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真聂元梓 蒯大富与聂元梓的真实关系:同床异梦

蒯大富和聂元梓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造反派领袖,是北京高校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曾经担任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的核心组成员(聂为组长,蒯为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聂为副主任,蒯为常委),在文革中风光一时。

不同的是,聂元梓文革前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是有多年党龄的12级干部,而蒯大富只是个1963年入学的学生。他们的年龄相差24岁,是两代人。那么,在文革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从文革中的几个事件和聂元梓、蒯大富各自的回忆中对此做一简略的探讨。

一、在北京市的夺权合作

聂元梓和蒯大富最早的合作应该是1967年1月在北京市的夺权活动。当时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聂元梓控制下的新北大文革派出几路兵马到中宣部、高教部、中组部、统战部、中央民委、中监委、交通部、华北局去抢权夺印,蒯大富也率领人马到北京市夺权。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中说:

“一过新年,形势大变,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参与下,上海的造反派第一个起来,夺了市委和市政府的大权,并且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评价,从此,夺权之风吹向全国,这就是所谓的一月风暴。

这时候,北京的几个大学造反派头头非常活跃。蒯大富、韩爱晶都到市里去夺权,谭厚兰和王大宾也都有各自的一个摊子。蒯大富跑到市委夺了权,成立了“北京市夺权委员会”,派人到广播事业局叫我去市委,都是造反派,我也不好拒绝,就到市委去了。蒯大富说,我们要夺权,你参加我们的夺权委员会吧。我说行啊,我回学校去,跟我们的学生说一说,你等我的回话吧。结果,我回去以后,却没有给他们下文了。”

聂元梓又说:“我和王大宾、蒯大富商量,成立一个‘北京公社’,全名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为夺权做准备。我就到清华大学去找蒯大富,蒯大富正在主持开会,在蒯大富那里参加会议,计划联合的有工厂、机关、学校。我来了,大家都欢迎,愿意和北大一起联合夺权,但是会正在开,蒯大富又跑了,他不辞而别,把我们甩在清华大学,自己跑到市委那里夺权去了。”(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不论聂元梓回忆的情节是否完全真实,但从以上这段话可以看出,聂元梓和蒯大富都想夺北京市的权,但是又彼此防范,都想自己先下手为强,没有真心联合。就聂元梓的心态说,她是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有毛主席支持的金字招牌,仿照上海人民公社的样板,发起筹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一定能够当上这个公社的一把手。在她看来,别的造反派头头是不能和她相比的。但蒯大富对聂元梓并不买账。

韩爱晶在他编著的《清华蒯大富》里是这样叙述的:北京市夺权斗争,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各搞一块,三足鼎立。聂元梓领导新北大公社联合一些工厂和北京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在广播电视大楼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

可能聂元梓觉得毛泽东评价他们七人大字报是北京公社宣言书,她是当然的北京公社负责人。聂元梓拉着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美国人李敦白做游说工作,让别人拥护她为核心,以为只要通过电台广播,北京夺权就大功告成。

蒯大富回忆说:“对北京夺权我不太关心。韩爱晶那里我只派个人去参与而已。聂元梓找我的时候我心里特反感,整个北京学生挨工作组整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怎么听不到你一点声音,现在看见上海夺权了你也想夺权了,肯定是想当北京市长,我现在都这么说她。”(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蒯大富在接受米鹤都的采访中说:“聂元梓肯定是天派,不过聂元梓除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写了一个大字报,后来工作组入校整我们的时候,她根本没发言啊,也没保护我们,也没有发表反对工作组的意见,这跟我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而且她那个造反派还是中央授意的,奉旨造反。就那一下子,后来当了大学红代会核心组的组长。那时觉得,我们是自己干出来的,根本瞧不上聂元梓,我们对她根本不以为然。”(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356,中国书局有限公司,2011年3月第一版)

可见,自封为红卫兵司令的蒯司令从骨子里是看不起聂元梓的,并不愿意和聂元梓真心合作,也不承认聂元梓的领袖地位。

“搞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风头主义,不成!想‘下山摘桃’窃权吗?不成!搞阶级调和,大杂烩式的夺权吗?也不成!打着‘造反’旗号,搞名夺实保的假夺权吗?更不成!”

