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周小舟 周小舟对彭德怀说“毛泽东是否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转载)

摘自少华 大立著《毛泽东与彭德怀》(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出版) 回故乡,填诗词,会晤贺子珍,毛泽东带着一份轻松和惬意登上庐山。他列出十九个问题供与会的中央委员思考,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大跃进”以来的形势。

他开会的初衷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认为“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平心静气的讨论,悠然自得的串门,兴会无穷的唱和,神仙会开得不痛不痒。

庐山会议起缘于纠正大跃进的偏差,大跃进的偏差与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迅速的思想有关。 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毛泽东先后与邓子恢、陈云、周恩来产生过深刻的分歧。 毛泽东是浪漫气息很重的政治家。

这种浪漫气息体现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就是沿用革命战争年代发动群众运动的方法,通过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打几场经济上的大战役,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在他的倡导下,中国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毛泽东曾风趣地对人说:“跃进”这个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科学家。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除了陈云没讲话表示态度外,党的高层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彭德怀等都举手赞成。

全党都热切地盼望着在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之后做出一番更大的事业。在这种气氛下,中央形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多、快、好、省”四个字之中,毛泽东强调快是中心环节,因此,速度成为总路线的灵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不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很快带来一系列问题。以钢为纲带来农、轻、重比例关系失衡,许多城市的粮、棉、油、食品供应紧张,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部分农村出现了饿饭和逃荒现象,甚至有些地区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降低。

作为一个善于驾驭大局的领袖,毛泽东很快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出了乱子,从1958年11月起开始纠正察觉到的一些“左”的错误。

经过半年多纠“左”,党内一般人都已认为,许多问题在解决中,形势已开始好转,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解脱。 1959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于7月2日至15日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并对今后的工作作出全面安排。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中央副主席林彪、总书记邓小平因健康原因向大会请假。

政治局委员彭真、陈毅等因工作需要留守北京。陈云上庐山后又因健康原因下了山。 7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一个讲话,揭开了会议的序幕。他提纲挈领地提出了19个问题,让会议代表充分讨论,统一思想。

这19个问题是:(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4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问题(即定产、定购、定销);(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19)国际问题。

在上述19个问题中,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大跃进”以来的形势。对此,毛泽东专门作了说明。

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

‘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基本问题是:(1)综合平衡;(2)群众路线;(3)统一领导;(4)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 从毛泽东提出的这19个问题和所作说明来看,他的指导思想是继续推动大家反思和纠正“左”的错误。

他在接见一些负责同志时说得更明确:“这次会议主要是纠‘左’,要搞一个文件。”但是,毛泽东在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并不认为有多大了不起,更无服输之意。

他只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大前提下,承认存在一些工作方法问题和具体问题。他希望会议在这个大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改正缺点,统一思想,以便更好地实现1959年的继续跃进。

从7月3日开始,参加会议的代表被分为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六个组,围绕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虽然大家的意见不尽一致,有的对问题估计重些,有的对成绩评计高些,但都比较心平气和,没有大的对立和冲突。

刘少奇在庐山会议前不久的二届人大会上刚刚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在中南小组的会议上发言说:“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的储备。

看来凡事不可轻信。要有办法让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日子不好混。” 他的发言比较注意分寸和方式,既说出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又让人比较好接受。

对他的发言,毛泽东后来没提出什么不同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在庐山会议上有过多次发言,比较集中地谈到了对公共食堂的看法。他认为农民还有私有性的一面,农村搞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不符合农民的意愿,主张“食堂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对朱德的这句否定公共食堂优越性的话,毛泽东虽然不十分顺耳,但也没有往心里去。 庐山会议初期,会议主要是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召开的。在小组讨论中,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是按毛泽东为会议定的基调,分析和总结“大跃进”中的问题,没有出现多大不和谐的声音。

会议期间,毛泽东触动了一个压在心底多年的愿望,渴望见到闲居南昌的贺子珍。 贺子珍是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

