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瑜的孩子 刘长瑜:李铁梅的爱恨情仇

2018-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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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可是只要提起<红灯记>,恐怕人人都能唱上两句:"爹爹,你听我说--"而且脑海里立刻会闪现出李铁梅那穿着一件蓝底白花小夹袄,甩着一条大辫子的刚毅身影.作为其扮演者,刘长瑜其情其事也伴随着这部红色经典之作而生出许多爱恨情仇.她在上海一炮打响旧社会大都是穷苦出身的孩子才去学戏,混口饭吃.而刘长瑜却出身于富有的人家,她的父亲周大文曾是奉系军阀的高级文官,上世纪20年代还曾当过3个月的平北市市长,但他极喜爱京剧,是业余票友,闲来还常教女儿唱上几段.出于爱好

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可是只要提起《红灯记》,恐怕人人都能唱上两句:“爹爹,你听我说……”而且脑海里立刻会闪现出李铁梅那穿着一件蓝底白花小夹袄,甩着一条大辫子的刚毅身影。作为其扮演者,刘长瑜其情其事也伴随着这部红色经典之作而生出许多爱恨情仇。

她在上海一炮打响

旧社会大都是穷苦出身的孩子才去学戏,混口饭吃。而刘长瑜却出身于富有的人家,她的父亲周大文曾是奉系军阀的高级文官,上世纪20年代还曾当过3个月的平北市市长,但他极喜爱京剧,是业余票友,闲来还常教女儿唱上几段。

出于爱好,1951年,年仅9岁的刘长瑜就考进了中国戏曲学校。1959年,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排演大型话剧《牛郎织女》,刘长瑜所在的班提前毕业了。毕业后,刘长瑜被分配在中国戏剧学院的实验剧团。她一方面是教学生,另一方面是演出示范。

1961年底,实验剧团到上海演出。这次,刘长瑜在《香罗帕》中演的是一个配角,只有一句唱词。她在后台一出声,还没有走出来,台下就掌声雷动,赢得了满堂叫好声。此外,刘长瑜还演出了自己的成名作《卖水》。这次高水准的演出在上海一炮打响,极为轰动。

正在上海休养的江青不但看了戏,还接见了剧组的演员。本来在上海演出几场之后,随后还要再到南京等地演出,但江青挽留住他们,并让他们全都搬到锦江饭店住下,每晚在锦江饭店演出。江青天天来看我,百看不厌,还为他们拍了不少剧照。

刘长瑜在上海还演出了《武则天》一戏。这原来是郭沫若的本子,后由吴祖光改编。她演的是上官婉儿一角。她本来不知道怎样揣摩婉儿这个人物的身分,但与江青的相识帮了她的忙。她看到江青就联想到皇上娘娘的身分,婉儿对武则天又敬又怕的心情,与她此时此地没什么两样。她时时刻刻用真实的感觉体会去表演,那眼神、那哭、那笑……结果,她演的上官婉儿夺了武则天的戏,脱颖而出。她成为京剧界的一支新秀,一颗明星。

自1961年起,出了名的刘长瑜有幸能常被接到中南海里,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清唱京剧。也是从那时起,每次唱完戏,她就被留下来参加舞会。1963年,刘长瑜因出色的演技而被连升三级,享受着比较优厚的待遇。“文化大革命”中,她因为出身问题而被打成“狗崽子”、“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停止了她的演出。

为了帮助她,周总理在一次二百多人的会上有意识地说:“刘长瑜跟我一样,是旧官僚出身,但她现在也跟我一样判逆了她的家庭。她演的《红灯记》是革命的戏嘛。”由于总理的这次讲话,多少改变了刘长瑜的命运。她虽然在挨整,却仍然在演李铁梅,而且没有再进一步遭到“敲打”。

爱恨情仇《红灯记》

1963年2月22日,江青来到上海红都剧场,观看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她对该剧的印象很好,而且觉得比哈尔滨京剧院演的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更好一些。她想把《红灯记》再排演为更为经典的京剧样式,便向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表达了这个意思,建议由林默涵找人改编成京剧。

林默涵选中了精通京剧艺术的导演兼编剧阿甲,阿甲在延安时曾与江青同台演出京剧《打渔杀家》。没有多久,阿甲使参与把剧写完,并排演出来。周总理看了认为不错,但江青并不满意。总理只好让林默涵负责,找有关人员再修改一下。

