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抗日战争 日军在淞沪突破战争伦理底线 专访《抗日战争》作者王树增
东方网8月13日消息:“(1937年)8月12日,天亮了,上海市民清早从梦中醒来,看见窗外遍地都是中国军人。自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之后,上海市民就没有见过中国正规的陆军部队,这支军队的突然出现令他们十分惊喜。”
这是军旅作家王树增在新作《抗日战争》中淞沪战役章节的一段话。历时6年,《抗日战争》终于在今年7月面世。这是王树增“中国革命战争史系列”的收官之作,也被誉为70年来第一部反映中国全民族抗战史的非虚构文学作品。
“抗日战争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代中国人从各自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都应该回顾那场战争。”王树增感慨道。
每一个人物都要有出处
为了写《抗日战争》,王树增共用了6年的时间,仅仅是关于抗战的笔记整理就有几百万字之多,因为是非虚构文学,王树增坚持对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虚构。为了确认“七七事变”当天的天气,他特意查了气象记录;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哪怕只有一行提及,也都经过考证。《抗日战争》第一卷的注释就多达37页、868条。
“凡是重要战役的遗迹,我都去过,都做过实地勘察笔记。”王树增说。
走访昔日的抗战战场,淞沪战役自然不可或缺。过去数十年里,王树增多次来到上海。当他踏上淞沪战役的发生地——日军的登陆地上海南侧的杭州湾北岸时,他竟意外发现海滩上的碉堡已淹没在了农田里,当地农民不知道,当地孩子们更不知道,曾有那么一场惨烈的战役在这里发生。
“上至将军、下至士兵,乃至社会各阶层、普通百姓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还有他们在战争中的心灵感受都是我尤为关注的。”王树增在书中写的每个人物他都反复调查和核实,“所有人都是有出处的”。
为何在淞沪开辟第二战场
关于淞沪会战,王树增认为,至少在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日军在淞沪地区发动侵略战争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于是,自1933年起,国民政府令参谋本部派人勘察地形,部署在宁、沪、杭地区修建国防工事。
1937年8月11日,蒋介石召集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对日作战策略。
当时国军中的主战派包括张治中、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作战组组长刘斐、武昌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等。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绝不能让日军把上海作为侵入华中的军事基地,必须歼灭上海的日军及其长江内河里的日军舰艇,开辟华东战场。
主战派的理由是:日军装备有飞机、大炮、坦克、装甲战车、航空母舰等先进武器,军队训练有素,崇尚武士道精神,百年以来几乎每战必胜,如今仍处于战斗力旺盛时期。如果中国军队把主力投入华北大平原与之决战,势必会被日军各个击破,因为在大平原上日军可以充分利用其机械化优势,又有京汉、津浦铁路可以利用,从南到北长驱直入,一旦将中国军队主力逼退至东南沿海,战争结局就基本上定了,日军很可能就此实现三四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妄想。
而如果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节节抵抗的同时,在华东地区开辟对日作战的“第二战场”,就可以分散日军的力量,迟滞日军的南下进攻。
开辟华东战场,最理想的地方就是淞沪,因为这里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日军肯定要发动作战。可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淞沪爆发战事,各国列强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列强们不可能坐视日本独霸中国权益,于是很有可能介入战争,列强的介入是有利于中国方面的。
从军事上讲,利用上海城市的钢筋水泥建筑群与日军进行巷战,牵制住敌人,随后把日军逐渐引向江南的水网地带,使其机械化武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就会把日军拖入长期战争的泥潭。只要中国坚持抗战,最终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这是最后战胜日本的正确途径。
日军对上海无差别轰炸
《抗日战争》中所有人物和事件核实,很多都是通过王树增查阅战争电报,“没有什么比电报更真实的了,亲历者的讲述和后人的记述,都会根据个人需要或个人的情感指向来发挥,会走样地去描述历史,但电报是最真实的。”王树增说。
写淞沪会战,日军对上海实施无差别的轰炸,王树增查阅到了日军空军在淞沪会战中作战命令电文。
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第103条规定:“战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
所谓无差别空炸,是指不分军事目标还是民用目标,通通轰炸。淞沪战役中日本空军的暴行,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
央视今年6月披露的一段抗战视频,证明了王树增写作的真实性。视频拍摄于1937年10月28日,这一天,日机在上海闸北火车北站一带投下燃烧弹,随即火灾蔓延,大火3天不灭。3个月中,闸北的工商企业几乎全遭毁损,95%以上建筑物成为废墟。
坐落在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是当时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公司前的路段,是整个上海最热闹的一段路。1937年8月23日,日机在这里投下一枚重磅炸弹,炸中先施公司三楼阳台,大楼部分楼面被炸毁,一时间玻璃乱飞,多处起火,共有中外无辜平民800多人被炸死炸伤。
这一天,3615人的伤亡总数,刷新了日军无差别轰炸罪行的纪录。当时的上海《立报》报道:“死者倒卧于地,伤者转侧呼号,残肢头颅,触目皆是,血流成渠……景象之惨,无以复加。”
用500字写一个日本军官
《抗日战争》书中,用较大的篇幅写了一个日本军官——参加淞沪会战的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队长仓永辰治。王树增用500字详述了战争对他和他的家庭的毁灭。仓永辰治出发前妻子病重,在向中国阵地冲锋时,是带着对妻子和儿子的牵挂阵亡的。四年后,其长子也在这场侵略战争中阵亡,中枪部位和他父亲一样,都是心脏。“日本佐贺县的一个家庭就这样在战争中毁灭了。”王树增如此写道。
淞沪会战时,仓永辰治担任步兵第6联队长,1937年8月19日他率第六联队从日本出发,经马鞍群岛驶往上海,8月29日在上海蕰藻浜作战时战死。仓永辰治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个被击毙的日本将军。
王树增认为,从战斗力来讲,抗战初期进入中国战场的日军甲级师团,战斗力在当时世界上都是最强的,“你比如平型关战役,那是抓不到俘虏的,淞沪战役也是。国民政府曾经发过一个赏格,叫做抓住一个日军俘虏赏200大洋,这在当时是巨款了,但就是抓不着。
日军负伤被抓后大多也会自杀。但是日军后来就不行了,乙级师团就弱了很多,再到战争末期大量是丙级师团,我查过很多丙级师团的资料,其中大多数是职员、教师甚至未成年的学生。”
一生中最难写的一本书
王树增被称为中国非虚构文学第一人、中国战争题材第一作家。《抗日战争》是王树增战争系列的最后一部。在谈到为什么把《抗日战争》放到最后来写时,王树增说,没有其他理由,就是太难写了。
史料不仅要查找,更费时间的是核实,比如来自日本的史料,以日本战史为主,“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过几套书,写得很粗糙,一是删节得比较厉害,二是治史不严谨,虚妄的东西太多。”国内资料也存在不少问题,“大量个人回忆、口述史不敢用,水分太大了。”王树增说,他能做的就是将各种史料放在一起,核对、对比、筛选,去伪存真,这个工作也耗时最长。
6年写作,王树增说其实《抗日战争》是自己二十多年的积累。“文化凝聚人心的力量,这一点对当今中国人,难道不是危机吗?作为一个作家,这是我的焦虑我的忧患所在,这也是我写作的动力。”王树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