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蔚如后代 杨虎城死后他的部属与后代结局如何?
蒋介石对于这支曾参加兵谏的部队一直心存恐惧,在迫害杨虎城的同时,他处心积虑地要搞垮、拆散这个部队。他先是派遣大批特务进入三十八军,结果在赵寿山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努力下都被排挤出去。
当时,孙蔚如、赵寿山是遵循杨虎城一贯的政治立场,将部队坚持下去,蒋介石为了防止部队与八路军有更多的接触,1941年将该部队调到黄河以南作为河防部队。“铁柱子”一走,不久中条山的防线就崩溃了。这一年,赵寿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蒋介石将第四集团军从中条山抗日前线调到黄河以南后,加紧了对这支部队的肢解和压迫。当他得知赵寿山一贯的政治立场偏左,又是部队中进步力量核心后,先从赵身上下手。1943年冬,调赵寿山到国民党中训团受训,随后又调赵到甘肃蒋的嫡系部队第三集团军去当空头司令,剥夺了赵的实际军权。
赵寿山数十年后说:1943年10月,蒋介石调我去重庆,担任中央训练团第二十九期的大队长。训练班每期一月,结束以后蒋对如何处置我煞费苦心,最后决定用升官的办法,调我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把我调离三十八军。我想,蒋已作安排,如果坚持不去第三集团军,也可能走张学良、杨虎城的路,不如先应承下来再说。
我由重庆先到西安,通过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详细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请示今后的行动。中央指示,最好能让孙蔚如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留我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如果不行,再去武威。
毛主席并亲自指示:如果有一线之路,官得做下去,对党有好处。我得到党的指示,到了前方。孙蔚如驻在巩县以南的和义沟,我和他一连谈了几个晚上,指出蒋介石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想吃掉我们这支部队。
现在是调我,然后就会调你,调孔从洲,遣散部队。孙蔚如心里也许想留我,但他不答应给蒋发电。同孙蔚如谈话以后,回到西安,将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改为第三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留下蒙定军带电台一部,北通延安,西通武威,南通重庆,东通前方部队。我于1944年3月到甘肃武威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在解决了赵寿山之后,蒋介石又用同样的办法对付孙蔚如。先调孙到重庆将官训练班受训,再用提升的办法去掉了兵权。1944年9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蔚如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6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蔚如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驻湖北省恩施县。同时,将第四集团军的两个军合并为一个军,将14个团并为9个团由蒋介石的嫡系张耀明任军长。完成了对杨虎城部队的彻底改造。
西安事变后,孙蔚如是作为杨虎城的继承人,接收了十七路军剩余的全部力量。虽然他对杨虎城在个人感情上是绝对忠诚,但在政治立场和领导艺术上与杨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特别对蒋介石是不敢斗争的。
在蒋介石的迫害下,十七路军的基本力量在抗战胜利前就被肢解掉了。张耀明上任后,对部队进行大规模的改组,打算换掉所有连以上的干部,以改造并控制这支部队。1945年7月,当张耀明要撤换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刘威诚时,十七师五十一团在刘威诚等人的领导下,在河南洛宁县举行起义,经过艰苦战斗,冲破国民党军的阻拦,进入了豫西共产党控制区。毛泽东曾致电表示欢迎。
1945年9月,周恩来对米暂沉说:“请你告诉蔚如先生,抗战以来,我们没有分化或瓦解过任何友军的部队。十七师是虎城先生的部队,也是和我们合作最早的部队,我们更不能分化他们,他们因为在张耀明压迫之下感到无法生存下去,主动拉入解放区,我们也不能拒绝。请蔚如先生放心,我们仍保留该师原来的番号,和八路军同样待遇。有一天虎城先生出来要带兵,我们一定让他们再回去。”
1946年3月,蒋介石决心进一步解决杨虎城旧部的问题。他密令将三十八军孔从洲曾担任师长的五十五师改为五十五旅,并令该部开赴内战前线,准备在行军途中,解除部队的武装。时任三十八军副军长的孔从洲发现了这一阴谋,率第五十五师于1946年5月15日在河南巩县通电起义。
8月,三十八军一七七师的一部在吕远璧、薛生荣的领导下也举行起义。
解放战争中,重新组建的三十八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屡建战功。
1946年6月,第三集团军总部被撤销。蒋介石威逼赵寿山赴美考察水利。1947年3月,赵寿山辗转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7月6日,赵寿山在华北解放区发表通电:“余之长官杨虎城将军,尽瘁革命,卓著功绩,只以双十二兵谏,禁锢10载,并今生死不明,其部队又横遭压迫分化瓦解并篡夺以去。
”“余决以坚决行动,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之卖国独裁内战政策到底。”后,赵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直接参与领导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抗战胜利,孙蔚如作为第六战区受降官,见证了日军投降的历史时刻。1949年,拒绝了蒋介石移居台湾的安排,留在大陆与共产党合作。
原十七路军的其他部队,大部分也都在解放战争中投奔了共产党。就连在西安事变时叛杨投蒋的冯钦哉,也因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到包头去接邓宝珊将军到北平而有功。
继承父志奔赴延安
1937年12月,杨虎城被蒋介石囚禁。国难当头,家庭又遭此不幸,前途何在?刚满16岁的杨拯民陷于深思之中。
这时,日寇大举西进,国民党军队抵不住敌人的进攻,陕西也有沦陷的危险。一些杨虎城的部下就对杨拯民说:“日本人来了,你出头咱们拉队伍同他干。”杨则说:“我一个学生,一点不懂军事,让我先学习一下,然后咱们再干。
”于是产生到延安去学习的念头。他向林伯渠、冯文彬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林、冯开始考虑他年纪太小,没有答应。在杨拯民再三要求下,林伯渠等同意他的请求,将他介绍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3月11日,杨拯民来到延安,成了一名“抗大”学员。
1938年6月,在“抗大”学习期间,他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1938年8月“抗大”毕业后,杨转到马列学院继续学习。在马列学院与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相识,并成为了终生好友。
1942年,杨拯民到米脂县委任统战部副部长。消息很快传到榆林,时在榆林任陕、绥地区总司令(相当一个集团军)的邓宝珊将军听说后,几次让人带话,还派人持函专门相邀,让杨到榆林一见。经过上级批准,11月,杨拯民以“祝寿”为名,去榆林与邓宝珊相见。
在榆林参加了邓的“祝寿”活动,会见各方面的人士,开展统战工作。杨拯民说:超过十天多了,我再次提出要走,邓这时才低声告诉我,蒋介石的侍从室曾来电要他把我扣留住。邓宝珊说:“我怎么能听从他们的?!
现在你要走,我就不再留你了。”同时,旁人告诉我,我到榆林后第三天,蒋的侍从室来电问邓宝珊,我去榆林干什么?邓宝珊答复,我去是给他“做寿”。现在侍从室又来电要扣人,所以邓宝珊不得不放我走了。由此可见,蒋介石确实是“无毒不丈夫”,他想要斩尽杀绝啊。
1941年9月,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杨虎城长女杨拯坤也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工作。
1941年10月,杨拯民在延安与陈因(原名岳文琴)结婚。1942年7月杨拯坤(改名为周盼)与王顺桐在延安结婚。兄妹俩先后建立了各自的家庭,投身于人民民主解放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