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向阳和王传福 王传福和他的比亚迪

    5年前,当“电池大王”王传福决定以2.7亿元收购西安秦川汽车77%股份,没有人相信这家全无汽车制造经验的民营企业能够在荆棘遍地的汽车产业内“押对宝”--收购消息一公布,公司市值在两天内蒸发27个亿。

    爱迪生和韦尔奇的混合体?

    巴菲特的老搭档、伯克希尔公司副董事长查理·芒格向《财富》杂志如此描述他眼中的这个中国人:“这家伙简直就是爱迪生和韦尔奇的混合体,可以像爱迪生那样解决技术问题,同时又可以像韦尔奇那样解决企业管理上的问题。”“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儿。”

    在老巴“力挺”之前,比亚迪加入轰轰烈烈的民营造车大军,的确被看作是一个“头脑发热”的故事。2003年初涌起的这波民营造车热中,多的是这样孤注一掷的“疯子”,譬如“造车狂人”吉利的李书福,譬如“摩托车大王”尹明善,如今又多了一个号称要开发电动汽车的王传福。

    就在巴菲特入股之前的一周,一帮基金公司的分析师到比亚迪调研,结论是:这是个破烂公司,有人甚至认为应该跌到2元港币。以至于有基金经理电话王传福,威胁要抛空比亚迪的股票。他的部下同样“不理解”,然而,他们早已学会了服从。

    深圳龙岗,在一条条六七十米长的流水线上,密密麻麻地坐着四五十名工人。他们身穿普通的棉布工作服,坐在常温的车间里,每个人手边都有一种夹具,帮助他们准确地完成点焊、检测、贴标签等工作……王传福从容地从埋头劳作的工人身边走过--“你从他们身边经过,他们也绝不会抬头看你,”他自信地微笑着。

    在这里,数万名工人们代替了机器,组成人力流水线;而在日本,同样的产品是从全自动化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王传福和他的工程师们发明出来一整套操作流程和夹具,控制“机器们”情绪与生理的变量,以十分之一甚至更低的成本替代了原本需要高达几千万的设备投入。

    以“小米加步枪”的方式,王传福彻底颠覆了电池产业竞争的“游戏规则”,把一个原本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变为劳动密集型。而这正是中国企业的优势所在。短短几年,比亚迪以低得多的报价,轻易地从诸多强大对手抢走了大客户订单,成为全球第二大电池供应商。

    在王传福的理解,汽车行业没什么可怕,也不过是一个劳动型密集行业,一样可以拷贝出“比亚迪模式”。

    “一辆上百万元的车,在我看来也就是一堆钢铁……国外汽车的价格为什么如此之高,是因为其40%的工序是依靠人工完成的……所以我们将尽可能地把汽车制造的工序分解到人工,由那些可能雇到的便宜的能工巧匠按照我们设计出的方案进行制造,通过这种模式达到汽车生产的超低成本。

”
    在周遭一片反对声中,比亚迪分两步将秦川汽车吞入腹中,借此获得进入轿车生产与销售的准入证。王传福对外高调宣称:比亚迪今后将向新能源挺进--攻入始终没有大突破的电动车。

    “未来的天下是混合动力、电动车,而不是汽油车的。”在2007年比亚迪汽车生产基地落成暨中高级轿车F6下线仪式上,王传福口出豪言,“比亚迪计划在2015年成为中国第一的汽车生产企业,2025年成为全球第一!”据他预计,2015年比亚迪汽车的年产销规模为150万辆。

    王传福不认为自己在吹牛。“在手机电池上,我们仅凭30%的成本优势就击败了三洋、松下、索尼等巨头,在汽车模具上,我们的成本比日本对手少400%。”他说,“难道400%的优势还不足以击垮对手?”

    2003年,比亚迪在上海成立了研发中心。在700多亩的土地上,分布着8个汽车实验车间,汽车设计部门则分布在各个车间里……2008年,深圳研发中心成立,

    大王前传

    芒格的话或许有些溢美。

    在中国这片特殊的土地上,很难诞生杰克·韦尔奇这样的成熟企业家,但会孕育出像王传福、马化腾、史玉柱(博客)这样的本土企业家。他们往往有着理工科背景,毕业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身兼工程师和企业家的双重角色;未受过商学院的思维训练,却具有天赋的商业直觉,以及孤注一掷的“赌性”。

    2003年,王传福以资产3.28亿美元登上《福布斯》“中国百富榜”,位列第13位。由此,人们经常会津津乐道王传福一家依然住在深圳龙岗区葵涌镇上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开的是辆开了很久的凌志,身上惟一值钱的东西是块阿迪达斯运动表,它可以准确地告诉王传福:比亚迪分散在全球的机构是在白天还是夜晚。

    这不值得大张旗鼓歌颂赞扬。对多数人而言,来自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远远高于“吃好、用好”的那点个人享受。这个来自安徽巢湖无为县的农家少年,最恐惧的就是“碌碌无为”。与他故乡一江之隔的芜湖,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出过一个风闻全国的人物--“傻子瓜子”年广久。

