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文章 喜读《光明日报》庞学铨、韩庆祥、黄相怀的理论文章
在繁荣哲学社会科的大势中,近期《光明日报》上的各种智库文章,可以说像雨后春笋一样,一片繁茂景象。但浏览大作,多数文章,没有历史、没有事实、没有理论、没有逻辑,只是些空头的政治说教。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原理、基本要求。但中国实际中的大问题,像腐败问题、农民工问题、社会诚信缺失问题,没有文章进行系统、全面、深层的历史回顾、理论分析、道德权衡、逻辑判断;当代世界的乱象,皆缘于美国的霸权和干涉,也很难看到有文章,从人类进化史、国际关系史、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变迁的大量史实和详尽的资料中,来剖析现象背后的实质和历史的走向。
总之,那些理论不像理论,因此也不能服人。
对此,庞学铨先生归纳为:“ 观照当下国内哲学的境遇,可以说基本处于这样的现状:纯理论哲学及其文本研究成就巨大,但着力于文本阐释乃至重复概念游戏的现象也较突出;哲学主要是哲学家和哲学研究者圈子内的事,但各个圈子即不同二级学科过度专门化甚至彼此壁垒森严;少数研究者开始关注生活和实践领域的哲学思考,但总的来说,哲学与生活、实践的关系仍较疏远,生活世界并未成为哲学关注的重要领域。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情形也大体如此:研究者或持守纯学术化的研究取向,停留于文本梳理与原典诠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旨归;或着力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思考,希图对当代中国发展提供哲学导向,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生活世界特别是日常生活领域被疏离。
如此,造成大众对哲学的陌生甚至逆反,更谈不上使哲学成为生活之必需、人们自觉的需要了。”理论脱离实际,是当前的理论界的通病,它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政治根源。
庞文还说:“哲学思考的内容可以极其丰富,表达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最终都起源于我们对生活/经验世界的现象或深层问题的困惑,即对生活的感触。哲学面向生活,向生活世界回归,从根本上说,指的是哲学要关注而不能脱离生活世界及其变化。
”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重要的问题,农民工问题、道德滑坡问题等,即老百姓对生活/经验世界的现象或深层问题,有那么多困惑,理论家不去研究,主管部门不集中全力去研究,而只是讲大道理、空道理,这样的理论,不管多么自以为是,都难免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教条主义的承继或变种。
社会在前进,但前进的每一步中都伴随着矛盾和斗争。对当前世界的乱象和新治理体系的转变如何剖析,理论家也给出不同的回答。有的理论家开宗明义:“近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暴露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证明了其民主、自由、人权的虚伪本质。
”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都是虚伪的。这样的政治结论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它无法说明二战后的历史,也无法预测新世界架构和规则,是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惯性使然。而韩庆祥、黄相怀的《资本主导与西方困局》,相比,就更具有理论性和说服力。
近一段时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频发负面问题,出现了“民主乱象、人权乱象、经济困境、民生困难、安全困局”等。探讨这些问题和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更清晰地认识西方的制度缺陷与民主危机,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主导是西方困局的深层根源。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基因决定了西方国家各个方面必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曾创造了某种文明,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但就其实质来看,资本的本性是通过运动实现价值增值,当某个阶段市场空间和技术创新的红利被攫取殆尽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会出现困境。
西方所谓的“自由市场体系”,实际上是以资本为主导的、以利润为牵引的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劳动力升级等所构成的一个经济运行体系。这一“自由市场体系”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种生产要素的过程。从而,西方国家迎来了二战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本来,冷战时期的西方经济运行体系,是一个实体经济占主导的经济运行体系。而一旦把“自由市场体系”的这套做法放大到全世界范围,精明的西方国家发现,与资本运作相比,搞实业太苦太累,挣钱太慢了。
于是,底特律衰败了,华尔街则持续繁荣!“虚拟经济”确实比“实体经济”来钱快且多,但精明的西方国家没有算计到的是,这种做法存在着内在的弊病。要想维持“虚拟经济”的发展繁荣,西方国家一方面要为资本找到攫取剩余价值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也必须实现资本连同剩余价值的“回笼”。
而要想让资本连同剩余价值“回笼”到西方国家,必须创造出吸附和沉淀资金的机制和空间。于是,以不断“发明”金融衍生品为核心的金融市场就被制造出来了。
然而,金融衍生品寄居于西方国家,必须有靠得住的“宿主”,这个“宿主”就是庞大的西方中间阶层群体,这个群体有融资冲动且有偿还能力——或者说,有在西方金融家所玩资本游戏中扮演“群众演员”的意愿和能力。
但是,“虚拟经济”从两个方向摧毁了它所赖以生存的中产阶层群体基础:一方面,支撑“虚拟经济”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有钱人的盛宴”,它越繁荣,就会导致越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虚拟经济一定要有实体经济作基础才能真正兴盛。
而在美国,“虚拟经济”的兴盛,在相当程度上掏空了实体产业基础,而实体产业恰恰是孕育和支撑中间阶层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所以,资本家一旦真的变成了“资本”家,资本的美梦就到此结束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西方中间阶层再也无力在资本市场陪玩下去的结果。
资本主导的逻辑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资本主导的政治。以民主政治为标榜的西方政治制度,是为了平衡和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利益关系而设置的,是确保经济领域的主导势力在政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又能够在各种经济势力之间进行平衡和调节的一种制度机制。
冷战期间,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比拼竞争力,西方国家又大大强化了各方面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中不乏从社会主义国家学来的一些制度。冷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的中下层在从上层那里分享到部分“全球剩余价值”的同时,也享受到了霸权庇护下的所谓的政治文明,精英与大众在政治事务上的平衡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持。
由此,西方国家上下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具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学者福山所鼓吹的“历史终结论”。
当今的西方,在资本主导逻辑的驱使下,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和胜利,也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开始陷入全面的困境之中。
西方现在的问题是,各项社会制度所发挥的平衡作用也处于危险的边缘。当社会福利制度从一种鼓励社会成员干事创业的制度变成一种“兜底线”的制度的时候,当社会成员的创新创造活力由于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而受到严重抑制的时候,当人权制度从一种维护人的尊严的制度变成一种区分人、隔离人的制度的时候,西方社会也就陷入了失衡的危险境地。
由于资本消解了衡量人的意义与价值的许多重要的社会文化维度,人不得不以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唯一标准,于是就出现了消费主义。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唯一的驱动力量,人与人之间不得不以功利主义的态度彼此看待。因此,从本质上说,西方国家无论从历史、现实还是理论上,对其他国家都不具有道义上的优势。
然而,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全世界范围不遗余力地推广“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为在全球推行其自由市场体系张目,根本目的是为构建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提供一整套合法化论证。看起来他们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而在全世界扩张市场,实际上是为了在全世界扩张市场而推销自由。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种“话语营销”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了一个道理,资本增值的冲动将会冲垮一切阻碍它的力量,而一切力量被冲垮之时,也就是它的困境到来之日。时至今日,陷入困境的西方国家有可能以新的保守的姿态面对中国的时候,中国就需要有新的战略性应对措施。
对于国内来说,我们应利用资本但不被资本所俘获,运用资本的力量但不让资本占主导。中国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既是必需的,也是可以期待的。
资本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困惑,是历史进步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性。从中引出的结论,不应是单纯的幸灾乐祸,而是一项宝贵的历史经验,即“我们应利用资本但不被资本所俘获,运用资本的力量但不让资本占主导。
”这才叫真正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一个社会或某一阶段存在的价值和缺陷,它能让人思考,启迪人的智慧,吸取历史的经验,使我们的历史创造更加附合客观规律,更加有效地造福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