京剧《红灯记》选用了最强的演员阵容,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后改为钱浩梁;李铁梅一角本来由曲素英和张曼玲扮演,那时刘长瑜正出国演出,回国后又在外地“搞四清”,是被临时叫回来演李铁梅的。李奶奶由高玉倩扮演;鸠山由袁世海演。这些人的功底无可厚非,但江青仍然不断地找毛病。

比如,李奶奶和李玉和牺牲后,李铁梅一个人回到家时,有一段唱是:“提起敌寇心肺炸……”开始时唱腔不是高八度,而是平的,这本是设计师设计的唱腔,也怨不得刘长瑜。而江青却说:“这段唱腔不好,是路线斗争的问题。

”刘长瑜不愿怪罪导演,只好忍气吞声解释说:“江青同志,这句是我没唱好,是我声音的爆发力不够,没有体现出李铁梅那悲愤的心情。回去后,我一定向叶盛兰老师学习。”没想到,江青听了却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你这个小鬼!你敢跟我顶牛干!”刘长瑜和在场的人都傻了,不明白这是怎么了?!

其实,江青气不顺,是在找导演阿甲的碴儿,想借此暗示林默涵副部长及剧院的党委书记与阿甲进行斗争。没想到刘长瑜将错揽到自己身上,做起自我批评,江青不由恼羞成怒。袁世海为了给刘长瑜打圆场,也接过话来说:“我们研究一下,再修改修改。

”江青的脸色总算缓和下来。后来,那段唱词改成高八度的腔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袁世海等老艺术家都成了“黑帮”。一次江青接见钱浩梁时说:“我记袁世海一功,当时路线斗争那么激烈,刘长瑜这个小鬼跟我顶牛,还是袁世海说了句公道话……”凭这句话就把袁世海从牛棚里给解放出来了。显然,江青是有意给袁世海一个台阶下。

而刘长瑜却被说成是对抗江青、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内部敌人。从此,她便没完没了地挨整。1968年,有一阵,江青几乎每个晚上都要接见《红灯记》剧组的主要人员,有时是和他们一起看电影,有时是指手划脚地挑《红灯记》的毛病,要求改这改那,她的话都每次传达不过夜。

钱浩梁为了争宠,还趁机到江青跟前告状,说刘长瑜如何出身不好,表现不好之类的话,江青倒也干脆,说:“你们要是找到比她好的,就把她换下去!”于是,便让杜近芳、李维康、杨秋霞都来试演李铁梅一角。不过换来换去总觉得都还是不如刘长瑜顺眼,只好还让刘长瑜演下去。

外人都以为刘长瑜能演李铁梅,该是多么受宠,而她实际上遭的罪、受的气,只有刘长瑜自己知道。虽然,刘长瑜与钱浩梁在台上扮演的是一对革命家庭的父女,爹爹对女儿情深义长,坐在台下的观众听到的是他们慷慨陈词和洪亮的唱腔,看到的是他们的动作和表演,却无法看清他们的内心世界,不知道他们那时互相已憎恶得从不对眼神,在台上对唱时,李玉和只看铁梅的脑门儿,而铁梅只看李玉和的鼻子。

1973年,刘长瑜生了一个男孩,她的处境没有丝毫的改善。她是“政治局里都挂号的人”,连带着家人好友都受牵连。无论是“批林批孔”,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她都是被批判的活教材。孩子长到一岁时,这种批判几乎使她精神分裂。

在忍无可忍之中,刘长瑜曾打算把孩子托付给一个最好的女友,流着泪请女友帮她把孩子抚养大。没交给丈夫是因为她认为“男人不会带孩子”。并劝亲友和她脱离关系,她则要去背水一战,揣上刀去跟钱浩梁拼命。

由于种种原因,她并有真的把钱浩梁怎么样,而且“四人帮”倒台了,钱浩梁被关押了六七年。钱被释放后,他们再见面时过去的冤仇早已烟消去散。冤有头,债有主,既然钱浩梁因为那时的罪过受了惩罚,刘长喻就觉得再也恨不起他来了。刘长瑜心想,得饶人处且饶人,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文艺界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这给了演员们广阔的创作天地。那时被压抑多年的刘长瑜刚刚三十岁,她有着旺盛的创作欲望。1978年后,她恢复演出了一些剧目,包括她的成名作《卖水》、《红楼二尤》、《香罗帕》、《辛安驿》,并新排了《燕燕》和《金玉奴》等剧目。