这个倡议书是北京大学起草的,这段话肯定是有所指的,也暴露出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和钩心斗角。2月5日地院东方红公社总部发表声明,退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并说“聂元梓、蒯大富的作法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随后,林院东方红、农机学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京师院东方红等组织也退出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发表了一个“紧急辟谣”,表示从不知道也从未派人参加“北京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

由于许多造反派组织退出和没有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这个“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不到10天就胎死腹中了。聂元梓和蒯大富的合作夺权也就破产了。

二、民族宫事件

1967年4月8日,新北大公社、民院抗大公社、石油大庆公社、北外红旗大队、教育部北京公社等组织与地院东方红公社、民院东方红公社、民族歌舞团八八造反者、民族研究所千钧棒战斗兵团等组织为批判民族工作展览问题在民族宫和民委机关大楼发生冲突,双方都调集来上千人,冲突越来越激烈。聂元梓和蒯大富私下商量,并称报请戚本禹同意后发出了以下命令:

红代会两项命令

(一)红代会所属单位之间发生矛盾,绝对不准武斗,目前双方离开民族宫,民委,不得接触(包括所有矛盾双方,而本机关除外)。

(二)双方掌握的材料不准转移,不准销毁,暂时保留在持材料者手中。有矛盾由红代会主持协商解决。

红代会委员会聂元梓、蒯大富

4月8日下午6点

这一命令惹恼了以地院东方红为代表的地派组织,3小时后地院东方红发表声明:

一、红代会委员聂元梓、蒯大富发表的两项命令根本没有经过全体常委的讨论,更没有经过全体委员的讨论,丝毫没有是非观念,没有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此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完全非法的。

二、我公社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完全不承认此命令,也根本不执行此命令。

三、由此命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有聂元梓、蒯大富两人负完全责任。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晚九点

(聂树人: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143-144,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一方面聂元梓和蒯大富在与地派的争斗中是立场一致的,他们自以为是红代会的老大和老二,可以不经过其他常委就擅自发号施令;另一方面,蒯大富也受了聂元梓的利用,因为清华井冈山并没有直接介入民族宫事件,聂元梓为了对付以地院为主的地派,拉上了蒯大富这个伙伴,把蒯当了枪使,由此可见聂元梓的老谋深算和蒯大富的政治经验不足。

三、共同控制“红代会”和《首都红卫兵报》

聂元梓和蒯大富当上了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和副组长后,极力排斥原三司和地派组织的成员,在红代会安插自己的工作人员,在地派干将聂树人离开《首都红卫兵》报后,很快就派人操控了这份报纸,从第十一期起,把报头从仿毛体改为等线印刷体,以示与以前地派控制的该报的区别;他们先将红代会会址设在北京矿业学院,1967年4月,又将红代会迁往北京大学,逐步把红代会变成了自己的自留地。

在组织发展上,他们采取关门主义,至1967年6月,没有发展一个群众组织入会,以此为吞并校内对立面组织铺平道路。

1967年5月10日,聂元梓和蒯大富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对首都大专院校目前形势的几点意见》,在这个意见中,他们提出:“最近,革命队伍内部的极左派,与保守势力结合起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这种适应资本主义复辟需要的典型机会主义思潮。

”“首都某些大专院校内两派斗争的加剧,归根到底,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而斗争的焦点在于一个权字。

”“近来不断发生武斗事件,有的是革命派内部争吵,有的是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发生武斗的主要原因,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幕后策划或操纵保守派组织,妄图进行反夺权所造成的。

”这些语言,明显是针对地派和他们自己校内反对派组织的。针对这个几点意见,地派院校的10多个组织在5月14日召开“部分大专院校会议”,发表《严正声明》,指出:“1967年5月10日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对首都大专院校目前形势的几点意见》,根本未经红代会核心组全体人员讨论过,脱离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奢谈什么意见,是对北京大专院校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肆意歪曲”。

