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北京大学 法学院的保护神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强世功 一 今天,在经过法学楼的时候,我突然注意到了马寅初校长的雕像。因为被压在法学楼的屋檐下,显得渺小而寒碜。
然而,就像乌云压不住太阳的光芒,在这阴暗的屋檐下,我依然能感觉到马寅初校长的豪迈气质和巨大感染力。雕像不是死的纪念,而是活的象征。马寅初校长就在那里,目光炯炯地注视我们今天要毕业的每一个学子。
我突然想起,他当年面对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和学生造反派的批斗,慷慨陈辞:"老夫年过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制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听起来,肯定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历史过去了,时代变了。今天,没有人会因为提出人口危机而受到批判,《新人口论》已经从毒草变成了鲜花,变成了经典。
我们所处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像北大的规模和校园发生的变化一样,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那时候的北大更像一个小小的书院,而不像一所多元开放的大学。
然而,我们这种过分乐观的进步主义信念使我们忽略了这句话的意义,尽管把这句话与它的时代割裂开来是错误而有害的,但真理往往都是超越具体历史环境的。 众所周知,从1958年"反右"运动以来,左倾意识形态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北大也不例外。
这无疑对蔡元培校长确立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原则构成了巨大冲击。
因此1950年代以来北大的历史就是思想自由与左倾思想作斗争的历史,就是真理与谬误作斗争的历史,几代人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正是这种用生命捍卫思想自由的崇高信念奠定了北大的地位,塑造了北大的传统,培育了北大人的尊严、荣誉和自豪感。
马寅初校长无疑是捍卫思想自由的一代典范。 然而,什么是"思想自由"呢?"思想自由"是不是意味着思想盲目地生长呢?是不是意味着思想可以不受约束地向任何方向发展呢?是不是意味着教授想教什么就教什么,学生们想学生什么就学什么?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权认定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正确的呢?如果这样的话,有什么理由反对那些针对《新人口论》的政治攻击在大学校园里传播呢?有什么理由反对那些"文革"风格的大批判呢?有什么理由反对上纲上线的诛心之论呢?有什么理由反对学生造老师的反呢? 我们必须把"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区分开来。
"言论"可以不讲道理,只有守住法律的界限就行了,而"思想"必须"以理说服",必须建立在"理性"之上。
马寅初校长并不反对针对《新人口论》的各种不讲道理的"言论",但是他坚决反对在思想层面上"专以压制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这意味着"思想自由"的基础是"不自由"的,是必须加以限定和约束的。
"思想自由"必须建立在"以理说服"的理性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压制"的基础上,这是"思想自由"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基于理性的批评与反批评都属于思想自由的范畴,其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追求公共理性的共识。
但是,捍卫思想自由之理性基础的斗争就不再属于公共理性,而属于绝不妥协的政治斗争。面对侵害"思想自由"的压制力量,是保持沉默,是违心地附和,还是坚决地进行斗争,这已经不再属于思想的范畴,而属于政治和伦理的范畴。
在此,马寅初校长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作为校长、作为学者、作为公民,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气概,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些身份所赋予了社会义务和公共责任,为捍卫思想自由的理性基础而斗争,虽明知寡不敌众,依然单身匹马,以死亡的决心应战。
马寅初校长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大大地推进了蔡元培校长确立的原则。大学不仅要坚持"思想自由",而且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姿态来捍卫支撑思想自由的理性精神。追求真理和承担责任是马寅初校长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