由于在长征中身上十七处“挂花”,贺子珍于1938年离开毛泽东去苏联治病,并在苏联历经磨难,于1947年才回到国内。回国后,考虑到毛泽东已与江青结合的既成事实,组织上没让贺子珍回到北京与毛泽东团聚,而是先后让她在东北和上海、南昌生活。

毛泽东委托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经办此事,并嘱方志纯不要声张出去。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原是毛泽东大弟毛泽民的妻子,在毛泽民牺牲后改嫁了方志纯。有了这层关系,由方志纯经办此事便合情合理。

在方志纯夫人朱旦华的陪同下,贺子珍于7月8日晚抵达庐山,被安排住在一幢住处较偏静的小别墅里,并有一名护士和一名女伴陪伴。 7月12日晚,按照毛泽东安排的时间,朱旦华陪同贺子珍到美庐与毛泽东相见。

这时的贺子珍,虽然年仅50岁,但由于长期遭受弹伤的折磨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头发已大把大把地枯黄了,烟抽得很凶,面容显得憔悴,反应也不像当年快了。见了毛泽东,不知是过于激动,还是过于悲怆,好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地流泪。

毛泽东给贺子珍递上一杯茶,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后,两人互相询问了分别后的生活和身体情况,谈到了女儿娇娇的婚事。

两人说了不到一个小时,毛泽东让朱旦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毛泽东感到失望:“看来不行了,她的脑子坏了,许多话答非所问。” 按照庐山会议召开的缘由和会议议程,按照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及初期的表现及轻松心情,按照毛泽东与贺子珍见面叙旧的佳话,按照庐山会议初期大家的咏诗游山,似乎庐山会议就像神仙会,不会有什么大的波澜了。

刚刚出访东欧回国的彭德怀原本不想上庐山,张闻天劝道:“去吧,听听也好。

”但不平则鸣、有话直说的老帅,在会上作了7次发言。在发言中,他严厉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甚至直言不讳地给毛泽东提意见,说:“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 行伍出身的彭德怀与学者型的张闻天,不论是在个性、经历、志趣上都有很大差异。

历史上也没什么更深的渊源,私交似乎也谈不上。但两人在1959年这一年,似乎被一种神秘的磁力吸引在一起,走入了相同的政治轨道,以致后来在庐山会议挨批时被毛泽东戏称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

1959年6月,张闻天接到中央通知:7月初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否参加,自由决定。这份通知耐人寻味,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本属理所当然,但通知却说“是否参加,自由决定”。

言之意外,张闻天只要搞好外交工作就行了,经济工作就不一定插手了。 实际上,张闻天对经济规律的研究造诣极深。无论是在中央苏区,还是在延安时期,他都花费精力从事过经济工作。特别是东北解放时期,经济工作成了他的工作的重点,他在党内率先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构成。

遗憾的是,建国后他没能从事自己喜爱的经济工作,而是被分配到外交战线,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他是唯一的担任副部长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张闻天十分关注国内的经济建设,1958-1959年,他先后考察了华东、华南部分地区的“大跃进”情况,并向毛泽东写过专题报告。 张闻天翻了一下工作日程表:6月19日起是外交部务虚会,会期一周,6月下旬结束,这同7月初的庐山会议没有冲突。

于是,他决定去听听会,也想从自己的角度谈谈意见,供中央参考。再说,从参加革命以来,匡庐美景还从来没有观赏过,通过这次会议的闲暇之余,到庐山各处逛逛,也算是调节一下全身疲劳的筋骨吧!

6月21日,张闻天顺便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家里聊天,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张闻天问:“去不去庐山。” “我这一家伙跑了东欧7国和蒙古,刚回来,太疲劳,不想去了。

”彭德怀有些不太情愿。因为“大跃进”问题,他在这年4月上海会议上受到过毛泽东的批评。 张闻天劝他道:“中央开会,还是去好。能多少听一听也好。” 彭德怀仍在犹豫。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他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了近50天的友好访问。