聂元梓和蒯大富的《几点意见》和地派院校的《严正声明》,把红代会内部天、地两派的矛盾暴露无遗。

四、蒯大富支持聂元梓的对立面组织

蒯大富虽然表面上和聂元梓关系不错,经常在一起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其实暗地里却支持北大内部反对聂元梓的组织。早在1966年11-12月,清华井冈山就支持反对聂元梓的一个组织“北京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并把其吸收进入了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引起了聂元梓的极度不满,向江青告状。

在江青的压力下,“三司”不得不在1967年1月21日,宣布将“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开除。1月22日,江青在部分高校造反派代表座谈会上批评蒯大富,说“我们对你,自己的战友,希望你成长的得更快,可是你对北大的虎山行、红联军、井冈山的态度是错误的。

”(北京大学纪事,北大出版社,772)。但清华井冈山的部分人员和蒯大富一直同情北大井冈山,和北大井冈山的人员保持联系,甚至允许他们参加清华井冈山的有些会议(见蒯大富1967年8月28日讲话)。

后来,随着聂元梓在校内的倒行逆施,引起越来越多群众的不满和反对,1967年8月17日,由“井冈山公社”、“东方红公社”、“北京公社”、“红旗飘”和“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五个群众组织联合而成的“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宣告正式成立。

在成立大会上,除了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的45个红代会组织的联合发言外,大会还宣读了清华井冈山兵团蒯大富的贺信,北航红旗作战部也来信祝贺。

首都红代会委员会和红代会组织部通过: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从1967年8月18日起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正式成员。(《新北大报》,1967年8月2日,第一版)。

1967年8月17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还发出了为原新北大井冈山彻底翻案的公告,公告说:“由于我司令部工作人员当时原则性不强,又迫于某些权威人士的压力,于1967年1月21日宣布开除新北大井冈山出第三司令部。

半年多的实践证明,新北大井冈山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造反组织,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我司令部发表公告,撤销原来的声明,恢复其名誉,并向新北大井冈山的战士赔礼道歉,向英勇不屈,顽强战斗的新北大井冈山战士致敬。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蒯大富的这一行为,表明了他对聂元梓反对派的支持,也从背后给聂元梓插了一刀。

五、蒯大富1967年8月28日讲话

随着文革的发展和天地两派争斗的深入,以及中央文革领导特别是陈伯达多次对聂元梓的批评,蒯大富逐步看出了聂元梓的问题,开始和聂元梓划清界限。

清华井冈山作战部第三动态组编印的《动态》135期上刊登了蒯大富1967年8月28日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在谈到关于新北大聂元梓的问题时蒯说:

“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也是个相当严肃的政治问题,聂元梓同志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在全国、全世界都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因此,对这个问题要很好地很慎重地处理。

聂元梓同志、新北大校文革辜负了党和毛主席的希望,辜负了中央文革的希望。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内,一是对外。校外支保,新北大公社的思潮与保守派是比较接近的。在校内,聂元梓同志压制打击不同意见是很残酷的,很厉害的,刚才新北大井冈山的同志讲过了……总之聂元梓同志辜负了中央文革对她的希望。

过去我们对聂元梓同志一直是有意见的。去年十月份就有个直观感觉,聂元梓同志不支持少数派。

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在上海聂元梓同志以救世主自居是比较严重的,当然保守派也是反她的,因为她反曹荻秋,但与造反派的关系也很别扭。

在校内,打击红联军……

我们曾经几次给聂元梓同志提出批评意见,提出过不满的想法。但是聂元梓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很严重的,听不进批评。自己跌了许多跟头,受了许多挫折,遭到许多失败,还是这样,我们越来越失望了。

三月份红代会成立时,聂元梓同志当核心组长,当时稍好一点。

四月份与地质东方红冲突,在北大发生了武斗,我们学校的鲍长康同志、任传仲同志、崔兆喜同志去调解,也挨了一顿打。接着,孙蓬一反谢副总理,在会上煽动炮打谢副总理,我校立即发表声明反击,红代会由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起草声明,反击聂孙,当时聂元梓同志不在场,后来她不同意发表。

