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贵波的子女 罗贵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个月,在我国外交史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悄悄地掀开了鲜为人知的一页。对我个人来讲,也翻开了新长征途中转折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不久,1949年冬,胡志明主席和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写信给毛主席、中共中央,要求中国提供援助和派人去越南。
1950年1月,胡志明亲自秘密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要求。
我党中央根据胡志明和印支共产党中央的要求,并报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我秘密去越南,作为中共中央与印支共产党中央的联络代表。少奇同志还亲自为我写介绍信:“兹介绍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和军队中的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到你处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带助手和随员共8人。中共中央秘书长刘少奇,1950年1月17日”。
这时,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正在莫斯科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会谈,准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我于1950年1月由北京启程,秘密离开祖国。临行前,少奇同志交待三个月完成任务回国。然而,随着情况变化,一去就是近八年,我又经历了一个“八年抗战”,面对的敌人是法国殖民侵略者。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1945年9月2日正式宣布成立的。不久,中国国民党军队即进入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占领河内;英国殖民侵略军和部分法国殖民侵略军进入越南16度线以南地区,占领西贡,并分别接受日军投降。以后中国国民党妥协,把所占领的越南北方地区交由法军接防。法军不但在海防等地登陆,还进入河内,对越南发动了新的殖民侵略战争。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动员全民奋起抵抗,坚持长期抗战。法国殖民侵略军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占领了几个重要城市和交通线,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军领导机关从河内迁移到越北山区,但仍然坚持继续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法军对越北山区抗战根据地实行包围、封锁、分割并不断进行军事进攻和狂轰滥炸。这时,战场形势处于相持阶段:法军不能征服越南军民,越南军民一时也难以发动反攻,只能分散打游击。
此时,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同越南建立联系,越南尚未取得国际地位,也得不到外援。如何援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侵略军的问题,是中、越、苏三方最高领导进行磋商的大事。毛泽东同志和胡志明同志在莫斯科时,曾同斯大林进行过会谈。在胡志明提出请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时,斯大林认为这样做可能刺激各帝国主义国家,增加对越南的压力。而毛泽东同志却认为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是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后,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
胡志明千里迢迢来中国,去苏联,是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援助,尤其是军事和财政经济的援助。斯大林认为,中国是越南的邻邦,熟悉越南的情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和东欧各国受到严重的战争创伤,苏联还要帮助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恢复和建设,负担很重,希望援助越南的任务以中国为主。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人民解放军要追歼蒋军残部,清剿武装匪特,要接管城市,举国上下正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医治战争创伤。而美帝国主义又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实行包围、封锁、孤立、甚至企图干涉、颠覆新中国。法殖民侵略者也在中越边境加强兵力部署和军事设施,封锁中越边境。法国飞机不断在中越边境上空盘旋,扫射轰炸,威胁中国的安全。法国殖民侵略者还支持、庇护蒋军残部和武装匪特,在中越边境进行捣乱破坏。
1950年,美帝国主义组成所谓联合国军,对朝鲜进行侵略战争,打到鸭绿江边,威胁着我国的安全,我国决定抗美援朝,派出志愿军赴朝参战,同朝鲜军民并肩战斗,抗击美国侵略者。
