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毛泽东 韩毓海:从大历史看毛泽东的思想遗产

毛泽东毕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历史的创生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十分悠久的国家,中国的长期衰落与再次兴起,是一个需要长期深入研究的课题。

今天,一切不持偏见者均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兴起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与运用,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与“天下兴亡”之鉴。

国家、民族和人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关键词。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毛泽东比马克思更为强调国家和国家的“独立性”。这是由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宰制下,长期丧失国家主权的悲惨历史处境所决定的。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中国资产阶级(其主体是买办阶级)没有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的能力,而相对于西方为经济权利而斗争的无产阶级而言,争取国家主权,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要务”,而且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第一要务”。

所谓“国家要独立”,不仅是指国家要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国家应担负起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对内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的任务,而且指,国家还要独立于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国家更必须从被压迫人民中培养和造就出能够掌握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新型无产阶级。因此,毛泽东将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所谓“民族要解放”,是指民族的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的解放,这种解放又是双重的,即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和封建旧文化这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创造出服务于民族政治解放的、现代的、民族的新文化和新的民族认同。在反抗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共同斗争中,在建设新社会的合作劳动中,中国人民在同甘共苦中所形成的民族共识,是这种新文化认同形成的基础。

所谓“人民要革命”,这里的“人民”专指“劳动人民”(即卢梭所谓的le peuple),这样的“人民”对上述国家、“民族”构成了根本性的规定,即人民要管理国家(不仅仅是埋头于生产和物质利益之中),“民族”必须与“阶级”相结合(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国家、民族和人民在毛泽东思想中形成了彼此规定、互相推进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制度性实现或体现,就是毛泽东毕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新中国”。

早在毛泽东之前,中国的先觉者们便已经认识到传统治理结构日渐失败的宿命。因此,从王安石、王阳明、张居正,到王夫之、顾炎武、康有为和梁启超,改造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推动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变,便是1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不竭潮流。

早在毛泽东之前,就已有了洪秀全、孙中山等领导的大规模的政治革命与改革,但是,这些革命与改革都失败了,而其失败的根源就在于:面对着由“宗法—科举—朝廷”这三重结构构成的传统体制,倘若仅仅将改革与革命的目标对准上层“朝廷”,而不能触动中国的基层(宗法、士绅阶级),不能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层或中坚(科举、儒教、士大夫),那么,一切改革与革命就均不能取得最终成功,中国社会的真正改造也便不能真正发生。

毛泽东领导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这首先就是因为它几乎彻底改造了中国的基层。长期垄断中国基层的士绅—胥吏阶级,为在中国革命中诞生的基层劳动者组织(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社、队)所取代——而这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要害。

运去英雄不自由——造就新社会的中坚阶层和中坚力量

而当毛泽东在建国后力图以“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去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层,即数千年来“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士大夫阶级,触动这个阶级的必然产物“官僚集团”,并以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实践向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宣战的时候,这再次证明了他所领导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毛泽东要走的,乃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

在这场面向旧的统治结构的“中层”或“中坚”而进行的艰辛改革过程中,毛泽东当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劳动者素质的迅速提高,以及与之伴随的中国迅速工业化),但是,他更遭遇了巨大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极其沉重的历史教训。

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可能是知识分子中这样极少数的例外,即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深刻理解中国革命的正义性。钱学森曾经这样说:

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文明的理想境界。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进行社会再生产领域内的建设与改造,与单纯进行生产领域内反经济剥夺的革命相比较而言,前者任务远为艰巨。在缺乏欧洲那种有教养的无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在欧美无产阶级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斗争也陷入了困境的历史条件下,力图在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发育都很不成熟的大国的民众中,培养、造就新型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造就一支强大的、有教养的无产阶级队伍,培养和造就一个新社会的中坚阶层和中坚力量,这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绝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采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完成。

在披阅《南史》梁武帝(萧衍)故事时,毛泽东曾引罗隐诗叹曰:“时来天地皆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由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成功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层,毛泽东一举横扫蒋、美、日反动派如卷席,斯可谓“天地皆协力”;而在与中国社会的中层——士大夫阶级(及其现代产物)进行斗争时,毛泽东所面临的难局,当然绝非他要取消社会的中层和中坚力量(即某些人所谓要实现“扁平化管理”),毛泽东所遭遇的挫折无非表明:摧毁旧社会的中层和中坚结构,与建立和再造一个新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层结构相比,后者显然更为困难。

而这首先要求对复兴现代中国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作风与能力再次进行新的改造和提升。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改造和重建社会中层的努力会遭到党内与知识分子的误解乃至强烈抵制,这几乎就是必然的。而此诚所谓:“运去英雄不自由”。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毛泽东并非秦皇汉武,因为他创造的历史在“春秋”之外。中国旧的传统价值体系当然不能评价毛泽东,因为他领导的革命,其目标就在于摧毁中国奉行了数千年的基本统治结构:宗法—科举—朝廷,或曰士绅—士大夫—王朝,而其尤其因触及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而显得“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