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村儿子 刘玉村委员恳谈医院里跟钱有关的那点儿事
3月9日接近中午12点,本次政协会议最后一场记者会已经过了原定的结束时间。鉴于记者的热情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委员此前“遇冷”,主持人当了一回“老好人”。
在此起彼伏的“我有问题”喊声中,前排一位女记者凭借“大嗓门”和身旁姐们儿的帮忙“吆喝”成功“突围”——
“您对医生多点执业是什么态度?有调研说广州三甲医院医生账面年薪不到5万元,但实际有19万元,差距从哪儿来?医生跟患者签了不收红包的协议,是否会收药商的红包和回扣?”
多点执业:我们应该鼓励
说好的一个问题变成了三个,急得主持人皱着眉头、举着一根手指来回晃。
“这位记者说问一个问题,实际上起码问了三个。”这笔“账”刘玉村也算得很清楚。
“我们发生的很多问题概括地说,都是钱闹的。您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如果串在一块儿,其实您自己已经回答了。”刘玉村笑道,如果公立医院的医生薪酬不高,自然就会有补充的渠道。“正像您说的,第一个渠道就是到民营医院去执业。”他表示,自己作为公立医院的院长,如果医院的医生真有这样的渠道,可以通过自己的服务和劳动赚取一定的回报,“我们也乐意,也应该鼓励”。
“所以说,作为公立医院的院长,我是非常开放的心态。不光是我,我们这批院长,大家的心态基本都是一致的。”刘玉村不忘帮同行都表了态。
病人“红包”:要良心上说得过去
“如果多点执业还不能满足,有人就要想别的办法了。”刘玉村笑了笑,“比如说病人的一些馈赠,就是您刚才说的‘红包’。”
“在中国,红包本来是一个好词。病人康复以后为了表达感激,给医务人员一点馈赠,按中华民族的传统礼德、礼节来说,应该怎么评价?”刘玉村给自己出了道难题。
“我认为,穷人拿辛苦挣、卖房子甚至借来的钱看病,如果医生收了他们的礼物和钱财,就是缺德。有人在手术前给医生钱,说为了‘买平安’,如果收了就是医生对自己人格的侮辱。”
“我最近做完一个大手术,病人恢复得很好,家属非要给一个红包,里面装了很多钱。”刘玉村拿自己举了个例子,钱没有要,最终家属“严肃地讲:‘我们自己家做的粉条,可不可以送您一点儿?’我说好,我可以接受”。在他看来,这代表了一种尊重和情分。“这种情况下拿一点点,从良心上我觉得说得过去,从道德规范上也没有问题。”
“但有一个问题,”刘玉村话锋一转严肃地说,“收取药品回扣,这是违法行为!我们行业不允许,国家法律法规也不允许!”
理顺医药价格:问题迎刃而解
“怎么让医生得到合理报酬,全身心地为老百姓服务?”这位从医30年的医生认为,只要把医药价格理顺,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老百姓看病贵,贵就贵在处方。”刘玉村说,“中国卖的很多进口药是国外价钱的5—10倍,有的一次性耗材在美国、日本200美金,到中国就要1000美金。”他认为,一方面把药和耗材里的水分挤掉,一方面医生为病人提供服务的劳动力成本得到认可,“这就叫理顺价格机制”。
“一台胃癌手术需要3个大夫、2个护士、2个麻醉师,但手术费一共只有几百块钱。怎么弥补收入不足?”刘玉村揭了“潜规则”的底,“用一些耗材把价码加上去。如果我有良心,‘加码’就会有度;如果我素养不好,就往里面加很多东西。”
如果“把手术费提高一些,但其他用多少东西都是医院负担,那我作为医院的管理者就会想办法降低成本”。
耗材、用药成本降低,医疗质量怎么保障?
刘玉村给有这样疑问的人打了“放心针”:“前提是要保障病人的安全和医疗质量。我们这个行业是要讲声誉的。”他请大家“一定一定”要对医卫行业有信心。“我们行业里有一批有良知、有水平的人,只要给我们一个好的机制,一定能把工作干好!”
不知是被刘玉村恳切的言辞打动,还是为了欢庆记者会圆满结束,此时场下响起了今天会上唯一一次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