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影响我的三本书 我书架上的神明:72位学者谈影响他们人生的书

现职:《公共论丛》主编,《社会学家茶座》执行主编

主要著作:《社会思想的视角》

王焱的书单

《学术与政治》,[德]韦伯著,冯克利译,北京三联,1998

《俄国思想家》,[英]伯林著,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

大凡在学问中讨生活的人,对于让外人参观自己的书房这件事,大都心存忌讳。他们视自己的秘密书架,好比金屋里藏的阿娇,或者贪官的银行户头,不到万不得已,那是绝不愿意轻易示人的。

对于古人来说,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古代文化传播的条件有限,学人出书、购书、读书都非易事。东汉时的文人蔡邕,原本学问平平,后来忽然学问大进,谈吐生风,舌灿莲花。他的两位朋友猜测他不得异人,必得奇书。某天趁他外出,终于在他卧室的枕头下面翻出一本王充《论衡》的抄本来。

蔡邕无奈,只好与他们两人共享此书。而汉代大学者扬雄的“秘密书架”中,据说有一本罕见的词典,别人向他索借,急得他几乎要跳楼。也正因此,近人刘成禺曾说:“凡著述大家,皆有平生用功夹带、手抄秘本,匿不示人。

”有位朋友与我不时谈文论学,不知怎么竟怀疑起我有什么秘本不肯示人。有好几次光临寒舍,未经邀请就径奔我的书房,意图翻检我的“秘密书架”,结果每次都大失所望,怏怏而返。弄得我也很尴尬,恨自己为什么竟不能也拥有几本孤本秘籍,可以拿来与这位朋友共享,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学问大进。

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技术的进步,文化的大规模传播在社会上成为可能。这对于想要读书的人来说,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想要拥有独门秘笈的人却又成了一件惨事。试想,在当下信息如此涌流的一个世界上,还能有什么武功秘籍呢?如果有,恐怕说的大都也是些“挥刀自宫”之类的法门,轻易尝试不得,不如不读为妙。

对于一个拥有男性气概的人来说,追求权力、财富、知识、名望乃至女人,本来都是天下最正当不过的事,实现这些愿望,各有各的路径。可历来劝学之人,总是竭力渲染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一味作虚假广告,使人误以为读书不但可以增长知识闻见,而且可以为官作宦――挣得千钟粟;可以发财致富――获取黄金屋;甚至于还能够抱得美人归――娶来颜如玉,有些穷措大更说些什么“拥书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之类的疯话傻话。

结果,想要当官的,想要发财的,想要泡妞的,一股脑儿都跑来买书、读书,等到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子事,后悔入错了行,再想改换门庭也晚了,于是就只好拿学圈当商圈,以学苑为官场,大肆操练起来,结果弄得今天的读书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文不武不衫不履,久而久之,连白道黑道也弄不清了。

大学与科研机构中更是各种丑闻不断,既同官场,又像商圈,更似柔媚争宠的风月场,却惟独不大像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一个所在。

我以为喜欢读书,其实和热衷于斗蛐蛐、玩葫芦之类玩物丧志的事差不多,并无多少神圣之处。古人说寒窗苦读学会舞文弄墨是雕虫小技,其实,这倒是更接近生活世界的真理。所以,读书改变命运之说,实在是误尽天下苍生。

这种“读书有用论”所造成的另一个社会后果,就是各色人等一窝蜂地冒出来胡乱写书出书,结果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如果缺乏别择,难免让人目迷五色,望洋兴叹。小说家昆德拉当年就曾感叹,在于今这个大众社会中,“写作癖好在人群中如此泛滥,其中有政治家、出租车司机、女售货员、女招待、家庭主妇、凶手、罪犯、妓女、警长、医生和病人。

这向我表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家,没有谁是例外,所有的人都有权冲到大街上高声大喊:‘我们都是作家!

’”结果,无论阿猫阿狗,长三阿四,几乎所有人都在忙着写书、攒书、出书,这固然体现了现代社会一种文化民主化的大趋势,但无人倾听,无人阅读,写书出书也就变成了一种灾难。昆德拉曾经预言说:“一旦每一个人心中那个沉睡的作家苏醒了(那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那么我们就陷入了一个相互成为聋子和哑巴的世界,一个互相无法理解的世界。”这一天在中国,其实已经提前来到了。

我以为现代学者大多其实并无什么秘本,但是每一个像样的学者都有其基本的学术资源。世上好书无限,但一个学者真正阅读功深的,其实也许就只有几本而已。就凭借对这几本书的刻苦钻研,他就拥有了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capitalculturel),能够在学术天地里纵横驰骋一番了。

如同当今中国的富人都不愿谈自己原始资本的来历,学者们对自己文化资本的来历往往也都讳莫如深,因为“秘密书架”一旦“走了光”,学人身上的光圈也就暗淡了。

唐代大诗人李义山曾纂辑俗语雅谑,以类相从,名为《杂纂》。其中“杀风景”一条下有“松下喝道”、“花上晒裩”等等,而今而后,如果还要再加上一条,那恐怕就是学人的“秘籍曝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