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牧村演出 海河水出高人的秘密 群众汇演走出关牧村歌唱家

海河水出高人,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梳理城市历史会发现,天津人明星基因的秘密其实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城市性格里,还有我们城市文化肌理的下面……

“15号棚”里的全国纪录

“不到一年工夫,《牛虎豹1》就卖了100多万盒,破了全国纪录。东北和广州音像店的负责人开着车、带着现金到公司门口等货提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得。”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群星熠熠的天津流行乐坛,天津音像公司原编辑部主任苏文生这样描述。

上世纪80年代,《追捕》、《阿西门的街》等几部日本电影让国内观众第一次领略到多声道立体声音乐的魅力。当时这种流行音乐的“生产技术”,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那时,天津广电局决定成立天津音像公司,颇有魄力地花几十万美元从英国购买了一套24音轨立体声录音设备,安装在天津广播电台15号录音棚。“对当时的歌手来说,进‘15号棚’录歌是梦幻级待遇。国内有同样设备的单位只有中央广播电台和广州太平洋音像公司。”苏文生告诉记者。

“‘15号棚’出了不少好带子,除了许丽丽、牛虎和牛豹三人的《牛虎豹》外,天津广播艺术团张蝶出的《冰与火》,刘冰冰的《冰冰的青春》,还有张宏生、李德林的专辑,都是出一盘,火一盘。”孙英说。她那时是天津音像公司的专业录音师,也是国内最早掌握多声道立体声技术的录音师之一。

磁带 音乐茶座的魔力

在现代流行音乐进入中国的最初几年里,磁带的神奇魔力可以让歌手一夜走红全国,“15号棚”也因此成为“培养”天津本土歌星的摇篮。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外地歌手纷纷来天津“发展”。“郭峰那时是音像公司的乐队成员,负责键盘,他和张勇、黑子都是侯德健带过来的。那时郭峰‘长’在公司了,天天都琢磨写歌录歌。”孙英这样描述没有成名前的郭峰。直到那盘独唱集《让我再看你一眼》风行全国,郭峰才离开天津。“15号棚”“捧红”的歌手还有田震。“那时她经常来天津租棚录歌,她的成名专辑《无名的小花》和《莫妮卡》都是我亲手做的。”孙英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港台流行音乐的到来让天津的音乐茶座一下火了。“我第一次上台演出就在当时友谊宾馆的9楼音乐茶座,一共唱了两首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和《我的中国心》。那时没有电声乐队,配器用的是管弦乐队,但我的音色太接近原唱了,唱到半截好多观众过来围观,想看看是不是放录音假唱。”牛豹回忆说。

“在天津当演员的幸福是,不缺观众。1985年许丽丽和我刚调到天津歌舞团那阵,差不多每天都演出两场。舞台锻炼机会多,演员成长就快。后来,我们随歌舞团全国巡演到武汉红山体育馆。票价30元,上万人的体育场,场场爆满。可见,天津歌舞团的演出水平在全国是很高的。”牛豹说。

群众汇演走出歌唱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的那批天津歌唱演员,很多都没有经过音乐学院科班训练。美声和民族唱法演员也是如此。当时天津的群众文化活动全国领先,每个工厂都有自己的音乐团体,各区的少年宫和青年宫里都有声乐团。每年市总工会都在一宫(或者二宫)组织全市企业文艺汇演。

1976年,关牧村参加市里在第一工人文化宫组织的汇演,为她所在的冶金局和第八钢锉厂赢得荣誉。“当时关牧村上身穿着白色衬衣,下着蓝色背带工作裤,头上梳着一对小短辫,很好看。她富有磁性的声音令在场的声乐专家惊为天才。”看过那次演出的人回忆说。转年,关牧村成为天津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在那儿,她遇到作曲家施光南和词作者韩伟,三人的默契配合催生了《打起手鼓唱起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不少经典曲目。关牧村那时红遍全国。

孙英回忆,70-80年代天津电台的音乐节目质量也是全国一流的。“那时电视远没有普及,磁带是通俗唱法的天下,美声和民族唱法的歌手就靠广播走向全国。天津歌手多,质量又高,天津电台的节目制作水平当然差不了。”孙英说:“节目创新也有很多尝试,我在电台给于淑珍录过一首《浪花》,用了通俗歌曲伴奏法。那时视通俗歌曲为‘靡靡之音’,不能在电台播,我和于淑珍挺担心。台里领导把节目报送市委宣传部,宣传部答复:可以播。节目播出后大受欢迎。”

