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巍峙回忆周恩来 周秉德回忆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回忆伯父周恩来:没有权利不努力工作 

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周恩来。(资料图)

走在“长征”队伍中,年近七旬的周秉德不多声响。和人说话,也总是柔声慢语,笑容谦和。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最大的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她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

“伯父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时间讲过去的事,也包括长征。”但周秉德却清楚记得伯父的教诲,“很多人牺牲了,我活了下来,只是个幸存者。想到那些死难的烈士,我们没有权利不努力工作,没有权利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70年后,周秉德终于踏上了伯父曾经走过的这段路。

1934年,身兼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明白,为了红军的前途,现在他必须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于是,在长征的大部分时间,每到一处宿营地,他的油灯往往彻夜不熄,各种重要的事务大都由他亲自处理。他的行囊中只有简单的个人行李,两条薄毯,一条床单,几件替换衣服……

湘江之战,一向待人温和的周恩来第一次同李德拍了桌子,甚至震翻了桌上的马灯。周恩来发怒,让博古也不好再出面袒护这个把红军置于危难之中的共产国际的代表。

从那时开始,长远的命运就悄悄改变了。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没有周恩来,遵义会议开不起来。”

12岁,第一次见周恩来

北京东城区遂安伯胡同的大杂院,那是周秉德一家1949年搬到北京的住所。此前,她一家人一直在哈尔滨和天津生活。

“两间小平房,不到三四十平方,厕所在外面,也没有厨房。我们家有6个孩子,这么小的房子完全住不下。小再加上西晒,夏天热的时候,弟弟妹妹身上常起满痱子。”

当时干部分房是根据职位高低来决定的,由于周恩来对弟弟单位的领导早有交待: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的职务尽量低,工资尽量少,不能因为他是我弟弟,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周同宇的职位只是仓库管理科的科长,所以分到的住房也就非常小。

父亲的身体不好,孩子多,生活负担较重。邓颖超与周恩来商量后,决定让弟弟的3个大孩子――12岁的周秉德、7岁的周秉钧和5岁的周秉宜住到自己家来。

第一次见到伯父时的情景,周秉德至今历历在目。

刚刚开完会的周恩来把侄女拉到身边说:“让我仔细看看你长得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

“大爷,我叫周秉德。”这是周秉德第一次看见伯伯的脸。

“就叫我伯伯吧。”周恩来说:“我工作忙,你的生活就由这里的叔叔们照顾和安排。师大女附中要到9月1日开学,已经给你报了名。过几天你去考试,录取了,你就可以上学了。你住的是间书房,你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行吗?”

“行!”伯父用商量的口吻和她说话,让12岁的周秉德感到一种自己已经是大人的快乐。

长征一开始,周恩来就变成了“总管家”。他要考虑带走不多的机器设备,鼓舞已经低落的部队士气,对于各个师、团有多少人员、有多少弹药大多记得,对远征和留下干部的安排也考虑得细致入微。得知受伤的陈毅需要手术取出碎骨,他马上下令打开已装箱准备抬着出征的X光机,为他拍片。

过草地时,周恩来患了肝脓疡,邓颖超来看望他,竟然从他的毛背心中找到了170个虱子。高烧40度让周恩来经常陷入昏迷。毛泽东说必须把周恩来的体温降下来。没有药,陈赓想办法找来冰块冷敷,终于挺了过来。

当时十几名战士轮流为周恩来抬担架,其中一名战士杨立三甚至磨破双肩。几十年后,当已是总后勤部长的杨立三因病去世,顾念旧恩的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执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