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饿死人 1960年饿死多少人 1960年饿死人是不是"人祸"(图)
摘自《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陈冠任著。
谁也不会料到,1959年春,中国历史却再次极富戏剧性地拐了一个大弯儿。
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后,毛泽东卸任了国家主席之职。身边的工作人员以为他的工作要少一些了。谁知他的工作量并没少下来,相反,除日夜办公外,心情更没了原来那么轻松。
这并不是他卸职了,不当国家主席,就心情变坏了。不当下届国家主席,他多年前就下了决心,为此多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前打招呼。在这次人大会议召开前,他要求各省市县区乡对此进行讨论,免得届时感到意外,还向苏联驻华大使、前印度大使尼赫鲁和中国驻英大使馆代办宦乡等人进行吹风。卸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推行干部“能上能下”制度的带头之举。
他心情不好,是因为各地上报来的春荒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工农业生产有了极大发展,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人口众,全国并没完全解决吃饭问题,不少地方会缺粮。如1953年和1955年,全国因此发生过两次大的粮食风潮。1957年是大丰年,河北省粮食总产量也只有81.
91亿斤,人均不过223.19斤,每人每日不到一斤,要靠中央调入7.27亿斤粮食,省委才能安排下来让群众不饿肚子。春季是一年中青黄不接的缺粮时间,因此又叫“春荒”。春荒一直是中国没有根治的顽疾,几乎每年都有。
然而,1958年的春荒,不仅惊动了毛泽东,而且也成为一场罕见灾难的发端。
4月份,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战士李宝森回山东德州平原县老家探亲,发现家乡遭受严重旱灾,群众没粮食吃,甚至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平原县属于鲁北地区,盐碱地严重,一直是山东的贫穷地区。然而,这里一些干部却作风简单粗暴,引起群众对政府不满,讲怪话,发牢骚,不下地干活。情况很严重。他本计划在家乡住20天,因没粮吃只好提前归队。
回到中南海后,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本想向毛泽东写份回家调查报告,但怕情况说不准,反而干扰他的工作。正矛盾犹豫时,小李碰到毛泽东的秘书罗光禄,便向他简单谈起了回家所见到的情况。
罗光禄立即责备说:“主席要求警卫战士回乡要给他写社会调查报告,你发现了情况,怎么不向主席写个材料?你写好了交给我,由我转交给主席,就不用通过别的领导了。”
李宝森找来战友王立勤、段明玉,一起反映山东一些地区缺粮的情况。因为有感而发,他们一口气写了20多页,主要反映两个问题:一是群众没饭吃;二是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引起群众不满。写完后,李宝森把报告交给了罗秘书。
第二日,卫士长李银桥悄悄告诉他说:“你写的材料,主席很重视,一连看了三遍。主席可能要找你谈。”
这份报告确实让毛泽东好几日睡不好觉。5月24日,他把报告批给了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委托他专门找李宝森谈话、解决此事。批示如下:
震林同志:
此件请你一阅。
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
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三人(都是干部队队员,给我们守卫的,排长级干部)问一下情况。因我忙,不暇找他们谈。
毛泽东
第二日,谭震林看了毛泽东的批示,就约李宝森谈话,告诉说:“主席要我征求你的意见,由我找你商谈,你是否同意?”
“同意!”李宝森高兴地回答。
然后,谭震林拿着报告,和李宝森、王立勤、段明玉三人进行座谈。他边看边问,对其中反映的问题一项项进行核实,尤其对老百姓没饭吃的事问得特别仔细。问完之后,他当着李宝森的面,给山东省负责人打电话,再次进行查证核实,并且提出了解决群众缺粮挨饿的办法。
谭震林当场就抓落实的做法,让李宝森等人很受感动。
对于干部作风粗暴的问题,谭震林副总理告诉他说:“主席要我捎话给你,‘你们山东有个梁山,梁山上有个李逵,是个好汉。但他同别人斗嘴时,讲道理讲不过人家,就动拳头打人。’这事你知道吗?”
李宝森明白此话的含义,回答说:“这事听说过。我们村的支部书记也是个好人,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很坚决,很勇敢,但是领导群众搞生产就缺少点办法,动不动就训人,搞得老百姓很有意见。”
“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但水平低,作风简单粗暴。”谭震林问,“对这些干部主要是教育帮助的问题,你同意这样做吗?”
