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与年回忆录 薛暮桥与《薛暮桥回忆录》

从在“牢监大学”自学成才到20世纪30年代主 编《中国农村》,从在新四军和苏北抗大讲授政治经济 学到主持山东解放区的战时财经工作,从建国前夕在 西柏坡协助周恩来处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经济工 作到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深入探索,薛暮 桥以其睿智的头脑、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论 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运用于中国革 命和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 性的政策主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 革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成为中国 经济学界的泰斗,和孙冶方、许涤新、于光 远并列为中国经济学界声名显赫的“四大 名旦”,最终成为影响新中国经济走向的 薛暮桥,原名薛雨林(一作与龄),1904 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幼时曾在父亲办 的女塾和东林小学(其前身为著名的东林 书院)读书。

1918年,薛暮桥考入江苏第三 师范学校学习,后因贫辍学,投考沪杭甬铁 路当练习生。1926年,年仅24岁的薛暮桥 担任了杭州览桥铁路站站长。

1927年,他 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2至6月, 薛暮桥任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常务委员、组 织部长,积极参加了工人、学生运动。1927 年6月,薛暮桥被捕入狱,直到1930年底 才被保释出狱,三年的牢狱生活为他后来 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奠定了思想基础。

对此, 薛暮桥的秘书、学生李克穆在2000年10月19日的 《人民日报》上以《飞瀑涤俗尘 偷闲理经纶――薛暮 桥同志二三事》为题进行了回忆: “薛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

一二’反革 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他坚持每 天读书,阅读大量经济学、历史、哲学著作,还学习了 英语和世界语。三年‘牢监大学’,为他日后从事经济 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薛老在狱中 的自学,缘自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当时与薛老同监 的,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同志。张在狱中每天 要读五六个小时的书,并且让难友和他一起学习;他 曾在黄埔军校教过世界革命史,因此每晚为难友们讲 中外革命历史。

有一天他读完书,不耐烦地说:‘怎么 还不枪毙?’薛老惊奇地问:‘你既然知道自己必死,为 什么每天还要认真读书?’张秋人同志答:‘共产党人 活一天要做一天革命工作。

在牢中不能做革命工作, 就要天天读书。读书就是为着革命。’薛老将这一教诲 始终铭记在心。不久,张秋人同志壮烈牺牲,而薛老则 从此踏上了永不止息的学习研究之路,终成一代大 家。” 1932年1月,薛暮桥进入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 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受到国民党元老、中央研究院 院长蔡元培的赏识。

1933年2月至1934年5月,薛暮 桥赴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讲授农村经济和政治经济学, 并和校长杨束莼等进步人士组织了读书会、研究会等 学术团体。

1934年10月,薛暮桥协助革命学者陈翰笙 等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任理事,开展了声 势浩大的乡村调查,同时主编《中国农村》月刊,从而 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一道成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 先驱人物。

1938年10月至1942年底,薛暮桥参加了新四 军,历任新四军军部直属教导队训练处处长,抗大五 分校、抗大华中总分校(苏北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 长。

在皖南新四军教导队讲课时,薛暮桥编写了一本 内容通俗、观点鲜明的教材,后来由新知书店以《经济 学》为书名出版,在新四军中曾广泛流传。由于《经济 学》一书同样受到国统区广大读者的喜爱,因而不断 重版,甚至搞不清楚究竟印了多少次。

这是当时唯一 能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相媲美的畅销书。 在新四军军中工作期间,薛暮桥还和刘少奇、陈 毅共同战斗,建立了革命友谊。1942年3月15日,刘 少奇曾复信薛暮桥,回答他提出的有关战略与策略方 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1942年11月,陈毅约薛暮桥、 范长江、阿英、杨帆等人商谈成立诗文社事宜,讨论定 名为“湖海艺文社”,并通过《缘起》,发起人有陈毅、薛 暮桥、范长江、阿英、杨帆等22人,正式成立了抗日文 化统一战线组织“湖海艺文社”。

薛暮桥在华中的革命活动倍受国内各界的关注。 1942年10月24日,《新华社》华中电讯报道:“全国文 化工作者先后来华中敌后,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 沪文化人更接踵而至。

”电讯列举知名者时,薛暮桥赫 然榜首。 1943年1月至1947年10月,薛暮桥受罗荣桓力 邀并呈请中共中央批准,任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省 政府)委员兼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 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

对于抗战时期薛暮桥的理论贡献,前任国家计划 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在1996年12月19日的《人民日 报》上以《重温历史经验 促进两个转变――读{薛暮 桥回忆录)》为题进行了高度概括: “在30年代,暮桥同志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 经济研究者,曾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 深入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论证了党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正确性。

40年代,他是山东 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负责人,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取 得过辉煌胜利,在货币价格理论上提出了国际领先的 创新见解。” 1947年10月至1949年10月,薛暮桥任华北各 解放区财经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央财政经 济部秘书长。

时值解放战争进人大反攻阶段,薛暮桥 成为周恩来处理经济问题的主要助手。据杨尚昆回 忆:“恩来同志为了缩小‘大办公’的范围,减少‘陪会’ 的人数,除了作战问题外,日常工作主要由杨立三、薛 暮桥和我三个人参加。

