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改革 韩毓海:文化领导权之争与中国革命的遗产

201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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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面对上述三大危机,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遗产.我曾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消息:伊拉克有位大学教授在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的路上,遇到

面对上述三大危机,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遗产。我曾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消息:伊拉克有位大学教授在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的路上,遇到了路边炸弹,去了以后就没回来。我们今天去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炮弹没有打进来,这并不是天然的,一定是有历史原因的。

1.中国革命创造了新的价值和认同范式

武力教授曾经说过: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但产生了新的经济和国家的模式,而且产生了一种价值和道德认同的范式。我非常同意。举一个例子:1946年,有一个很博学的留学生,第一个翻译了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这篇重要文章。

1949年,这个人给他的舅舅写了一封回信——因为他的舅舅作为烈士惟一的遗属,写信要求担任湖南省一个厅长的工作——信中说:舅舅,现在社会变了,您不要认为我爸爸当了国家主席,您就要当个湖南省的厅长。

现在不行了,因为现在变成一个公的社会了。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有私人的感情,但是,当这种感情超出了私人的范围并与人民的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共产党人就必须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虽大义灭亲也在所不惜。

信中说:舅舅,以前所有人把脏东西都倒到公有的地方,现在不能这样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写这封回信的就是毛岸英,1950年,他去参加抗美援朝,28岁牺牲在朝鲜战场。

我曾到中央党校学习,到延安去参观,看到王家坪有一张毛岸英和毛泽东的照片。我了解这个人,所以我知道我能有今天是由于他的牺牲。但是,当时我们班里有一个人却说:多亏毛岸英被打死了,不然他一定成为蒋经国或者金正日。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变了,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反动价值观侵入了我们的共产党,我们党内也有一些十分无知但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混混。我在《天下:江山走笔》这本书里说:"推翻三座大山,消灭三大差别,此乃发千古未有之大宏愿,生无穷之菩提心。而这就是漫长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奇迹,人间的天国,是对不可能的解放的召唤,是无数过去对无穷未来的祝福"。

大家知道,1962年,末代皇帝溥仪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曾这样说:"我第四次当上了皇帝,与我的六万万同胞一起当上了国家的主人。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做人的价值。"这就是武力教授说的,中国革命不但建立了一个新国家,而且形成了一个新价值和新的价值体系。

我们今天许许多多承受着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利益的人,却咒骂和否定这场革命和革命者所承载的价值观,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年来价值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甚至抛弃了中国革命的遗产,或者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遗产。

2.中国革命遗产是怎样形成的

第一个,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建立了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和能动性。土地问题是中国历史5000年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从中国土地的制度变迁中——井田制、初税亩、租佣调、两税法、青苗法、一条鞭、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耕者有其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集体化、免除农业税——就可以看到中国真实的一个历史。

因为土地变迁是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红线。我们看中国历史,如果从土地制度来看,会看得很实在,中国革命就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建立起新中国。

第二个,中国民族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形成了革命中国的国家主权,这个国家主权里面不但形成了一个国族的认同,还融合了国族认同与阶级的认同、人民的认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但改变了18世纪以来欧洲帝国主义主导世界的历史,也改变了二战后所形成的五大国瓜分世界的历史,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亚非拉的革命和建国的道路。

第三个,以思想路线为"道统",制定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地理路线图,并以此为背景建立现代政党的理论合法性,从而使得党的思想路线与政权之间始终保持着反思性的关系。这个话说白了就是:决定我们今天政权合法性的,不是正统和法统,不是你认同了什么经济制度,不是你实行了什么宪政,而是思想路线的正确性、合法性。

3.需要批判地继承的中国革命的遗产是什么

在今天的中国,中国革命的遗产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在中国革命的过程当中,当然是有种种问题,如果不能批判地继承这个伟大的遗产,继往开来,那将被我们的前人所耻笑。但是,批判地继承绝不等于简单抛弃,否则,我们不但丧失了过去,也将丧失对于未来道路的探索能力和想象力。东欧就是因为全面地抛弃了自己的革命遗产,结果就只剩下一条路:被消灭到西欧里去。

需要批判地继承的中国革命遗产是什么?第一个遗产,就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人民焕发出的独立自主能力和"主人翁意识"、焕发出的团结气概、道德意志和牺牲精神。第二个遗产,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围攻和炮火中诞生的中国革命,将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命题引入世界历史。

正是万隆会议所缔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造了17世纪以来由西方国家提出的国际法原则,也改造了联合国。1972年中国重返的联合国,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联合国,它所诉诸的国际法已经包含了万隆的精神,没有这样的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不可能具备其国际环境。

第三个遗产,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崭新的历史-地理的视野:从时间上给出了19世纪以降中国与世界历史的线索,从空间上给出了资本扩张和人民反抗的路线图,为中国现代思想的发生、为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时间-空间框架、历史-地理背景。

这也成为今天我们思考价值观问题的坚实基础。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对于历史的描述可以改变,对空间的分析、局势的分析可以改变,但是不可以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状况的描述。

怎样理解中国革命的遗产,是否继承中国革命的遗产,这决定了我们党怎样执政,决定了当前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对于今天的中国,离开了中国革命遗产中包含的核心价值,盲目的认同就十分危险,盲目"实践"的后果就相当可怕。而不重视当前社会思想所面临的深刻危机,陷入盲目的乐观,更是足以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