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红军大街32号:一言难尽程维高
“晚上回家吃饭吧,晚上回家吃饭吧??”这是全凤书养的八哥说的最拿手的一句话。
“我经常给孩子们打电话这么说,八哥就学会了。”年过八旬的全凤书告诉《望东方周刊》,“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事情,很少回来,回来了也顶多吃顿饭。”
为了吸引孩子们在家里多待一会,金凤书给家里买了五台电视机,甚至还买了一台电脑。
全凤书住的是一个独门独院的二层小别墅,显示着她身份的非同一般,也更衬出她的落寞。全凤书是原河北省副省长兰凯民的夫人,她所住的石家庄市红军大街32号,是原河北省委常委的宿舍区。这个位于石家庄繁华地段的宿舍区没挂门牌号的大院,曾住过河北省的20多位省委常委。
1968年,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到“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前头”的石家庄。
“当时的石家庄路上跑的还是马车,满地都是马粪。”随同父亲胡开明举家南迁的胡晓燕回忆说。胡开明曾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
现年83岁的原河北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志告诉《望东方周刊》,省会刚搬到石家庄时,领导们没地方住,最后由他出面协调,找当地的部队要了这个院子,“当时建的房子造价每平方米仅80块钱,预制板的,1976年建成入住。”
32年来,郭志一直住在这个院子里,也从头到尾经历了这个院子从筹建到辉煌直至今天淡出公众视野的整个过程。
常年紧闭的大铁门,是这个院子最显著的特征。一侧的小铁门上,有个巴掌大的小洞。若有陌生人来访,站岗的武警会小心地打开小洞,认真盘问,并要求对方打电话确认。
另一个让外人感到这个院子的独特之处的,是院子的大门口,没有任何的招牌,甚至连门牌号也没有。但是红色的院墙以及大门内两侧站岗的武警,依然能让人感觉到它的权威。
“牌子其实也有,就在我那儿放着呢,可是不让挂。”在大院管理科工作了25年的负责人高俊明说。作为一名服务人员,高俊明觉得这个院子“真了不得”是因为一些细小的事情,“十多年前,石家庄停水停电是家常便饭,但这个院子里从来没停过水电,甚至24小时都有热水,暖气也比其他地方送得早。”
偌大的院子,只有七栋楼,住着14户人家,大面积的土地用作了花园、池塘、草地。
另一个也显示这个院子“真了不得”的,是每户人家的房子后面,都有一个防空洞。本刊记者来到胡晓燕家后面的防空洞,发现这里已落满厚厚的枯叶,防空洞大门上依稀可见的毛泽东语录让人突然有一些时空恍惚:“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在这个大院里生活过的胡开明,无疑是一个历史难以回避的人物。
《望东方周刊》获得的档案材料记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开明,曾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在西安事变前后,率领万名学生、群众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
建国后,胡开明担任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胡晓燕至今保留着父亲留下来的整整一木箱的调查笔记,“父亲在位时,从来不给我们谈工作上的事情,对父亲的了解,更多的是在他去世后,从他的工作日记中感知的。”
目前担任副厅级领导的胡晓燕从父亲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62年,胡开明上书毛主席《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建议》。在举国上下大搞公社的时期,这样的提法无疑将他置于风口浪尖。
郭志回忆说,胡开明当时在省委开会时,结合张家口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公社要下放到农村”以及“包产到户”,“老胡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我们在座的听着都紧张,他这不是在否定公社吗。但现在看来,他当时的提法是正确的。”
在之后不久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胡开明,“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这段讲话当时并未公开,但在之后的文革中,被当作金科玉律搬了出来,致使胡开明遭受了一轮又一轮的批斗。
胡晓燕回忆说,父亲平反后,胡耀邦打算安排他到中央任职,但他认为自己还是到地方合适。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听说后,给中央写信,将其调到安徽任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配合他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们党有很多先知先觉者,在座的胡开明就是一个。”胡耀邦赴安徽视察时,曾做过这样的评价。
1985年,72岁的胡开明再次回到河北,筹备成立河北省顾委,并入住红军大街32号。
“父亲对河北是有感情的,几次仕途的大起大落,包括文革中蒙冤,都是在河北。退休后,他还参与了晋察冀党史的编写工作。”胡晓燕说。