在此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重,任务艰巨,困难很大的情况下,毛主席、党中央毅然决定援越抗法,向越南大力提供无私的和无偿的军事援助、财政经济援助,派顾问去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1950年9月24日,也就是在我离开北京八个月零七天后,我才第一次从越南北部山区返回北京汇报工作。我先遵照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的面示,将在越南工作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呈送中央各领导同志。两三天后,尚昆同志通知我,少奇同志要我到他那里去。我又来到熟悉的中南海。少奇同志告诉我,毛主席要亲自听取你的汇报。于是我和少奇同志一同驱车前往丰泽园。
康熙年间丰泽园是清皇帝春季举行演耕仪式的场所。这是一座标准的两套院四合院。两棵海棠树,两棵梨树左右对称,没有任何修饰,一派凝重庄严的氛围。上房正中是“颐年堂”,东西两厢是“烟雨图”和“云山画”,这就是毛主席的住处,朴素无华。
“颐年堂”内,从天花板到门框、窗扇、窗棂布满红木雕花,房内显得华贵,但只摆着十把普通的单人沙发,围绕一张小园茶几,脚下是块很旧的地毯,沙发后面有一张窄长条桌,这些占了会客厅的二分之一。四面看看,再也没有任何陈设了。我们党的主席、人民共和国主席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就是这样简单朴素。那时候没有什么严格的晋见规矩。我多次汇报,毛主席都是坐在靠南边的一把沙发上,有时我往他旁边一坐,有时又离他远点坐下。
少奇同志带我见毛主席时,朱总司令、周总理已经坐在主席身边。少奇同志首先谈了我汇报的情况。主席听完以后,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对我说:“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少奇同志插话说:“原定你在越南工作三个月,现在看来不行了,做长期打算吧。”周总理说:“中央已内定你是将来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毛主席说:“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你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也许还是唯一的联络代表。”
周总理和朱总司令把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情况和我们派志愿军赴朝参战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并告我回越南后可把此情况转告胡志明和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根据朝鲜的情况决定抗美援朝,公开派志愿军赴朝参战,同朝鲜军民并肩战斗,抗击美国侵略者;我们又根据越南的情况决定继续援越抗法,秘密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财经援助,还派去顾问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法,都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意义同样重大,同样光荣,只是援助的方式各有不同。接着他话锋一转,突然问起我爱人和家庭情况。当我说到我爱人李涵珍同志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长征干部时,毛主席高兴地说:“哦,这么说她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很好嘛。她干过什么工作?”我说:“她干过机要工作、组织工作、干部工作……”毛主席马上说:“好!让她也到越南工作,做你的助手。胡志明向我提议过,让你们的爱人到越南去,合适的我同意带去。”后来我们派到越南的顾问,少数人带了爱人去。
少奇同志说:“越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财经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和货币问题。我们挑选了几位搞财经工作、银行工作、粮食工作的干部到越南担任顾问。他们同你一起先行一步,以后还要选其他方面的顾问组成帮助越南党政工作的政治顾问团,你是总顾问,又是政治顾问团团长。”
毛主席听少奇同志讲到“总顾问”时,他说:“当总顾问不能照搬苏联的一套,而越南也不是中国,你不能照搬中国这一套。一切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在人家面前要老实、诚恳,我们革命成功的经验要介绍,失败的教训也要讲。”这次汇报,是我第一次直接聆听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教导和指示。
援助越南的第一步就是打通中越边境交通,援助越南的物资才能顺利运往越南。只要越南人民军占领了中越边境上的交通要道,法军则将失去第一个优势。打通中越边境的交通要道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打越南和广西接壤的高平;一个是打越南和云南接壤的老街。先打高平还是先打老街,或是同时打,印支共产党中央和我党中央都作了调查研究,反复酝酿磋商了近三个月。1950年7月2日,毛主席给越共中央复电:“同意先打高平的意见,对高平的具体作战方案等陈赓去后,由你们最后商定。以后如何作战,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我们如有意见,仅供你们参考。因为你们比我们熟悉情况。”
