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徐景贤 徐景贤回忆录4上海市的第一场大武斗
正当我们沉浸在接获“最高指示”的胜利喜悦中的时候,1966年十2月27日的傍晚,我得到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的紧急报告,说是上海工人赤卫队有几万人包围了康平路市委大院。
这个消息太出人意料了,因为上海工人赤卫队在11月26日成立的时候,是公开反对张春桥支持的“上总司”的,对上海市委一直持“保”的态度,所以被骂为“保皇派”,现在怎么也“造反”了呢?
我了解了一下,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2月23日,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大会,要求曹荻秋市长到会,提出了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八项要求,让曹荻秋市长签字,曹开始时加以拒绝,赤卫队就批斗个没完没了,一直纠缠到次日凌晨3点钟,硬要曹市长承认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曹市长又急又晕,曾经昏厥过去,最后只得签字。第二天,上海市委开会时,陈丕显第一书记批评曹市长不应该签这个字,要曹给赤卫队做做工作,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赤卫队的工作还没有做通,12月25日,“工总司”又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大会,勒令曹市长到场,迫使他当众宣布:给赤街队签过字的八条作废,赤卫队是“保皇组织”。
上海的第一场大武斗
这样一来,矛盾激化了,赤卫队被激怒了,把怒气出到上海市委头上。赤卫队总部一方面给党中央发电报,要求派专人来上海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从12月27日起,调大批队伍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账。陈丕显、曹荻秋没有接见他们,赤卫队就继续调兵遣将。到12月28日,已经有两万多名赤卫队员涌进了市委大院,还有很多人拥塞在大院外的马路上。
在这种急剧变化的局势面前,我决定亲自到现场去走一遭,观察形势,再商量对策。12月28日下午,我手持市委机关工作证,挤过层层包围圈,进入了康平路市委大院。我在大院里到处走动,实地观察。天气很冷,我戴上了一个大口罩,防止被人认出来。
我走进市委书记处的办公楼。只见到处挤满了人,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至少挤进几十个人,连不到三平方米的小厕所里,也挤着四五个人。楼梯头、走廊边、草坪上,树荫下,满坑满谷;全是戴着“赤卫队”红袖章的工人。
原来住在康平路大院里的市委领导人,已经撤走了;连—向声称自己不害怕群众的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也带着家属转移了。整个大院里只剩下已故的原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家属以及张春桥的一家。赤卫队的头头们进人康平路大院之后,到过张春桥的家里,要求张的妻子李文静为他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反映赤卫队的要求,随后就退了出来。
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属,都是安全的。我找到位于大院中部公寓里的张春桥的家。从后面的那座水泥楼梯悄悄地绕道走上去,走到张家的后门口,从玻璃门朝里张望,客厅里不见人影;我试着敲敲后窗,轻轻喊了几声,也没有人答应,估计李文静和孩子们因为害怕,都躲到内室去了。
我再返回到大院里,观察动静;只见赤卫队员们因为总部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见不到陈丕显和曹荻秋,情绪十分低落,有的人用毛笔在墙上写大标语:“曹老头决没有好下场!”“赤卫队要大造上海市委的反!”发泄自己的不满。
在现场看不到有人在作宣传鼓动,加上队员们通宵集合包围市委,大家根本没有休息,现在许多人就席地而坐,背靠着背,睑上显露出十分疲惫的神色。有几个工厂的食堂,用黄鱼车给本厂的工人送饭菜来,吃剩的饭菜,连同写着各个工厂厂名的搪瓷盆碗,到处乱扔,满地狼藉;还有的单位送来几百箱饼干,高高地堆在空地上;看到这些情景,我的心里暗暗高兴,我想:市委这下子彻底被动和孤立了;因为把两派群众都得罪了。
我觉得现在正是从政治上瓦解工人赤卫队的最好时机。
正当我兴冲冲地走出康下路市委大院的时候,忽然看见有许多打着红旗的队伍,从徐家汇、宛平路、余庆路等方向向康平路涌来,红旗上印着醒目的黄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造反队”,他们迅速把康平路大院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起来。
我上前一问,回说队伍是“工总司”二兵团调来的,有的人还说什么“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我们是来保卫中央文革的”!这时,在康平路大院门口,两支观点不同的队伍对峙着,互不相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我马上回到市委写作班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我说:“‘工总司’这种做法真蠢,康平路市委大院现在是一座空城,让赤卫队呆在那里,没有几天就会溃散的。现在二兵团调了大批队伍去包围;反而刺激了赤卫队的情绪,弄得不好,可能要出事。”
历史组的朱水嘉说:“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准备召开全市的批判大会上,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康平路去唱‘空城计’,不要睬它。”哲学组的郭仁杰说:“赶快想办法找找‘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头头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要他们把队伍撤走。”
于是,我要市委写作班的机要秘书打电话找王洪文他们,可是到处找不到。我说:“这样对峙下去,双方很可能要大打出手,如果出了人命案子,造反派就被动了。我们还是搞文的,要大家把矛头对准市委,从政治上瓦解赤卫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