1997年7月,在香港回归的大喜日子里,领导让刘长瑜作为副团长带队到香港演出。为了这次不同导演的演出,她在大夏天里练了一个多月的功。

第一次婚姻尝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第二次婚姻感受到了温馨和幸福

刘长瑜的第一个丈夫,是她在戏剧学校时的同事,当时恋爱就是恋爱,从没有想到过要结婚。而且刘长瑜曾写过字据,保证25岁前不结婚。在她看来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演员早结婚影响自己的事业。

但到了1967年,她还是结婚了。因为那时剧团里铺天盖地,贴满了她的大字报,说她是文化部的黑尖子,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她需要有精神上的支柱。结婚后刘长瑜才知道丈夫夜里咳嗽得厉害。这咳嗽声不对啊?刘长瑜劝他到医院里去看看怎么回事,丈夫不以为然。

直到有一天,刘长瑜去上班了,他自己在家感觉像是煤气中毒了,才去医院看病。大夫看他又黄又瘦,便问了句:“你还有哪里不舒服?”他说:“咳嗽。”医生为他做了X光透视,这才发生,他肺上长了个东西,便马上将他转到阜外医院。等医院诊断书出来后,刘长瑜才知道,是瘤子,得开刀。

开刀以后,癌细胞迅速扩散,长满了肺部……绝望中,为了能救活丈夫,刘长瑜四处求取秘方,心想也许民间的祖传秘方能医治好爱人的病。但历尽千辛万苦,却都没见什么效果。

1967年4月12日那天,丈夫不行了,赶紧送到医院,没几个小时,呼吸已经没有了,瞳孔在慢慢放大。在丈夫弥留之际,她说:“你放心地去吧,你该做的都做了,你不用担心我。”说完就放声痛哭。直到第二天,她才回过神来,顿时觉得天塌地陷,没有了依靠,没有了知音。她很久都不能习惯这种情况,失魂落魄,哭了一场又一场。

没过几个月,就有人开始给刘长瑜介绍对象,各种各样的人拥上来,有会说六国话的才子,有身居要职的官员,有名门显贵的子弟……还有那一堆堆的求爱信。刘长瑜不想一天到晚陷在这些纠缠之中,更不想为此闹得满城风雨。她觉得演员的名声是最重要的,她决不想去攀高枝给自己带来污点。她想,你们能了解我什么,你们看到的只不过是我的舞台形象而已,怎么会知道我内心真实的世界呢?

她回绝了所有的追求者,自己闭门思考了整整一个星期,她决定选择一个彼此了解的人。她的同事当中有一个武打演员,也是武打戏的编导,叫白继云,刘长瑜觉得他人品好、身体好、和大家的关系也好,他会成为他值得信任的志同道合的伴侣,他们平时就是很好的同事。

这时正好有人送给她两张话剧票,她在请白继云去看话剧时对他说:“我现在乱糟糟的,事情太多了,我想我需要一个人和我互补。作为一个主要演员,我需要一个普通演员来不断地提醒我、补充我。

所以我选择你做我的伴侣、使我不受干扰地全心地投入艺术。1968年,他们结婚了。那年正是刘长瑜遭难的时候,白继云处处关心她安慰她,使刘长瑜在忍辱负重之际,还能有一个为她遮风避雨的港湾。刘长瑜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幸福。

粉碎“四人帮”以后,白继云在艺术上给了她巨大的帮助。上世纪70年代末,刘长瑜开始排演一部又一部京剧。她每刻画一人个人物,都是白继云帮她分析剧本、修改台词,替她设计动作。他们废寝忘食,天天在一起琢磨动作、人物的表情、技巧的安排等等。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刘长瑜有过喜、有过乐,但更多的是痛苦和悲哀。她在香港的舅妈曾批评她说:“你的眼神不好,有一种愤怒,你不应该这样。”劝她与人为善,多替别人着想。刘长瑜接受了舅妈的意见。她觉得过去有些事是自己无风三尺浪地在瞎折腾,所以才会有时心情不好,做事过激,出口伤人。

她要改掉这一切,宽容地待人处世。此后,她一直保持一颗平常心,像普通人一样地生活,平易近人地对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很多人都觉得刘长瑜变了,她不像过去那样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且应该怎么做才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