陈道明与人艺传统

1972年,陈道明“意外”被天津人艺演员训练班选中。之前,陈道明不属于学校文艺骨干,他对当演员没有太多的幻想。

“演员训练班一共招了72和73两届,现在这两届学员差不多都是全国话剧界和影视界的佼佼者了,比如李秀明、张媛媛、张玉宇……”天津戏剧家协会主席高长德说:“那次招收学员的目的是给天津人艺培养接班人,所以不拘一格降人才。自己培养人才是人艺传统,天津对中国话剧界最大贡献也就是输送了大量人才。”

高长德回忆人艺老师“曲线授课”的情形时说:“时逢文革,很多属于四旧和资产阶级的内容是被严格禁止的,比如斯坦尼戏剧体系的教学内容就不能教,但人艺的老师还是变着法儿的把理论知识传授给学员们。”陈道明的恩师丁小平告诉记者:“陈道明有今天的成就,并不是撞大运,在天津人艺学习的几年,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演员基础,当时他们剧院请了很多优秀的戏曲、歌舞专家为他们教课,进行各方面的训练。”

一位同学回忆,陈道明练功非常刻苦,尤其台词、道白功底了得。1977-1978年间,天津人艺演出话剧《蔡文姬》,陈道明扮演的曹丕非常成功,他的扮相俊朗、潇洒,声音明亮富有穿透力,每次演出都能获得满堂喝彩。得到了导演和北京人艺同行的认可。

北方曲校的天津性格

作为前大专部主任,著名相声演员刘俊杰谈到北方曲校时同样充满自豪:“北方曲校对曲艺的传承做了突出贡献。可以说,哪儿有曲艺,哪儿就有北方曲校的学生。如今在北京正火的‘嘻哈包袱铺’、近四年的CCTV相声大赛几乎就是北方曲校的学生大赛……”

“当初,国家为什么把北方曲校放在天津不放别处呢?因为天津人是真知道曲艺这里边的事儿啊!”刘俊杰解释:“天津文化属于包容性极强的码头文化,自古就是南北交流的重要一站,全国各地的戏都到天津来演。天津人见的多了,眼界就高,欣赏水平也高。所以过去有‘不到天津不成角’的说法。另外,曲艺界大师都在天津呢!80年代曲校刚成立那会儿,在一线教学的是骆玉笙先生、王毓宝先生、刘文亨先生,哪儿找这一流儿的师资啊!”

刘俊杰说,天津人曲艺基因是人才辈出的源泉。“越来越多年轻人、白领进茶馆里听相声。大学校园里的相声社团也开始出人才了,高峰和裘英俊就是杰出代表。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和网络语言结合开创了‘网络相声’,这个尝试正在创造相声的新类型。”记者/王辰龙

“对曲艺的偏好,是天津社会底层人群娱乐精神的积淀。码头城市‘天然的生存条件’促成了天津市民阶层幽默细胞和语感细胞的裂变。早年间天津码头船多,水手苦力也多。两船交错的那节骨眼上,水手之间没工夫磨嘴皮子,他们的交流原则是用几个字完成信息传递,说话讲究干脆利落。对曲艺,尤其是相声,这是基本素质。老先生说过,这包袱响不响,就是零点几秒的事儿。多说一个字儿,说话慢半拍儿,劲儿就泄了,观众就不乐了。另外,码头上讨生活不易,苦力和水手们习惯聚在一块凑热闹,海阔天空、插科打诨。慢慢地就把天津人乐观的性格培养出来,语言上的喜剧感、幽默感越来越强。再一个,苦力们累一天了,靠什么放松?听戏、听大鼓和听相声花钱不多,最合适了。慢慢儿的曲艺市场培养出来了,观众里见多识广的内行也多了。”

——刘俊杰(著名相声演员、北方曲校前大专部主任)

“天津的表演人才大多和话剧有渊源,天津的话剧积淀是任何城市都没法比的。中国话剧第一人李叔同就是天津人。1917年,他在东京与曾孝谷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人的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并在《茶花女》的演出中自扮茶花女。后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张彭春将话剧引进南开大学,拉开了中国话剧的萌芽时代。张彭春的学生曹禺先生则引导中国现代话剧逐渐从启蒙走向成熟,他事业的起点也在天津南开大学。五六十年代,到任何一个北方话剧团,都有一帮天津人。北京人艺的老戏骨、台柱子一半祖籍都在天津,比如焦菊隐、梅阡、于是之、牛星丽……天津出明星绝不是偶然的,这和这座城市文化中西交汇、雅俗融合、开放多元的特点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