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的近代三大著作 胡先骕眼中的近代三大著作
1944年春,因蒋经国谗言于蒋介石,胡先骕辞去了国立中正大学校长之职。在《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里,辞职后的胡先骕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条文。翻阅江西《民国日报》,有新闻记载,胡先骕辞职后,因战乱由泰和避居永丰。
于1944年7月中旬,鉴于欧阳修故里永丰县藤田镇秋江村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与欧阳祖经、余精一、刘文涛等一起创办了江西私立正峰中学,胡先骕任名誉董事长,永丰籍国立中正大学政经系教授刘文涛任董事长兼校长。一直到1945年10月29日,胡先骕才"送眷返省"来到南昌。
在永丰期间,无官一身轻,"闭户研究,从事著述",其中之一便有时称"胡先骕教授划时代巨制"的《中华民族之改造》,本拟在黄萍荪创刊的《龙凤》杂志上连载,全书总共38个章节。
在永丰避难期间,胡先骕还与国立中正大学研究部萧宗训合译了一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亚历克西·卡雷尔(Alexis Carrel)的著作《未了知之人类》。卡雷尔自言除去大部分时间再实验室中研究外,一直在观察人类社会,而观察人类社会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故而《未了知之人类》是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全书除第二章《人之科学》、第三章《身体与生理的活动》属生物科学外,第一章《对于人类较好知识之需要》、第四章《心灵活动》、第五章《内在时间》、第六章《适应功能》、第七章《个人》和第八章《人之改造》属观察人类社会的研究成果。
在此书中,卡雷尔"以生物学家的眼光","从生理构造说起",以科学家的独特理路对现代文明进行了批判,并进而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合理路向:人类过于重视物质文明(即胡先骕称之为工艺文明)的研究发展而忽视了精神文明的继承,以致于社会畸形发展。
在《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谈及他在1946年《观察》杂志第一卷第三期上读过胡先骕的译序。在《〈未了知之人类〉译者序》中,胡先骕提出了他眼中的近世三大著作:"窃谓近代有三大伟大著作,一南非洲联邦内阁总理斯末资(Smuts)将军所著之《全体主义》,一为怀特赫德教授(Prof.
A. N. White-head)所著之《科学与近代文明》,一即此书。此三书者,其将影响人类之前途,殆将不下于倍根之《新大西洋洲》,牛顿之《算学原理》,与达尔文之《物种原始》焉。"很显然,后三者之于社会的影响远远高于前三者,且前三本书只有《科学与近代文明》在中国产生过影响。
一直以来,胡先骕对于西化思潮引发的社会乱象多有评议,如1932年11月24日在《国风》刊文《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运动》中写道:"虽尽量介绍欧美之思潮,然于欧西文化之精神,并无真确之认识,哺糟啜醨,学之而病。提倡新教育而反使人格教育日趋于破产。"
有意思的是,史末资《整体论与进化》、怀海特《科学与近代世界》、卡雷尔《人的奥秘》和培根《新大西岛》、牛顿《算术原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背后,其实是对欧西文明熟稔于胸的胡先骕针对欧洲启蒙运动以降的科学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反思,也就是白璧德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对当时以进步主义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的反思,而对于《新大西岛》,胡先骕显然是反对培根的科学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极权诱惑之警惕。
对于史末资《整体论与进化》一书,胡先骕曾在1930年5月10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九号专门撰文《斯末资将军之全化论》介绍史末资及其整体论。在此文中开篇就抨击了中国学界对达尔文《演化论》误解为机械论,误将社会变化理解为物理化学的进化发展,盲从追随线性科学而忘记有机整体的宏观思维。
而早在1915年10月《科学》第一卷第十期上,胡先骕还撰文《达尔文天演学说今日之位置》,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昆虫学教授凯洛格教授对欧洲大陆对达尔文主义的反思进行概述,指陈学界"于达氏学术补偏救弊者又掩耳而走,是固步自封不求近益也",盲目接受物力进化之学说。
怀海特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何兆武认为此书是三本最低限度的当代哲学原始材料之一。该书考察近代以来自然观念的流变,从科学传统内部作出的批判,开篇就说"文明的进展并不完全是一股奔腾直前日趋佳境的巨流"。