胡晓燕清楚地记得,一次和父亲散步时,他说,“文革中,他们都说我们右。但现在想想,其实我也有左的地方,只不过是比极左的人稍微右了一些。”
“在平反后,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对自己有一个很客观的认识,挺不容易。”胡晓燕认为。
1994年,胡开明因病住院,并于三年后离世。让胡晓燕至今难忘的一个细节是,父亲住院期间,原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也住进了这家医院,有一天,已87岁的刘子厚突然颤巍巍来看望他的父亲。
在文革时,刘子厚与胡开明,曾各是“左”和“右”的代名词。
“那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但他心里肯定会意识到是谁来了。”胡晓燕说,“表面上这虽然是一个非常平静的院子,斗争却暗流涌动,但每一个人到了暮年的时候,都会发现,所有的恩怨,都会因为历史的前进而烟消云散。”
胡晓燕家的书柜里,摆着一张尘封过的照片——胡开明80岁生日那天,将毛泽东当年对他的批评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拍成照片并装进相框。照片上的字迹略有些倾斜和颤抖。
对于这个院子里的恩怨,郭志认为,那只是工作上的,生活中其实没什么。
有一件事情郭志印象深刻。1979年的一天,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金明来家里串门,聊天时,金明说因为去他家串门的人太多,粮票不够用了,郭志就找老伴要了100斤粮票给他,“那时的干部没什么特权,连抽烟都要限量。”
“我们这种过了苦日子的人,现在都很知足。”郭志说,“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可我就是担心,这么好的形势别让腐败给毁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延续至今,没有谁能打倒咱们,除非自己打倒自己。中央领导来看我时,我就提了一点,就是腐败问题。”
离休前系河北省顾委主任的杨泽江,目前依然担任着河北省关工委主任的工作。87岁的杨泽江思维很是敏锐,尤其喜欢用爽朗的笑声来回避一些现实问题,“现在的局势我不太清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说的。”
杨泽江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翻开的《炎黄春秋》。除此之外,他还喜欢看一些内部刊物,“我这个人不喜欢讲不同的声音,不过有点儿不同的声音是好事。”
杨泽江任河北省顾委主任时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这个大院最为辉煌的时候。那时候,河北省各大班子的现任一把手齐聚这里,除杨泽江外,还有省委书记邢崇智、省长解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志、省政协主席尹哲等。
“那几年过年,来院子里的车太多,连掉头都困难。”在服务楼工作的高峻明回忆说。
满院子跑着的孩子、身体健硕的老人和进进出出的车辆,让这个只有14户人家的院子显得异常热闹。
“那时候的领导感觉都没有什么架子,解峰省长离休后的第二天,就到我们服务楼和我们的工人下棋。”高峻明说。
郭志也坦承,那时候领导之间即使有些过节,逢年过节也会去串串门,工作上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生活上还是互相关心的。而最终,这种和谐的气氛因为一个新任省领导的到来变得“别扭”起来。
郭志曾在程维高入住这个大院后不久,专程去串过一次门,刚进程家的大门,一只老鼠大小的小动物从郭志的脚下窜过,“当时吓了我一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后来听说那叫袖珍狗,很名贵的,还发现他家养着不少名贵的观赏鱼。”
这也是郭志最后一次造访程家,他总感觉,这个人在这个大院里是一个“另类”。多年后,当程维高因为李真案而落马时,郭志觉得这并不“出乎意料”。
甚至连出言谨慎的杨泽江,也不回避对程维高发表意见,“话不投机,很少碰面。”
程维高给红军大街32号这个大院带来的变化,连高峻明也感觉得到,“一些领导回家后几乎不出自家院子,都是独门独户的,不碰面也不会有尴尬。”
其实,在赴任伊始,大家对于这位江苏籍的领导,有很多的期待与支持。
胡晓燕回忆说,她最初对程维高很有好感,“有一次,附近的电影院里放《焦裕禄》,省里好多领导都去了,影片结束后,门口专门为领导设置了一个书写感言的地方,其实那些感言都是工作人员准备好的,照着抄就行,但程维高没有听秘书的,自己想了四个字‘想着人民’,当时觉得这个省长真有水平。”
但在做了省委书记后,胡晓燕发现程维高开始“离人民越来越远”,“程下班回家时,几乎每个路口都有警察,红军大街路口和大院门口更有警察清道,这样的阵势以前在我们院从来没有过。”
另一个让这个大院的其他人感到惊讶的变化是,程维高专门给自己家的小院门口安排了一个武警站岗,并设置了流动岗。
这个特殊的岗哨让程维高与其他领导之间显得更加生分。
而程维高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显示着自己地位并保护自己的岗哨,最终也成了限制他自由的人。
“程维高出事前多天,我们就知道消息了。”曾在大院警卫排当司机的张晓宁透露说,“那时我们的总队长亲自在这个院子里坐镇,程维高家门口也加了岗,就是怕他跑了,来找他的车辆也一律要求登记。”
“程维高出事在所难免。”曾对程维高寄予厚望的郭志说,“有一次,他跟我说,什么时候没有腐败,你们那个时候没有腐败吗?我听了很生气,我们当时连饭都吃不上,怎么可能腐败?他还说,靠着工资谁够了啊?他这是从思想上就觉得‘腐败有理’,这样的领导能不出事吗?”