我们跟北大一直是别扭的,可是他们总在外边宣传清华北航跟他们站在一起,因此在社会上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当时北京两大派斗争,地质的朱派势力拼命地反清华,这样使我们在感情上就比较容易靠近北大一些。同时,地院对北大的态度和许多做法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在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问题上曾经与北大有所靠近,但是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内政外交。

在红代会,实际上新北大公社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没有起到核心组成员的作用。

聂元梓同志的问题现在来看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她犯了很多错误,我们希望聂元梓同志站起来,我们也竭力帮助她站起来。有些人落井下石,拼命地要把聂元梓同志打下去,他们不是从大局考虑,而是从小集团利益出发,这是不应该的。”(清华井冈山作战部第三动态组编印的《动态》135期)

蒯大富这个讲话的姿态居高临下,不像是聂元梓的同事和战友,倒像个中央首长,教训聂元梓辜负了中央领导的希望,批评聂元梓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些话与1967年6月5日陈伯达批评聂元梓的语言十分相似。这个讲话比较全面地回顾和总结了他与聂元梓的关系和对聂元梓的看法,认为与聂元梓的分歧由来已久,早在1966年10月份就对聂元梓有意见,后来和聂元梓合作是为了共同对付地派势力。

在对待谢富治的态度上,聂、蒯也有明显的分歧,聂元梓和孙蓬一在1967年4月份曾经炮打谢富治,而蒯大富一直对谢富治有好感,比较尊重谢富治。

蒯大富还极力贬低聂元梓在红代会的地位和作用,显示出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面目。最后蒯还高姿态地说要帮助聂元梓站起来,批评某些人落井下石。这段讲话应该是研究聂元梓蒯大富关系的重要资料,值得细细体味。

六、清华和北大的武斗

1968年3月29日,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在北大挑起了武斗,把反对派北大井冈山的部分学生赶出了原来居住的宿舍楼,围困在几个楼中。在接受米鹤都的采访中谈到清华武斗时,蒯大富说:“清华武斗之前,北大3月29日夜打了一场武斗。

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这之前,虽然毛主席没有公开讲,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啊,都讲了很多话批评414。

当时我有这么个心态,认为清华打起来对我更有利,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四一四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局面。”(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364-365,中国书局有限公司,2011年3月第一版)

蒯大富的上述回忆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心态,是想学习聂元梓,镇压反对派,以便实现他在清华的一统天下。

1968年4月23日,蒯大富终于学习了聂元梓的经验,在清华开始了百日大武斗,而且规模和惨烈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北大。

聂元梓为了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在1968年4月24日召开了一个“新北大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代表大会”,蒯大富代表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向大会致贺词,他说:“在已经过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我们和新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我们相信,我们有千条理由相信,在今后文化大革命风浪中,不管这风浪是多么大,我们的道路是多么曲折,有多少豺狼挡道,我们将和以新北大公社为代表的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风暴,将是非常猛烈的。我们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搞得强强的,把党性搞得足足的,一定要在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潮中,为党、为人民立下更大的功劳!”(新北大,1968年4月29日,第五版)

1968年4月23日-26日,正是北大和清华武斗的高潮,蒯大富在这样紧张的日子里,还赶到北大参加聂元梓组织的这个大会,并发表讲话,表达他对聂元梓的支持,也表现了他十足的派性。但他和聂元梓都没有想到,仅仅过了3个月,由于他们坚持武斗,不得人心,在北京乃至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被毛泽东下令派出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赶下了文革的历史舞台。

通过对蒯大富和聂元梓在文革中关系的初步探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他们都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头头,也经常在一起参加活动,但由于他们的出身经历不同,性格特点不同,思想方法不同,受周边环境的影响不同,而且都有个人野心,惟我独尊,惟我独左,互相不服气,互相看不起,所以他们并不是什么亲密战友,也没有真正地合作。

他们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互相不服,互相利用。”但最后他们都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抛弃,成了文化革命的替罪羊,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了。

参考文献:

⒈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⒉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

⒊聂树人,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

⒋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中国书局有限公司,2011年

⒌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编,新北大校刊,1966-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