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上海lady 我和上海Lady程乃珊\庭柯
图:一九九六年,庭柯和程乃珊在上海相聚,旁为时年两岁的庭柯儿子捷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上海,随?政治开放,文、学术研究和宗教渐渐脱离禁锢开始松动起来。上海基督教国际礼拜堂开办了慕道班,尤其对基督教义有嚮往和兴趣的青年人开放,我与程乃珊就在那里结识的。或许是她的气质和我的率性相互吸引投缘,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受洗礼,从此我出入她家就像上亲戚家,一通电话,马上过去。她的女儿严洁当时还小,初初就对?妈妈说:“就是那个和你一起‘汏’的孃孃。”也就是“一起受洗”的阿姨了。
虽说我们在一起天南地北和女儿家的悄悄话一箩筐又一箩筐,却很少讨论宗教那些严肃的话题,更多的是聊真情故事,分享信仰体会和文学作品中的人性自然流露。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每个人被要求当“正人君子”,流露个人真情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然而当程乃珊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你好!帕克》马上引起震动产生共鸣,一段像豆腐乾版面的文章竟在上海这个大海洋里搅了一搅,牵动多少少男少女,和有?少男少女情怀人的心,至今仍有人会提起当时的读后感,觉得顿时有人敲响了他们的心门。
然而她的故事却还在延伸,记得那年冬天程乃珊收到了帕克寄来的签过名的相册,于是那个少女的梦似乎不再是梦了。她打电话给我说:“这是一份最惊喜的新年礼物”,多少人从此明白梦想和现实其实是有通道的。
几年后她来访美国,其中有一项活动就是单独受邀去帕克家做客,于是这个不是梦的梦就接上了现实生活的轨道,多少人羡慕这传奇的故事发生在她身上,确确实实她的这段真人真事比梦想还要美丽。
当她的长篇《蓝屋》,《女儿经》还有《穷街》相继问世的几年,程乃珊的朋友圈大多来自当时上海所谓的“上只角”,男女朋友基本来自静安和徐汇两区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弟或上海名门后代。其实她是个性情中人不势利,或许和她的出生背景有关,这圈朋友聚一起对音乐,信仰,生活,时尚都有类同的看法和欣赏,交流起来会觉得放松又舒坦的缘故吧。
记得有多少年的圣诞夜,我们在国际礼拜堂一作完礼拜马上就奔她家去参加“圣诞派对”,这在几十年后的上海实在算不上一回事,但当时“圣诞派对”的吸引力让我们去体会父母长辈怀念的教会学校和洋行里的欢乐。
我们唱圣诞歌,说故事,跳跳舞加上程乃珊和她先生热情好客,那更是我们每年期盼的大节目。
尽管嚮往?自由的生活方式,但她的朋友中没有一个是颓废消极或无所事事的,每个人都有梦想每个人都在努力。当时我和她一样在所谓上海的“下只角”当老师,《穷街》中的描写就是我俩上班的那种情形,哪怕今天读来还记忆犹新。
其实她早期小说里的一些原型和生活细节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当我们读完一本书常常会心一笑,或许是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许是读到某人的经歷:因为她是在写故事而不是在造故事。至于有些人因此而不高兴,其实大可不必,要知道她是小说家不是写传记或报告文学的作家,小说里的角色经她的笔跳上纸已不再是原型的个人了,这些男女主角常常代言?当时上海的一类人,一种思潮。
她笔下有一阶层的上海人生活方式是读者喜欢的原因之一,她笔下的人物积极向上更是读者热爱读到的。
成为专业作家后的程乃珊有习惯是上午写作,下午和朋友聊天,朋友们一般白天上班,我下午能“熘”出单位的话,就上她家去了。房间里软软大沙发是我们的最爱,窝在里面抱个靠垫聊上一下午,她听我说不痛快看我哭,而我听她的初初构思讲故事,一会儿会笑到一团去。