陈赓同志是胡志明向毛主席和我党中央点的将。毛主席、党中央派陈赓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越南帮助组织指挥边界战役,军事顾问团参加了边界战役。这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毛主席对此次战役非常重视和关注,许多重要电报都是由他亲自审批,甚至由他亲自起草。
边界战役准备期间,毛主席、党中央同意胡志明和印支共产党中央把一部分越南人民军开到云南文山地区进行休整、装备、训练的要求,并帮助这部分部队组编成两个大团(师),形成两个拳头,在边界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
陈赓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进行了大力的、无私的帮助。越南军民终于赢得这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扭转了越南战场的被动局势,打通了中越边界交通。胡志明、武元甲等对此表示非常高兴和满意。
边界战役胜利结束后,胡志明于1950年10月14日向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致信:“高平七溪战役(注:指边界战役)我们已获全胜。这胜利之最大原因是因为中共苏共之尽量援助,滇桂、粤同志们的感我的、热诚的,不辞艰苦的执行您们的指示而给予我们以直接的帮助。
我应该指出陈赓、任穷、云逸、天佑、贵波、剑英、方方、国清及顾问同志们在战役中之特别功劳。总之,我认为这胜利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毛泽东路线的胜利。我不说‘谢谢你们’的客套话,而说‘今后我们越南同志们和人民将更加努力争取更大的最后的胜利,以成功来报答中共、苏共兄弟的深切期望与伟大的帮助。’”
1950年11月,我再次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汇报中说到越南向我国提出希望援助的计划时,毛主席说: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有义务帮助尚未获得解放的国家的人民,这是国际主义。越南正在进行抗法战争,孤立无援,困难很大,他们要求我们提供援助和帮助,我们有义务援助和帮助他们;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是无私的、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凡是越南抗战确实需要的,而中国又有的,可尽量提供。毛主席又说:法国殖民侵略者是越南人民的敌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中越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帮助越南打败法国殖民侵略者,恢复越南和平,这是中国帮助越南。而越南把法国殖民侵略者打败了,赶出了越南,中国的南部边疆也就解除了法国殖民侵略者的威胁,这又是越南帮助了中国。不能只说中国帮助了越南,应当说越南也帮助了中国,帮助是相互的。
当我汇报到越南提出的援助计划太大,要求过高,不太切合实际时,毛主席说:“他们提出的援助计划太大,要求过高,不切实际,可能是他们对我国的情况和对自己的情况缺乏了解,也可能与缺乏经验有关,要耐心帮助他们。”
我们在越南工作的几年中,对越南进行援助和帮助,不论是向越南提供包括武器弹药、军事装备、粮食布匹、医药卫生、通讯器材、交通工具、各种食品等等的援助;也不论是向越南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都是按照毛主席、党中央这个指示和教导进行的。
中国顾问在越南帮助工作是真诚的,全心全意的,毫无保留的,为越南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无私奉献。我们在越南帮助工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与越南同志同甘共苦,共同工作,共同战斗,共同生活,没有向越方要求任何特殊照顾和额外报酬。
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和帮助,中国政府没有向越南要过钱、讨过账,没有同越南签订什么不平等的协议或协定,没有在越南建立任何军事基地和驻扎一兵一卒,完全是无代价、无私的,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伟大的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也是世界上罕见的。
1951年冬季,胡志明又一次秘密访华来到北京。
一天我陪他来到丰泽园里的颐年堂。我们进去时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都迎出来,他们相互亲切地拥抱。胡志明主席早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和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分别相识。他那带有广东味的汉语,说得相当流利,可以不用翻译。在这样的场合没有一点外交形式,胡志明像回到家里一样亲切而热情。
他见到毛主席,像久别的兄弟,相互问候,说了一阵亲热的话语,很快话锋转入正题。
胡志明把越南抗法战争的情况,根据地建设情况,以及中国顾问在越南工作的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周总理和朱总司令把朝鲜战场的情况和我国国内的有关情况,也向胡志明作了简要介绍。
在交谈中,胡志明问毛主席:我们中央政治局要求罗贵波同志参加我们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出意见,多帮助我们。但是,他太谨慎了,太谦虚了。我希望你们交给他多提意见这个任务。毛主席,你们是否同意?
