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羽毛球 刘志彪:我国如何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

随着发展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我国第一轮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红利正趋于消失,第二轮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全球化红利正在形成。在机遇之窗转换之际,认真分析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和特点、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对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从战略和战术上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值得深入探讨。

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与第一轮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相比较,我国新一轮的全球化机遇,最起码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从利用别人的市场转向利用自己的市场。过去我国在低收入条件下,因国内市场发育不足,成长过程较多利用了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二之后,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和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已经转化为百家必争的市场。

为此,需要我们把发展战略的重心转向利用和开拓自己的市场,以自己的内需拓展自身增长潜力,而非继续依赖那些处于调整底部的其他国家的市场。

第二,从低级要素利用转向高级要素吸取。过去,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充分开发和使用的是与世界工厂需求相适应的一般要素。与这种依托低成本要素参与全球低端分工所获得的全球化红利不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要提升我国在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地位、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要求我国依托庞大的内需市场吸收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技术和人才要素,以此推动我国经济从学习模仿全面走向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获取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第三,从被动适应全球化竞争转向主动创造全球化战略机遇。我国参与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动发动的,其为利用我国的加工制造平台,采取国际外包形式把我国纳入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我国企业在这条由跨国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俘获”的地位。

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我国要利用自己潜在和现实的市场规模,促进全球要素的重新集聚和重新配置。因此,它是我国为适应全球经济形势和竞争格局的变化所作出的主动战略调整,也是我国给自己、给世界主动创造的一种战略机遇。

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对我国的影响

实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不仅有利于我国获取人才红利和创新红利,而且将产生深度开放促进全面改革的制度创新红利,从而全面提升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高度。

其一,实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有利于我国把逐步消失的人口红利逐步转化为人才红利。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发挥的是我国人力资源的高性价比优势。世界工厂地位的建立,使我国低端劳动力要素获得了充分使用,但也让出了高端要素市场。

转向以我国的市场容量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战略之后,由于摈弃了简单的国际代工和加工贸易,更多地进行自主品牌创建,这将使人才而不是低工资的劳动力成为开拓本国和全球市场的第一资源和第一要素。

其二,实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有利于我国把逐步消失的学习模仿驱动成长的红利,逐步转换为创新驱动的发展红利。第一轮经济全球化采取的是学习模仿驱动的成长模式,其特征是引进国外技术、吸收外国资本和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

这一发展模式正受到许多因素的挑战。一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西方国家纷纷采用技术封锁、知识产权等手段遏制我们的模仿学习;二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总体上出现了以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的要素再评估进程,传统的生产成本优势相对减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优势正逐步丧失,迫切需要通过生产率的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提高和技术进步,即通过启动创新驱动战略消化吸收掉要素成本的上升影响。

众所周知,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不可能在封闭式的环境中进行,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是科技全球化背景下的大趋势。我们应积极利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促进我国向创新驱动型国家转型。

其三,实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有利于我国把逐步消失的增量改革红利逐步转换为通过存量改革获取改革红利。过去政府选择的出口导向型全球化发展模式,与通过增量改革获取改革红利的思路具有一致性。在实践中,选择“通过出口促进发展”其实就是在利益上做“加法”。

而现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到了不选择对既有制度进行改革、不选择对存量利益进行调整,就无法稳定更无法发展的阶段。因此,推动经济超越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利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政府必须进行进一步的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是扩大内需的基本前提,它决定了我国现实市场的规模和潜力,决定了我国吸收全球高级生产要素战略的具体实现。同时,结构性改革也是进一步开放的前提,是深度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进力量。

支撑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关键要素

根据国际经验,决定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关键要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

一是全球性城市。城市是跨国企业开拓全球化的载体和重要节点。只有全球性城市才能具备足够的内需规模去虹吸全球创新要素。全球性城市不仅是指城市的规模,而且是指城市的高度开放性、高度发达的承载和容纳能力,及其彰显的个性和特色。

我国如能把一些条件较好的特大城市建设成为像纽约那样具有较强综合功能和辐射力的全球性城市,或像香港那样拥有突出的金融、交通、会展功能,或像日内瓦那样以优美的环境和一流的服务吸引国际组织和机构,那么我们就真正具备了依托全球性城市实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的载体和基础。

二是全球性产业。我国实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不能在封闭条件下追求产业门类的完整性,也不能以形成“全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为战略目标,而应该通过在产品内分工中形成竞争优势。在全球产品内分工格局下,产业升级的形式不再表现为产业的整体升级和完整的产品价值链升级,而是对某一具体环节、生产流程和工序等的专业化和精细化。

因此,我国政府和企业推进产业升级的努力,就不能像过去那样要求整体的价值链升级,而应对某一产品价值链的某一功能环节、生产阶段、工艺流程、技术特征逐步推进,从某个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做起,最终实现在某一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升级。

同样,我国产业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追求在全球专业化基础上的规模经济和高度的差别化,即在细分的全球市场内培育“小巨人”和世界品牌。

三是全球化企业。为改变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被俘获者”地位,首先需要通过扩大内需和竞争,塑造我国企业在国内价值链中的“控制者”地位,或作为全球创新链中掌握技术高端的一员。根据国际经验,我国企业需要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通过效率竞争和不断淘汰,首先在国内完成行业内的大规模收购兼并等重组活动,尤其是必须放手让民营企业进行市场的“进入/退出”活动,从而逐步诞生民营性质的巨型跨国公司。

这是形成我国跨国公司所必须走出的第一步。其次才是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和收购兼并活动。只有经历了这两个过程,我国才可能真正拥有具有全球地位的跨国企业。

四是全球化人才。全球化人才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和核心资源。如果说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在要素结构上,是以引进资本、机器设备、技术为焦点,那么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就要以人力资本创新为焦点;在工作抓手上,前者重点是对基础设施、出口导向的开发区等进行建设,后者则要以建设各种软性的创新平台和创新环境为主;在政府政策上,前者主要是针对物质资本的引进实施各种优惠政策,后者则是针对人力资本创新进行物质、精神和文化的鼓励和诱导。

为此,要把引进和培育高端人才作为实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的主要手段。就当前来说,我们应该趁西方经济长期陷入衰退的极佳机遇,吸纳一大批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同时要把提升本土人才的全球化素质作为根本之策,逐步推进教育国际化。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部地区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研究”首席专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