李宝森表示同意。
王立勤、段明玉也说:“主要是教育,人民内部矛盾。”
座谈会后,于26日谭震林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大意说:已遵示,找了警卫队李宝森等三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山东省每人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
武汉粮食会议已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回到北京又综合各地情况发了一次通报。粮食问题主要是增产赶不上口粮增加的需要,这个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即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1000斤粮食:口粮600斤,种籽100斤,饲料200斤,余粮100斤。这个要求如果无特大灾害出现,连续三个跃进年就可能达到。如果打算有二年发生大灾害,则需五年达到这个要求。
当晚,毛泽东看到了谭震林的报告。他还在为此事忧心哩,再次把报告批示给书记处书记邓小平:
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发到会各同志。
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毛泽东
5月27日上午二时
毛泽东说的会议就是此时正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不久,李宝森就接到家里的来信,说省里给调去了大批粮食,群众的吃粮得到了缓解。
毛泽东一直关心着粮食问题,且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然而,中国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粮食生产虽较解放前有较大发展,但水平还是十分落后,产量不高。1958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就说:“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是那么低。
粮食北方100多斤,南方300多斤。”之后,他又说过:“1949年粮食是2100亿斤,去年3700亿斤,在我们手里搞了八年,只增加1600百亿斤。”这种担心和忧虑使得他即使在1958年“大跃进”最火热的时候都时刻不忘要搞好粮食生产。
在3月成都会议上,他多次提到过粮食和农业生产,甚至强调说:“‘酒、色、财、气’,酒是粮食,色是生育,财是财金,气是干劲。一样不能少。
”4月,在汉口会议上,他说:“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在插话中说:“要注意储蓄粮食。今年如丰收,还是维持去年口粮。”为什么?他有粮食的紧迫感啊!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他说:“现在就要准备和布置秋后的农业生产。
”6月,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他插话说:“现在我们要抓三样东西,粮食,钢、机械。”8月,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还是说:“明年粮食生产还要不要鼓劲?还要鼓。
苦战三年。储粮一年。”为什么还要鼓劲?因为粮食在他心里永远不嫌多。9月,他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谈话中说:“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
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10月,他听了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汇报后,讲了九条指示,其中第八条即说:“明年要大搞农业生产,省的第一书记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
县的第一书记,除少数搞工业的重点县外,都要抓农业。”11月,在郑州会议上,他说:“粮食是热量,没有起码的必要数量不行。不可疏忽大意。”之后,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讲话中,他说:“吃饭问题。
究竟把话说满好,还是留有余地?明年春天会不会有的地方吃不到三顿干饭?广东下命令一天三顿吃干的。山东的群众说,现在吃煎饼,明年春天怎么办?现在粮食摸不到底,是否现在少吃些,以后多吃些。各地议一议。”他年年、月月抓粮食。事实上,1957年是丰年,1958年也是丰年,“大跃进”中各地放“卫星”说人均已经达到多少斤多少斤粮食,多得吃不完,他还是担心“明年春天”——春荒。
如果说“大跃进”中,毛泽东放松了粮食生产,这不是符合事实的。
由于对吃饭的忧虑,每年春节一过,春荒就成为他最为关心、闹心的事情,为此,他总是未雨绸缪地进行安排,提前开始想办法。
1959年初,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召开时,窗外又是一派春色。2月27日,在大会上谈到人民公社时,他忍不住说起了粮荒:“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
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发问之后,他自己回答说:“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最后,他说:“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此时毛泽东认为,粮食问题是在大办人民公社中一些人大搞“穷过渡”,“共产”、“大公”,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所致。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3月5日,他在郑州会议上第五次讲话时,严厉地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就在说话之间,春荒已经如期来临。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先后报告缺粮。中央救灾委员会上报了全国15个省的春荒情况统计表。各省严重缺粮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3月9日上午,他看到湖南省委给党中央的一份简报。
报告说为了应付春荒,湖南省委作了几项决定:(1)根据中央分级分权精神,布置当前生产工作。(2)各县正在传达今年农业生产跃进计划,首先将生产锣鼓打响。(3)3月13日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县委第一书记先开三天,16日起接着开大会。
(4)省委、各地市委立即各搞一两个试点,摸清干部、群众思想情况,提出如何贯彻执行郑州会议精神的具体方案。毛泽东立即在上面批示:“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二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时决不能误。”
搞生产才是解决缺粮的根本办法。
但是,这次春荒并不是毛泽东认为的是农民“对人民公社的反抗”,粮食被上面拉走了所致,而是确确实实缺粮了。且这次缺粮与去年“大跃进”运动有关。1957年,全国粮食总产达到19505万吨,1958年再次达到20000万吨,本是连续两个大丰年。