毛主席说:“我们同意,但是他向你们所提的意见或建议仅供你们参考,你们认为他提得对,就采纳,不对,就不采纳,由你们自己决定。”
毛主席和胡志明交谈时,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观点和意向,都融化在家常话中,看似聊天,但细想想含义深刻又耐回味。胡志明是极富感情的人,看得出他被毛主席的诚挚感染了,他站起来说:“我和越南同志从你们的行动中感受到对我们帮助的真心实意。”
到吃饭的时间了,毛主席、胡主席、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我一起走进餐厅就餐。周总理因有外事活动提前告退。餐厅跟会客室只用一屏风隔开,只七、八步一挑簾就进去了。餐厅仅有摆两张餐桌的地方,这时只摆一张餐桌。吃饭时,毛主席、胡主席、少奇同志、朱总司令边吃饭边继续谈话。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插话,互相补充,谈得非常热烈。
席间,胡主席看到端上来的辣椒,就对毛主席说:“听贵波同志介绍,毛主席非常爱吃辣椒,是不是没有辣椒就无法下饭?”毛主席笑笑。胡志明又接着说:“我们越南人也喜欢吃辣椒,我们那里的辣椒长得跟中国的辣椒不大一样,像小树,有一两米高,小小的椒朝天长着,吃起来可真辣……”大家饶有兴趣地听他讲完越北森林里的朝天椒以后,毛主席说:“喜欢吃辣椒的不是我一个人,少奇同志和我是湖南人,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朱总司令是四川人,四川人吃辣椒也很厉害;他(指我)是江西人也是吃辣椒的;离你们近的云南人也爱吃辣椒。
可我们这些吃辣椒的人,吃法就各具特色、做法也就有别了。”接不去的话题就是各自介绍各自家乡辣椒的烹制方法。然而大家最感兴趣的是越南吃辣椒的方法。
胡志明说:把这朝天椒放在鱼露[1]里,再加上一些柠檬,配在一起吃。这时毛主席说:“我们吃辣椒成习惯可不是因为乡土习俗养成的习惯,那是1932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经济封锁,根本吃不上盐。为了搞到一点食盐,我们不少同志花了很大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可真艰苦啊!没有盐,下饭才难呢!我和大家一样用辣椒代替盐,用没有盐的辣椒下饭,可算是好菜呀!”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忘不了这次谈辣椒的事。
送走胡志明后,毛主席,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把我留下,继续同我谈话。
毛主席:“胡志明同志要你参加他们政治局会议时,对他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意见,多给以帮助。你可以提,但是不论是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说明仅供他们参考。你要注意调查研究,不能主观,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经验,不可生搬硬套。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慎重,要考虑好,要准备好,要认真负责。帮助人家就要帮助好,不强加于人。要十分注意尊重胡志明同志和尊重越劳中央的领导。不能有钦差大臣的架子,尤其不能有大国主义。你持谨慎态度是对的。”少奇同志、朱总司令接着说:“你要注意,不要超越你的工作任务范围,重要问题事前或事后要请示报告毛主席、中央。”
接着,毛主席态度严肃而又有些激动地说:“长征前你在中央苏区,应该知道李德此人吧?”
“是的,我知道李德。”
毛主席说:“李德是德国人,苏联十月革命时期他在苏联红军中立过战功,颇受斯大林赏识,把他派驻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不久,他掌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而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到处吓唬人。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划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神气十足。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毛主席又说:“你在越南工作,一定要切忌李德在中国的教训。要向顾问团的全体同志讲这个教训,让大家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告诉顾问们,帮助人家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生搬硬套。帮助人家要帮助得好,只凭主观愿望是行不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帮助好。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少讲我们是怎样‘过五关斩六将’,多介绍我们是怎样‘走麦城’的,我们也有过失败。在帮助人家过程中,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三天一次,最少每周一次,来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不对。”
对胡志明同志,不但中越两国人民非常尊重他,在国际上,就是反对他的人也非常尊重他。毛主席把对胡志明的尊重提高到如此高度是有很深的意义的。毛主席对我的这次谈话,给我的感受很深,使我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非常实际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
毛主席总是把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革命事业当作是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一样看待,用完全彻底的、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帮助越南。毛主席不仅仅是这样教导我和其他顾问的,而且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