我们坐在长桌子的一边,恩来 同志坐在对面。要处理的电报摆在桌上,属于财经方 面的事,由薛暮桥先提出处理意见。” 建国后至1958年夏,薛暮桥历任政务院(国务院 前身)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 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值得一 提的是,1956年7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薛暮 桥、顾明等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紧张地 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后,送中共中央 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 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 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1958年夏至“文革”初期,薛暮桥又历任国家经贸 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中央财经小组 成员兼秘书。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荣誉,出版了《中国国民经济 的社会主义改造》(1959)、《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1979、修订版1983)、《当前我国经济的若干问题》(1980)、 《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1982)、《我国物价和货币 问题研究》(1986)、《解放思想、深化改革》(1988)、《论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1990)、改革――面向新世纪丛书《中 国市场经济的萌发与体制转换》(1993)、《大中型企业改 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问题研究――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 1966年,“文革”的爆发打破了薛家宁静的生活, 薛暮桥和夫人罗琼(原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 书记)都被打成了“走资派”。

直到1969年,薛暮桥和 罗琼才先后从“牛棚”中放出来,但仍继续被审查。

当 时薛老已是65岁高龄,但他每天仍被要求擦洗办公 楼里一条很长的走廊和男女厕所,还要从地下室打十 几壶开水送到二楼的各个办公室。同年冬,薛暮桥又 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在这样的劣境中,薛暮 桥笑看人生,渡过了一生中的又一道难关。 1975年后,薛暮桥复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顾问 兼计划经济研究所所长。1979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 第一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上成立了中国统计学会, 薛暮桥当选为中国统计学会会长。

1980年5月,薛暮桥进入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 公室工作。同年7月,薛暮桥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 总干事。从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研 究上,并较早地提出了若干崭新的命题:如允许多种 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打破城乡商业独家经 营;允许工厂自销和农民长途贩运,打破劳动力统一 分配制度;准许并帮助待业青年自行就业,打破条块 分割的管理制度;发展横向联系,形成经济网络;社会 主义经济是“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计划调节 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等。

不难看出,从这时起,薛暮桥 把经济改革的取向指向了市场。1980年,在由薛暮桥 负责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他明 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 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可惜的 是,这种认识当时并没有成为决策层的共识。 1982年5月至1985年5月,薛暮桥兼任国家体 制改革委员会顾问。

1985年6月,80高龄的薛暮桥正 式退居二线,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名 誉总干事至今,后又担任了中国价格学会名誉会长。 作为政学双栖的当代名流,薛暮桥在建国后既很 好地履行了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六届代表,政协第 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又无愧于首批当选为中 (1998)、《薛暮桥晚年文稿》(1999)等名著。

其中,最具影 响力的是千锤百炼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一书,发行量超过千万册,在非教科书类的经济学著 作中创下了世界之最,书中的许多概念在今天来看仍 不过时,如“所有制形式”、“三大差别”、“社会主义经 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等等。

1981年,中国外文出版社 向国际社会隆重推出了这一力作。 二 作为经济工作的权威,薛暮桥与我党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过从甚密,年届百岁华诞的他至今仍对一 些交往细节记忆犹新…… “1958年春节期间,我接到通知,要我立即到中南 海怀仁堂,参加中央召开的讨论国内形势问题的会 议。

我是个时间观念极强的人,为了准时到会,我连早 饭也顾不上吃,便赶到了怀仁堂。因我到得早,发现空 荡荡的怀仁堂里只有一个人坐在桌前吃饭。

我走上前 去,发现是毛主席,而桌上的餐食仅仅是一碗面条。主 席见我来了,便打招呼:‘坐,暮桥。’当知道我还没吃 饭时,主席便让服务员端来一碗面条。主席边吃饭边 与我闲谈,问我的名字‘暮桥’二字出自何处。

我回答 说,‘暮桥’这两个字是陈翰笙同志在30年代初因革 命工作需要为我起的(我原名‘与龄’)。主席听后,随 口吟出了陆游的两句诗:‘朝发云根寺,暮宿烟际桥。

’ 然后说:大概是用的这个典故。这样一件小事,使我对 主席的渊博钦佩不已,同时对主席简朴和平易近人的 作风也感受颇深。 “1962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一次,朱德同 志约我到玉泉山谈经济计划工作。

谈完工作已是中 午,朱老总便留我一起吃饭,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 时,朱老总的秘书悄悄过来,催我快走。走到门外,秘 书告诉我,朱老总家一顿饭的细粮只有两碗米饭,如 果你留在这里吃饭,康大姐这顿就没的吃了。

这件事 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将此事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 同甘共苦的例子,常讲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听,鼓励大 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刻苦钻研经济理论。 “60年代初,中央召开物价工作会议,制定物价政 策。

周总理对此极为重视,主持了文件的起草工作。按 照总理的安排,这个文件至少要讨论和修改五到六 次。我作为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受中 央之托草拟了文件的第一稿,经总理亲 自修改后提交给会议讨论。讨论时总理 临时有事,不能到场,便委托中共中央 总书记邓小平代为主持讨论。会议开始 后,小平同志对我说,文件已发给大家 了,没必要读全文,把文件的要点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