毛泽东5月1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现在就要准备和布置秋后的农业生产。”1958年秋收时,10月6日,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抓紧秋收秋种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
(1)黄河淮河流域种麦工作已经普遍开始。多数地区执行了毛主席“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的指示,一手抓钢铁,一手抓农业,三秋工作进度较快。但也有些地区,在劳力安排上没有照顾到全面,有些庄稼熟了,没有及时收获,发生落粒发芽等现象;棉花成熟了,没有及时采摘,受到风吹雨淋;秋种肥料积的不少,但有很大数量没有及时运到地里。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
(2)今年农业丰收果实必须全部拿到手里。各地应当做好劳动力的安排,在秋收秋种紧张时期,除大搞钢铁生产以外,对时间性很紧迫的秋收、秋耕、秋种工作,要抓紧时机组织突击,及时收好、藏好、耕好、种好。其他可以缓办的事,都可以酌量推迟一步再办,保证把秋收、秋耕、秋种完成得又快又好。所有这些工作,都应抓紧农时,不能迟缓,要求各地立即组织检查,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3)各地要组织力量抢收、细收、保证及时收获,争取颗粒归仓。棉花和薯类更要及时收获,防止霉坏损失。薯类集中产区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保证收好、藏好、利用好。在庆祝今年农业大丰收的同时,要防止认为丰收了损失一点无关要紧的错误思想发生,切实做到丰产丰收。
(4)为了完成明年增产粮食、棉花和油料的任务,必须在力争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保证完成播种面积。今年大部地区秋季墒情很好,小麦和油菜必须及时趁墒多种,并且认真搞好深耕,施足底肥。墒情不好的要浇好底墒水,做到密植全苗。所有越冬农作物都要种在深翻地上,切实提高播种质量。棉花集中产区要全面安排生产布局,预留明年的棉田,做到明年粮、棉、油全面丰收。
12日,《人民日报》发表《把丰收的果实全部拿到手》社论。
但是,各地农村劳动力忙于大炼钢铁,修公路,挖水库、渠道,各地并没有完全执行。结果,稻子熟了都没人去收割,黄灿灿地烂在田间。随后的冬种,也因为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停了。两季作物耽误,于是造成丰年之后1959年新春就出现全国性的大春荒。
4月17日,毛泽东对于五省粮荒和15个省粮荒的统计表批示周恩来,提出几个建议:“(1)将此件立刻印30份,以15份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
我相信有的地方已经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未处理。(2)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他还为这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随即,周恩来给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写信,交代说:“请你们收到这两个文件后,迅即核实情况,采取措施,调运粮食,以解2517万人缺粮的紧急危机。”
此件发出后,很快就有了效果。
4月26日,内务部编印的《救灾工作简报》登载春荒情况有了好转的报告,其中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毛泽东还是不放心,批示此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且说:“请你们对这个问题,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今年春荒比以往严重。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此时全国从南到北已陆续进入春耕季节。在此重要时刻,如何真正调动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解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以达到增产的目的,成为迫在眉睫要解决的大问题。4月29日,毛泽东睡不着觉,提笔写了一封《党内通信》。
这封信很特别,是写给全国各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捅到了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小队级同志们”。他说“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然后,提出了六个问题:
第一,包产问题,他说:“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500斤的,今年增加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
第三,节约粮食问题,他说:“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蚕豆、豌豆、瓜类、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
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6.5亿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机械化问题,他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
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讲真话问题,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且不吃亏。
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这封信写好后,毛泽东又批示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林彪、谭震林、彭真等人说:“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党内通讯》,请你们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直作改动。”
这哪里是“心血来潮”?这是他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忧患感,是对人们吃饭问题时刻关注的那颗爱民心。
在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后,毛泽东又征求在北京开会的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等省市负责人的看法。曾希圣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密植问题,认为由老农和中年、青年三者协商的办法为好,省里可以提出一个幅度作为下面参考用;二是吃粮问题,认为必须杂以其他代食品,不仅节省粮食,还有益于身体。
但他提出蚕豆、豌豆是经济作物(做粉丝、豆酱等),是否可以不作粮食定。5月2日,毛泽东对这封信进行修改时,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密植问题中,加上了“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在节约粮食这个问题上,将“杂以番薯、青菜、萝卜、蚕豆、豌豆、瓜类、芋头之类”改为“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
