然科学上的建树。

20世纪的江西产生了两位顶级学术大师,一位是一代文宗陈寅恪,另一位就是独步于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胡先骕,他们如今都长眠在庐山顶上的植物园中。我同意胡宗刚的观点,胡先骕不该被遗忘。

作者简介:傅修延,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与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做访问研究,三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目前研究方向为叙事学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