而对于《未了知之人类》,胡先骕说,卡雷尔"为一学问广博而湛深之生物学家,其所研究之学问,如彼在本书自序中所称,包括自外科至细胞生理学以及变态心理学,以彼数十年研究之心得,加以纵贯洛克菲勒研究院诸大科学家之研究,故彼对于人类之天性乃有极精深之了解。彼鉴于一般人对于人类之天性之知识过于肤浅,因而不能领导人类以控制其命运,乃作《未了知之人类》一书,以供世人之借鉴。"
在他看来,卡雷尔此书"内容极为精湛",是"当前之伟大著作,非徒为一通俗科学之书也","殆可谓为人类科学不祧之金科玉律"。他希望自己翻译出来后,有识之士能够"精读之,深悟近代文明之症结,进而奋起以彻底改造之,则人类之前途将日进于光明之域矣"。
之所以在战争避乱期间"数次翻译润色",意在叩问当时激进的社会思潮:"我国在抗战之后,工业建国即将开始,将全盘接受欧美之工艺文明乎?抑有鉴于欧美文明之覆辙,而有条件的接受,或力谋改造我之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制度,俾我国能接受欧美之工艺文明而不蒙其害乎?此则我国有识者所宜深思熟虑。"
胡先骕在留学期间就饱读欧西名著,对他影响最大者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现代进步主义的反思,故而回国之后,胡先骕对胡适等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及全盘西化运动多次撰文批评。早在1922年4月的《学衡》上,胡先骕就撰文《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对功利主义进行了批判:"崇尚功利主义之风,自此日甚一日。
至有今日廉耻道丧。人欲横行之现象,苟不及时挽救,则日后科学实业愈发达。功利主义之成效愈昭著。国民道德之堕落,亦将愈甚。"1925年,就高等教育问题,在《东方杂志》刊文《留学问题与我国高等教育志方针》,以留学美国之感观和在国内高校执教多年之经验,再次指陈中国高等教育之弊害:"吾国高等教育之方针,宜效法英国,以养成人格提高学术为职志,决不可陷于美国化之功利主义中,仅图狭隘之近利。
"而针对激进思潮引发的社会混乱,胡先骕还在《东南论衡》刊文《学阀之罪恶》:"吾国学阀之兴,始于胡适之新文化运动。胡氏以新闻式文学家之天才,秉犀利之笔,恃偏颇之论,以逢迎青年喜新厌故之心理,风从草偃,一唱百和,有非议之者,则儇薄尖刻之恶声报之……于学术则不察国情,轻于改作我国固有之文化,诋諆之不遗余力,认孔学为吾国衰弱之主因,汉文为普及教育之障碍,谓杜甫不如沈尹默,以杜威配享耶稣,言教育则二四、三三,蒙得梭利、道尔顿,但图制度之更张,不问课程教授之良否。
"
胡先骕在欧美就熟知欧美社会思潮,回国之后也对世界新思潮时时不忘,故而希望中国教育不要仅仅着眼于一时的启蒙阶段,还需要看到西方社会对启蒙早已有反思。乐黛云在《新人文主义与人文主义》中写道:"新人文精神拒绝抽象自由观,而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将责任和义务观念引入自由的概念之中,揭示出自由与义务的内在联系。
新人文精神所追求的不是扩大权力范围而是扩大人类的互相理解,它努力纠正第一次启蒙所错误提倡的‘物质主义’以及无限制的进步论(直线的、急速的、无限的求新)和绝对化了的个人主义,目标是将人性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成就新的人性。
"胡先骕所欲介绍者,即乐黛云此文所谈论的新人文主义。
在避乱期间写就的那本"划时代巨制"《中华民族之改造》中,胡先骕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回顾中华文明各大思想流派及各个社会制度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又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近代制度、近代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最后三分之一则阐述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惜乎此书内容因《龙凤》杂志停刊而未能连载完毕,学界认为手稿全失,然我在江西《民国日报》发现其他两三篇,可见其他篇幅当是散乱于各大报刊,有待于学界发现;而胡先骕和萧宗训合译的《未了知之人类》,或因战乱而未能出版,但据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说,此书已有周太玄和王世宜的两种译本。
从现已发现的《中华民族之改造》篇目来看,胡先骕试图以新人文主义来挽救中国社会,正如白璧德认为,中国应该有工业革命,国家应富强起来,以免列强侵略,但"须知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可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与浴水而倾弃之。简言之,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
胡先骕的思想在民国时期乃至当时世界都不过时,反而紧随世界的新步伐,完全不是人云亦云的落后思想,正如其创办《学衡》的目的,乃"沟通中西学术,非纯乎保存国粹"(《黄侃日记》"1928年5月28日");胡先骕从诗歌到文论等各种文体对以进步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灾难后的我们,需要对胡先骕的思想重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