然后,下发了这篇党内通信的修改稿。
按照以往春荒的经验,没了粮食,改种一些蔬菜、蚕豆、豌豆等经济作物,也可以补充粮食不足,达到度荒的目的。但是,这一年的情况偏偏不是这样。这倒不是有人为的阻力,而是老天爷作梗。入春以后,全国气候就出现反常,北方出现干旱,南方下大雨,北旱南涝,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突如其来的灾情使得那些原本有效的临时性度荒措施几乎失灵。
5月初,湖北、河北、广东三省分别向党中央报告:湖北省从春节到4月下旬,闹粮之风此起彼伏,粮食十分紧张,200多万人口的武汉市粮食供应不上;河北省30多个县缺粮,严重的有10个县;广东全省城镇库存粮食只够几天之用。毛泽东看到报告,与周恩来立即决定组织产粮地区调粮前去救急。
但是,其他地方也出现粮食紧张。各地告急,许多地区挖空了库存,没过几日,就无粮可以周转调运,食油供应也出现困难。人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5月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布置农业生产任务,要求:(1)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在5、6两个月内,以抓农业生产为中心。
(2)继续努力,争取小麦增产几十亿甚至成百亿斤。(3)扩大春播和夏种面积。(4)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应该并重,应当把80%—90%放到承包单位和私人喂养,对私人养猪要在饲料、劳动时间等方面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
(5)毛泽东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应当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和执行,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这是一项紧急措施。毛泽东批示中央办公厅用电话发出去,立即执行。
他认为要恢复社员们自留地,才能解决目前的粮食困难,又与副总理李先念、谭震林和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商定具体办法。次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这是经毛泽东修改后的指示稿。其中说:“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
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
为了应付艰难局势,在发展生产的同时,6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为缓和市场的紧张状况,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1)除了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增加商品供应以外,还必须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从本年6月份起,节约公用开支八亿元,把全年的集团购买力压缩到1958年的水平。
为此,6月至8月,除特殊情况外,暂停拨发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办公杂支、器具购置等方面的经费。(2)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3)按照国家计划,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4)动员城乡居民积极储蓄。
但是,灾情还在发展。
6月18日,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登载《广东水灾继续发展全省工作中心转入抗洪救灾》和《广州市人民极度关心汛情的发展》两篇报道,说广东省遭遇解放以来最大的洪水,灾情严重,损失巨大。抗洪救灾,已成为广东省一切部门的中心工作。省委要求一切部门像过去对待战争那样对待这一工作。人员、物资调拨都要服从救灾需要。广州市绝大部分干部和群众已用实际行动来支援灾区。20日,毛泽东给负责新闻工作的胡乔木和吴冷西写信: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在各地组织群众大力开展生产自救的同时,老天爷开始更大的捣蛋,南方发大水,北方的旱情则继续发展,出现罕见的大旱。8月2日,毛泽东在印发河南、湖北两省关于抗旱情况报告上再次批示:
此两件印发各同志。今年旱区达五六省,情况严重。
吴冷西同志:各省旱情及抗旱斗争,请令新华社如实报导,鼓干劲,一定要把抗旱抗到底,人定胜天,争取丰收。反对一切悲观失望情绪。
他两次强调对灾情要“如实报道”,公开困难和问题,如实报道灾情,以唤起人民全力抗争。
1959年大缺粮,去年“大跃进”运动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外,老天爷“捣蛋”是一个关键原因。据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写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记载,1959年全国出现的灾情极其罕见。“受灾范围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是“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每公顷合15市亩,计6.
8650亿亩),成灾(收成减产80%以上为成灾)面积为1373万公顷。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
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
4—5月,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6—8月,江淮流域出现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达82.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风力达到12级,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1959年发生的自然灾害,不仅受灾面积、严重程度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关键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
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面对灾荒,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没有消极坐等,也没有进行隐瞒,而是一方面组织力量进行补救;另一方面如实公开报道灾情,发动群众去战胜困难。在毛泽东等人的号召下,全国各地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一方面节衣缩食;一方面奋起抗争,打响了罕见的救灾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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