繁忙持久的外事活动,使彭德怀感到有些疲劳,他想休息调整一下。另外,他正计划写一本关于建军经验的书,想快点着手准备,并看看出访期间积压下来的文件和材料。

在6月底接到到庐山开会通知后,彭德怀想让他的主要助手黄克诚去庐山,自己留下在京值班,因为黄克诚除了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外,还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地方工作也比较了解。

黄克诚不同意,他认为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又亲自打电话要彭德怀参加庐山会议,还是他去更合适。 推脱不掉,彭德怀带着军事参谋王承光和警卫参谋景希珍前往庐山。他没有打算作长篇发言,因此没有带办公室主任和文字秘书。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彭老总有个习惯,如果决定写文字材料,通常是由他口述要点,然后由办公室主任牵头,组织几个文字秘书写出草稿,经集体修改后再送彭老总修改定稿。

6月30日,彭德怀、张闻天、贺龙、康生乘坐同一列火车离京。7月1日下午,火车到达江城武汉,当即改乘“江新”号轮顺流东下,翌日晨抵九江,上岸后驱车直奔庐山。 抵达庐山后,彭德怀与张闻天比邻而居,分别下榻于东谷河东路176号和177号。

这是牯岭被称之为云中宾馆的一组别墅。放眼望去,只见一栋栋独立的小别墅共有30多座,它们依傍在苍色山岩脚下,风格古朴典雅。墙是石头砌成的,绿茸茸的青苔贴在上面,斑斑点点。

石阶已破碎龟裂。周围古木参天,太阳光只能射来一条条微弱的光线。晚上,当月亮挂在小别墅上空的时候,牯岭异常静谧,清溪在月光下流泻着白银般的光辉,这里充满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情画意。

彭德怀初上庐山几天,心情也很轻松。本来,他不大喜欢游山玩水,但在两个参谋的动员下,游览了仙人洞,又去含鄱口看了日出,傍晚时分还趁散步的机会,看了庐山上一些名胜古迹。在住地,他不时同保卫干部和服务员聊天,向他们询问家乡的生产、家庭生活以及他们个人婚恋等,笑声阵阵。

下午和晚上,他不喜欢跳舞,经常要景希珍同他下几盘棋。吃饭时有说有笑,胃口很好,吃饭速度也快,有几次汤、菜刚刚上齐,他就吃完起身走了。 彭德怀因长期征战在西北,当过西北局第一书记,故会议编组时,将他编在西北小组。

会议初期,他每天都去参加小组会,并踊跃发言。据后来统计,从7月3日到7月10日,彭德怀共在西北小组作了7次发言或重要插话。 彭德怀作为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在主要讨论经济工作的庐山会议上,本可以少说为佳,或者说些套话。

但生性耿直的彭德怀,偏偏是个有话藏不住的人。他的直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写道:“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 直截了当也许适合于军人,但不一定适合于政治家。 彭德怀第一次发言就直接点了毛泽东的名,让一些参加西北小组讨论的高级干部瞠目结舌:“毛主席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

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

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谈过这件事,我看是谈过,何必隐瞒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第二次发言,又提到毛泽东对大跃进问题应承担责任。他说:“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

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 彭德怀在发言时,用过一些比较粗俗的言词。比如,他在批评爱浮夸的人不愿痛痛快快改正缺点时就曾说:“裤子要自己脱,不要让人家脱。

江西还在讲去年增产67%。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要一次脱光,省得被动。”这类话,引起当事人的极大不快。 有些高屋建瓴、从大处着眼的话,只适合毛泽东本人来讲,但彭德怀却径直道了出来:“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

许多人不敢讲话。一讲话,甚至算账派、观潮派、怀疑派等的帽子都来了,对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 给毛泽东等领导人修别墅的事,是不宜在会议上公开提出的,但彭德怀却偏偏要提:“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吧?为什么搞了?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 对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一直是比较敏感的,甚至在1958年以后,毛泽东提出需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但彭德怀的发言,却尖锐地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

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他还说:“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这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对于毛泽东欣赏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彭德怀提出质疑:“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 关于毛泽东在建国后不够谨慎的问题,彭德怀也间接提到了:“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主席反映的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的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到反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