在大院里,程维高与邢崇智的矛盾早已公开化。
“邢崇智当时不赞成程维高当省委书记。”郭志说,“现在看来,这个意见是对的。”
但是,邢崇智的反对并没有阻止程维高的当选,反而给自己惹来了更多的麻烦。
“程维高当书记那几年,没有人敢到我们家里来,因为来的人都会被登记,而且事后还会有人找他们谈话。”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对《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而且那时候老干部开会,从来不通知老邢。”
胡晓燕说,邢崇智离休后,几乎在院子里没有碰到过他。
“退休后,我知道老邢心里苦,可他什么也不说,都自己憋着,真是可怜。”郭元英感叹。
2000年3月3日,年仅73岁的邢崇智因患淋巴癌去世,成为这个大院里去世的领导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大院里的人们传言,2000年3月1日,程维高原来的秘书李真被捕后,住在医院里的邢崇智得到消息,连说三声“好”,两天后便因高兴过度溘然长辞。郭元英承认了有关“好”字的说法,但她认为,邢崇智那时候被病痛折磨,根本顾不得高兴。
可以证实的是,邢崇智的追悼会上,程维高并没有出现。
2003年1月,河北省召开十届人代会,作为即将卸任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主持召开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会议。之后的一个晚上,程家找了三辆邮政用车,静悄悄地把家搬回了常州老家。
2008年10月,本刊记者在江苏常州见到了程维高,提到红军大街32号这个大院里曾经发生的故事,这位老人有反思,亦有忏悔。
在红军大街32号大院里,从西边数第四个小院,如今已是荒草丛生。紧闭的防盗门上,贴着关于换天然气的特别通知,发黄的纸显示出这里已经许久没有人住了。
这是程维高曾经住的地方。在他家的防空洞里,本刊记者发现大量被遗弃的物品,有鸟笼,也有空空的礼品盒,似乎可以看出主人曾经的奢华以及临走时的匆忙。
这个在中国政坛引起巨大震动的高官,曾经给这个大院带来了异常的喧嚣和紧张,而他的离去,也让阒寂陡然而来。
郭元英的家,也很难让人把这里和曾经的河北“第一夫人”联系在一起。进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猫狗身上特有的骚臭味。楼道里养着一些盆栽的花草,已经死了很多。因为身体多病,又没有请保姆,郭元英每天中午吃饭只能将就,晚饭要等孩子下班回来后再做。
这个院子里曾居住过20多位省委常委,如今仍然健在的已寥寥无几。
王潇大学毕业后,离开了石家庄,和其他第三代一样,她也不愿意生活在这个过于安静的地方,“小时候来院子里的车很多,现在即使是过年,也没有几辆车,如果哪一天院子里停的车多了,肯定是哪一位爷爷或者奶奶不在了。”
这个曾经位于石家庄荒郊的大院,在因城市的发展已经处于繁华地段的时候,却日益显示出萧条和落寞。
大院里的健身器械上锈迹斑斑,落满了厚厚的尘土,有些木制器件甚至已经腐烂。
“我刚来的时候觉得这个院子真好,现在再看,跟我们老家也差不了多少。”曾在这个大院里做保姆的李云霞说。
惟一没有变化的,是每到中午饭时,院子里警卫排的食堂门口,会响起20多名战士合唱《打靶归来》的歌声。
杨泽江虽然不喜欢北方的这个城市,但他仍然不愿意随同孩子到南方去安度晚年,“只有待在这里,才能享受到省级干部的待遇,没有了这些待遇,我会不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