无论是陈赓、韦国清和我向毛主席、党中央的请示电报,还是毛主席、是中央对我们的指示,无论是关于作战(如边界战役、奠边府战役、西北战役等等)、部队建设和部队训练方面的文电,还是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财经工作、土改工作、军事援助、财经援助和公安、情报、少数民族工作等方面的重要问题的文电,毛主席都是亲自审阅、修改、签发,其中有些特别重要的文电,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毛主席对胡志明、越劳中央向毛主席、党中央征求意见文电的回复,或是毛主席、党中央给胡志明、越劳中央提意见或建议的重要文电,都这样写上:“我们的意见,仅供参考,由你们决定,你们比我们熟悉、了解情况。”
王稼祥同志主持由中联部起草的中国驻越南顾问《工作守则》,毛主席审阅时作了重要的补充:“热爱越南人民的一草一木,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同志。”《守则》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国际主义精神。
1952年我回国述职,向毛主席汇报,谈到大多数顾问都能够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要求,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安心在越南工作。但有少数顾问因为越南的气候条件又热又潮湿,蚊虫多,生活上不习惯,经常害病,打摆子,体重下降明显,加上战斗频繁,法军飞机不断骚扰、轰炸,担心病死、战死在越南,希望和要求提前回国工作。
毛主席听后,沉吟片刻,然后不紧不慢地说:白求恩是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他毫不利己,不惜牺牲一切,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他光荣地牺牲在中国,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他是一位很好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们永远缅怀他。毛主席又说:我们有许多北方人在南方工作、战斗和生活,有的人牺牲在南方;也有许多南方人在北方工作、战斗和生活,有的人牺牲在北方。我们的顾问都是共产党员,党派他们去援越抗法,帮助越南工作,为什么不能坚持在越南工作、战斗和生活?为什么不可以牺牲在越南?接着,毛主席吟出两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他解释了这两句诗的含义。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对我和顾问们思想上震动很大。他是在鼓励我和顾问们要完全彻底地献身于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合格的国际主义战士。
解决越南的粮食和货币问题,是1950年3月胡志明、长征、范文同、武元甲等向我介绍越南情况时,就作为需要帮助研究解决的最紧迫、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提出来的。
我把这个问题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报告。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指示我们:越南的财经问题,特别是粮食、货币问题,解决的根本办法必须彻底废除法国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旧的一套财经工作制度和办法,建立一套新的财经工作制度和办法。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还指示我们:中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采用过的征收公粮、回笼货币和发展生产的办法,基本上适用于越南,可提供他们参考。
我和顾问们根据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这个指示,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介绍和运用中国的经验,从财经工作的政策、方针、规章、制度、条例,直到具体实施办法,对越南进行帮助。1951年,越南的财经情况有了明显好转。机关部队有粮食吃了,不再挨饿了,群众家里粮食也多了,货币比较稳定了,通货不膨胀了,市场逐渐活跃起来。胡志明、范文同、长征、武元甲对此都表示非常满意。范文同总理高兴地说:毛主席,中国党无私地援助我们,又派来顾问帮助我们,1950年帮助我们取得了边界战役的重大胜利,改变了越南的抗战形势,打通了越中边境的交通。现在(指1951年)又帮助我们解决了当前最困难、最紧迫的财政经济问题,特别是粮食、货币和发展生产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中国党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又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对越南是有帮助的。
从1950年的边界战役以后,我们又经历了中游战役、宁平战役、东北战役、上寮战役、西北战役和红河三角洲敌后游击战等大大小小的战役,直到奠边府大捷,迫使法国殖民侵略者坐在日内瓦的谈判桌前签字停战,越南人民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越南抗法战争取得胜利的进程,也是胡志明同志、越南劳动党和越南人民对毛泽东同志的国际主义思想充分理解的进程。
越南人民在毛泽东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极其尊重和爱戴毛泽东同志,把毛泽东同志亲切地称为毛伯伯,就像称呼胡志明同志为胡伯伯一样(这是越南人民对胡志明同志最尊敬、最爱戴、最亲切的称呼),感情真挚而热诚。
历史是最公正的,是最好的殷鉴。虽然时间在逝去,世界风云在变幻,但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毛泽东无私援越抗法的业绩将永垂越南民族解放斗争的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