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乔冠华 洪晃谈章含之悲剧:传统女人 为乔冠华守寡25年

妈妈一生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她的生母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尾声,也就是她已经40多岁的时候,才和她有正式而且相对平凡的接触的。妈妈进章家门的时候不到一岁。她成为外公第二位太太--溪夫人的女儿。溪夫人就是我的外婆。妈妈从小没有得到什么母爱。溪夫人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姨太太,每天打麻将,在外面吃饭,而妈妈几乎是几个江北的阿姨带大的。我想妈妈小时候过的是不缺吃、不缺穿,只缺爱的生活。记得妈妈说,她小时候信天主教,经常一个人在教堂里面发呆。

外公和溪夫人的感情并不好,抗战的时候,就把溪夫人和妈妈都留在上海,并没有带去重庆。这使溪夫人很不高兴,而且居然在上海认了一个“干儿子”。老上海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妈妈说,外婆那时候就对她不管不顾了,每天让这个“干儿子”骑自行车去接妈妈,妈妈就坐着“二等”回家。有一回,回家的路上下大雨,这个“干儿子”骑得特别猛,居然把妈妈甩在马路上了。但是他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个7岁的孩子已经摔在马路中间,只是到家以后才发现后面没有人了。妈妈说,她只好坐在马路牙子上挨雨淋,等了一个多钟头才被领回家。

妈妈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她的生母通过我的父亲,又找到她。据我父亲告诉我,那是因为他认识我的亲生舅舅,也就是妈妈同母异父的哥哥。当时妈妈非常激动,这似乎解释了她小时候所有的委屈孤独和不幸。当时,妈妈甚至想脱离章家,回到自己生母身边。

这事情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而那时候的革命教育也迫使妈妈认为,她的生母放弃她肯定是因为太穷,而穷人都是好人。反而,像章家这种封建家庭一定是反动的,她如果投奔她的生母,那简直就是革命的一步。

而就在她下决心要走出章家门的时候,妈妈被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秘书找去谈话。他告诉妈妈,章士钊是共产党统战的对象,党不希望在他刚刚回北京几年内,由于共产党的政治教育,丢了自己的女儿。

所以,底线就是党需要妈妈待在章家,好好当女儿。在那个年代,这句话可能比什么“养育之恩”之类的人之常情更能够说服一个二十几岁的女青年。也就这样,妈妈留在了章家。但是从那以后,她一直偷偷跟自己的生母保持联系,每次去上海都去探望她。她一直寄希望于这个生母能够给她一生渴望的母爱。

由于妈妈是这么长大的,所以她不知道如何向我交代这么复杂的家庭背景。更何况,溪夫人,我的外婆酷爱我,对我简直是好得不能再好。外公章士钊80多岁终于有了个第三代,对其更是百依百顺。我从小跟我外公、外婆在四合院里长大,是他们在一个动荡的年岁中给了我一个无忧无虑、快乐的童年。妈妈知道我和外公、外婆感情深厚,这就让她更加难以启齿告诉我家里这些复杂的背景。1976年夏天,我从美国回来过暑假,就在唐山大地震的头一天,妈妈跟我说:“明天去火车站接你的外婆。”

我以为是我外公的第三位夫人从香港回来了,“殷婆婆回来了吗?”我问。

“不是的,”妈妈说,“明天早上你去之前我再给你解释。”

结果,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妈妈和乔冠华当然连夜全去了外交部。早上,妈妈来了电话,说来不及跟我解释了,但是八点半赶到北京站,在右手的大钟下面会有一男一女,那是我的表哥和表妹,男的叫瓶瓶,女的叫罐罐。他们是去接他们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外婆。然后,不容我再问任何问题,妈妈就把电话挂了。

那年我15岁,在纽约已经住了3年,完全是个美国孩子了。从我的视角来看,1976年的中国本来就是一部超现实电影,所有一切都不可能是真实的--这个国家就是奥维尔的《1884》。所以,地震震出来个莫名其妙的“外婆”和两个叫瓶瓶罐罐的表哥表妹似乎非常正常。

我对妈妈的生母--我的亲外婆的态度跟妈妈正好相反。我记得这个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太太是个非常势利、不真诚而且话实在太多的老太太。在来的第一天晚上,她就在史家胡同的饭桌上热泪盈眶地对我说:“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让我们一家团圆。”我当时觉得这是变相地在骂抚养我长大的外公外婆,而51号是他们的家,所以我跟妈妈大吵了一架。结果证明我是对的,在乔冠华去世之后,妈妈最需要亲人的时候,这个老太太选择了跟已经被她遗弃过一次的女儿划清界限。

妈妈是个传统的女人,她太把男人当回事。我总觉得她思想中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情结。有这种思想的女人,最后总是要找一个值得她彻底自我牺牲的男人。妈妈的一生中,这个人就是乔冠华。他们在有生之年没过什么太多的好日子,光隔离审查就有两年。而乔冠华走了以后,妈妈守了25年寡。在这25年中,妈妈写了4本书,每本书的主角儿都是乔冠华。在公众眼里,这是她的美德,是一个美丽的中国女子应该做的。在我眼里,这就是她悲壮的地方,也是她为什么是悲剧人物的原因。

我很想她,很想再有一次机会让我改变她的悲剧命运,让我再有一个机会让她最后的25年过得更加开心一些。可惜,我不会再有这个机会,这将是我终身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