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会通 张岂之: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如知行合一、致良知等。
《易传·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这对中华本土文化以及域外文化都是适用的。
我们从中国思想文化史可以看到,从战国末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有儒学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这里的“教”指的是教化),至两宋,由南宋思想家们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形成,它吸取了儒学和道家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儒学信条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门讲孝道的佛经。
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力图使外来的佛教中国化。这样会通的结果,一方面提升了儒学的哲学内涵,另一方面促使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思想文化上的“会通”,用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这样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儒道佛)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
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重视理性的独立思考要求。
“会通”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有主、次的内容融合。这种融会贯通是否恰当,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是要经过“经世致用”的检测的。在中国思想文化中,融会贯通与经世致用二者密切结合,使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发展而不衰。
“会通”包括本土和域外思想文化的交融,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注意中外文明交流。早在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天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曾经被称为“西域”。张骞的西域之行,以十三年的艰辛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西域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传播到中亚,又由此传到欧洲。张骞开拓的这一中西通道,后来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作用,被人们誉为“丝绸之路”。
从中国历史看,中外文明交流是阻挡不住的。时至明清之际,尽管官方采取了“海禁”政策,但民间的海上交流并未停止。在郑和下西洋终止以后,中国的一些商人和平民,经过海上丝路往来贸易,甚至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定居,成为今天海外华人的祖先。他们为远播中华文明做出了很大贡献。
还要看到,中国思想文化上的会通,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紧密相连。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流、团聚和统一的过程,是各民族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不断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
我还想提到,中华文化所用的一些名词术语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不论是儒学还是道家,他们在表述自己思想观点的时候,经常用“自”字。儒学倡导人的自尊、自信、自律、自省等,表现出对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坚信不移。
而道家则宣传自正、自化、自定、自胜、自见等,认为事物本来就是如此,人们的认识应当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儒学与道家思想关于“自”的论述和阐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化对文化自信的坚定信念,这在今天和未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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