    1987年7月,21岁的王传福从中南工业大学冶金物理化学系毕业进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在研究生期间,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电池研究中去,仅仅5年时间就被委以研究院301室副主任的重任,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处长。1993年,研究院在深圳成立比格电池有限公司,王传福顺理成章成为公司总经理,从一个纯技术人员走向企业管理。

    此时,一种俗称“大哥大”的模拟手机开始在中国大陆流行,动辄数万元,成为一个时代某种身份和财富的“符号”。大哥大所用充电电池价格也高达千元,这引起了王传福的重视。1995年,王传福决心下海创办一家生产电池的企业。

    他向经商的表哥吕向阳借钱。

    起初,吕向阳没有同意,他认为王传福有一份稳定而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更何况创业的风险和艰难。在王传福一遍又一遍地游说下,最终吕向阳给了他250万元启动资金。
    1995年,王传福注册成立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莲塘的一个旧车间,他和20多名员工开始谱写深圳无数创业故事中的一个……

    与当时深圳多如牛毛的手机电池组装企业不同,电池专家出身的王传福在一开始就涉足核心的电芯技术。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宣布将不再生产镍镉电池,这成为他切入电池业的一个机会。由于资金不足,王传福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解,自己开发部分关键设备,以半自动、半人工来构造自己的流水线,成本比日本厂商足足低40%。

    王传福以他的“小米加步枪”的战术,勇敢地突破了电池产业的种种技术壁垒,一路紧跟日本领先者。2000年,王传福进入当时技术门槛最高的锂电池领域,再次克服了进入的壁垒,开始向摩托罗拉提供手机电池。

    想一想,全球平均每3部移动电话,其中就有一部的电池是来自比亚迪的工厂;再想一想,比亚迪打败了多少实力雄厚的对手。芒格老兄溢美之词也并不是毫无根基的,这个其貌不扬的中国男人的确是“在做伟大的事”。

    大王的“山寨功”

    让王传福的名字在2009年大出风头的,除了巴菲特,还要拜一人所“赐”--同处一城的死敌鸿海集团老板郭台铭。

    自2005年起,富士康因挖角、专利和泄密纠纷等缘由把比亚迪告上法庭,两家江湖恩怨不断。郭台铭多次在公开场合向比亚迪发难,更将矛头直指股神--“为何投资偷窃商业机密的公司?敢不敢开比亚迪汽车上下班?用何种专业判断比亚迪的潜力?”这位个性张扬的台湾首富甚至还表示:自己将会买上一两股巴菲特公司的股份,以股东身份当面质问巴菲特先生,搞清楚到底是巴菲特糊涂了,还是巴菲特公司另有所求。

    郭台铭的不依不饶,直指比亚迪从“电池大王”到未来可能的“汽车大王”所走的灰色路径--“山寨功”与“抄袭术”。这也可以被理解为王传福的一大成功法宝。

    2007年,当王传福气定神闲地聊起他对汽车业的认识和比亚迪高速发展的可能,有人反复追问:“难道全世界就你们比亚迪人是聪明人么?”他的回答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我们大量使用非专利的技术,非专利技术的组合集成就是我们的创新。譬如说汽车的外观专利有5幅照片,前面、后面、侧面、正上方和斜上方,这5个里面都是相似的,你就可能是侵权的,但只要其中有一幅照片风格完全不一样,其余的完全一样也不侵权。”这就是王传福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比亚迪的F3在外观上与丰田花冠同出一辙,连汽车零部件都能和丰田花冠通用;中级车F6酷似广本雅阁和丰田凯美瑞;F8被曝出仿照奔驰C级和雷诺梅甘娜CC……广州车展时,比亚迪的展台上来了两拨说日语的看客--先是本田,后是丰田。

    比亚迪首席设计师廉玉波毫不避讳:我们每年要拆很多车,有专利就规避掉,没有就拿来用,并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而且100%不会让对手赢。

     从早年的电池研发到如今的汽车制造,王传福一直以来对所谓“专利”嗤之以鼻,他认为:“一种新产品的开发,实际上60%来自公开文献,30%来自现成样品,另外5%来自原材料等因素,自身的研究实际上只有5%左右。”

    比亚迪在模仿对手上总有一套打擦边球的“技术”。2003年,索尼在日本控告比亚迪侵犯索尼两项专利权,要求禁止比亚迪电池在日本销售,两年后,法院判决索尼败诉;三洋也曾在美国控告比亚迪侵权,最后以和解收场;至于郭台铭与王传福之争,诉讼局面如今也朝着有利于比亚迪的方向“峰回路转”。

    一位富士康的中层透露,比亚迪对规避法律责任很有心得,他们几年前就成立了一个100多人的“知识产权团队”,专门对付这类诉讼官司。“说难听一点,就是证据销毁以及专利规避团队。”

    更有人抨击比亚迪大肆宣扬的电动车核心技术“铁电池”--实际只是普通的“磷酸铁锂电池”,而且,根本查不到比亚迪拥有相关的专利权。对此,比亚迪的态度也有一些躲闪。

    这一切,将来很可能为王传福通往“汽车大王”之路埋下无数地雷与炸弹。

    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多么希望看到--比亚迪能实现这个奇迹。无论从中国制造的未来,新能源,还是站到全人类未来福祉的高度。这个习惯一意孤行的王传福能给我们带来某种路径的可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