有时她想听我奏一首钢琴曲,最中意是《少女的祈祷》,通常下午四时左右,严先生会从“凯司令”买些奶油蛋糕或小西点来,在一屋子的和煦阳光里,我们喝下午茶。我们度过无数个这样小资情调实足的下午,大讲上海女人的特性,“嗲”和“作”的工夫和劣迹;还有上海所谓的“老克蜡”,总觉得上海男士应该有西方绅士风度─乾净礼貌潇洒,举止谈吐得体,中国条件有限不能骑马射箭,但有腔调的上海男士能为女士开门让路,要懂风情但不风流,我说:“数来数去就你家严先生是‘老克蜡’第一名。
”说来程乃珊对她的这段婚姻一生抱?感恩的心情,她对朋友说:“我这一生两件事没做错,一是选了严先生作丈夫,二是走上了写作的道路。
”自相识到八五年来美留学,她夫妇俩一直很宠爱我,用现在的话来讲我和她也称得上“闺密”。离开上海那天他们到家为我送行,奇妙的是等我九三年在美结婚才发现自家婆婆和严家原来是亲戚,冥冥之中也是一种缘分吧。
离开上海后我们就不容易见面了,八七年她来过纽约,同行的还有王安忆和王小鹰,我从学校赶到旅馆挤进她们的房间,轧在一张床上过了好几天快活的“上海小姐”日子,了却一团乡愁。然后九七年我们去了香港,她接待了我们一家四口,那时我发现程乃珊已是今非昔比了,她从一个自理能力很差的女人变成了能干精炼的女作家,女记者……记得有个笑话,以前在上海时她不知道如何关闹钟,所以丈夫不在的时候,闹钟一响她只能和女儿塞住耳朵耐心等待闹钟全程发飙,而如今她一个大背包,上船写作下船採访做节目,还开玩笑说:“现在是文武双全了。
”她精干却不失一点大家风度,仍有实足的上海“Lady”风头。我们在“半岛饭店”喝下午茶怀念上海怀念以前的好时光,但聊得更多的却是这几年来的生活体验。
我俩的生活似乎少了很多梦想走向实际,生活态度却又在实实在在的日子中寻找人性的诚意和真情。她更是把触觉伸向香港文化和上海文化的比较,写出《双城之恋》《香江水,沪江情》等关于两地的书来。
过了二○○○年程乃珊重返上海,此后我们就差不多每年见上一次。回到上海后的她如鱼得水,再加先生的关爱时时呵护?,她的读者又能读到久违了的精彩上海故事。但程乃珊没有把她的笔停在上海“老克蜡”的层面,她的笔走向上海本土文化,诠释上海特有的风情以及推广沪语。
她热情地为老干部办英语班,寻访老房子的由来,说讲老房子里的老故事;她还涉足上海时尚尤其偏爱旗袍,积极参与公益活动,风风火火忙进忙出的,或许这些都是她太熟悉的素材,她写来游刃有馀,一篇接一篇,又在上海文坛领军上海民俗文化。
她植根于上海这片特殊的土地,从“上海探戈”,“上海先生”到“上海Lady”等等,写上海人说上海故事。所以她去世后,大家称她为“上海的女儿”不无道理。这位出生于名门在优渥条件下长大的上海大小姐,不仅为上海人描写了她这个阶层的故事,还绘出各色各样上海人的生活百态,成为一位文坛上的重量级作家。
二○一○年我们又重逢了,她请大家在锦江饭店吃饭,欢聚一起总是过得非常愉快。那年十月我又去参加了严先生七十诞辰、他们结婚四十周年和她踏上文坛三十年的大派对,程乃珊和严先生是主角,她满面笑容,妙语连珠,在座的客人无不为他俩祝福高兴。
记得她当时说要写到七老八十岁,没有料到过了三年,她就不得不食言了。二○一一年我获知她得了病,非常担心,但在通电话中她显得乐观有信心,让人报?极大的希望。二○一二年我回上海和王逑老师一起去看望她,记得她说:“我病了,今天不能和你们拥抱了,……”何曾料到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和她拥抱了。
她想听王老师和我弹琴,在王老师面前我的手如同上了门闩,不敢班门弄斧。王老师真心实意地为她准备一曲萧邦的《雨滴》,琴声奏出清脆的雨滴,淅淅的雨滴,连绵的雨滴,雨滴洗涤了我们心中暂时的愁云。
那个下午程乃珊兴致极好,我们交流患病的经歷以及分享治病的信心。喝?下午茶,她还在谈起下一部小说的构思──有关“天鹅阁”五代人创业的故事,最后怕累?了她我们不得不告辞了,不意这是我和她的最后一别。现在我回想起来后悔当时为什么不能应了她的要求,哪怕是弹得错键连连,也算尽我的一点心意啊!
二○一三年四月她病情急转而下,这位上海Lady离开了她热爱的上海,她的读者,真挚的朋友,以及深深爱?她的丈夫。出殡那天灵车上的相片是她在喝下午茶,一派精緻典雅的风采;来自四面八方的上海人前去龙华殡仪馆银河厅送她最后一程,上海的这一方水滋润出这位地地道道的“上海Lady”;上海这一方土养育了这位为其增光添色的“上海的女儿”。
程乃珊走了,离开了我们,纵然再不捨得谁也留不住她。但我们相信,她只是从这个世界去另一个国度,到另一国度讲这个世界的故事,讲她熟悉的上海故事,相信这位上海Lady一定是娓娓道来,讲得有声有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