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为什么不要陈玉珍 [转载] 周恩来为什么要下令处决朱德第四任妻子

      贺治华,女,四川开江县人,原名贺稚番、贺兴华、何芝华、郝稚华等,四川开江县女子中学教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之一朱德的第四任妻子,朱敏的生母。

与朱德离婚后嫁与他人,后叛变,出卖了罗亦农。她性格开朗,举止大方,模样更是百里挑一,堪称“开江之最”。而这样的美人,竟然落得个被处决的下场,而且是被周总理下令处决。这是为什么呢?历史秘闻网为您揭晓。

第四任妻子贺治华,周恩来下令处决的叛徒

1922年,因时局的变化,朱德离开云南。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他决定远赴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留学。贺治华在上海认识了朱德,她便追随朱德去了德国。朱德在此拜访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和张申府,并经他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有人还特意查阅了前苏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在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里,记载有1925年9月4日中共旅莫支部的一次会议记录,内容是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其中留在东方大学读书的,第一人便是霍家新,第15人是“贺治华”。

此外,中共的早期档案中,也有一份1927年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名单,其中邓颖超是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杨之华、李文宜、贺治华、周秀珠是妇委委员。这都说明了当年“贺治华”的身份。

1922年冬,36岁的朱德和19岁的贺治华再结良缘,1923年5月,贺治华和朱德转往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当时哥廷根还是很小的城市,只有4万人,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10多个。

朱德夫妇住在文德路88号。当时朱德还常去柏林会见同志。11月,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共产党,至1925年朱德转赴苏联学习军事,同行者中也有贺治华。当时与朱德在德国旅居的中国同志,还有徐冰、李大章、刘鼎(阚尊民)、欧阳钦以及章伯钧、高语罕、郑太朴、谢唯进等。

张申府与美国女学者舒衡哲谈话中提及那张著名的8人合影,张申府介绍说:“最右边坐相有点不自然的是朱德,蓄平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

面对朱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妇陈玉珍,(是)朱当时的妻子。”(《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张申府误把贺治华当成陈玉珍(贞)了,因为陈玉珍根本没有出过国。(这个错误或许是舒衡哲的误写)至于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朱德加入中共后与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的合影照:最左边那位戴眼镜的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的是表情拘束的朱德;面对朱德的,正是那位漂亮的少妇,也即当时朱德的妻子贺治华;站在朱德身后的是孙炳文;后排正中,那位双手抱起、面呈怡然笑容的则是章伯钧。

当时这些人都要参加每周三举行的党小组会。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的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

1925年7月,朱德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3天后获释放,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经波罗的海前往苏联。此时贺治华已经身怀六甲,朱德便把她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自己则于9月下旬按照中共旅俄支部的安排参加实际工作训练班学习。

1926年4月18日,贺治华生下了女儿朱敏。四十岁得了一个千金,朱德说不出的高兴,亲自为女儿起名“四旬”。贺治华不仅嫌弃女儿的名字土气,甚至也嫌弃朱德性格老实、不懂浪漫。还在德国的时候,她就对朱德日渐冷漠。女儿的出生,也未能使她对朱德的态度变得温和。她便给女儿另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菲菲”。

朱敏后来在回忆文章中略微提及其母,如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朱敏写道:“……这之前,爹爹和母亲贺治华刚刚相识,母亲也将随同到德国留学”,至于自己的身世,她又说:“……1927年夏天,她(贺治华之母)让我姨妈从成都万里迢迢赶到苏联边境,从我母亲手中接过不到一岁正在患病的我”,“小时候听外婆告诉我,1926年4月我在莫斯科出生的时候,爹爹这年正好40岁”。此外,就几乎没什么进一步的描述了。

1926年5月,党中央决定调朱德回国去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考虑到国内环境恶劣,朱德只好让妻子贺治华和女儿朱敏暂居苏联。事实上,贺治华喜欢的是朱德的地位和物质财富,并不愿意跟着他回国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朱德给贺治华留下了充足的生活费,还买齐了她们母女必须的生活用品。离别在即,这个硬汉难过得流下泪来,把女儿抱在怀里亲了又亲。他对贺治华说,日后稍微稳定一点,就接你们回国团聚。

朱德回国后没多久,贺治华就让她妹妹把四旬接回了成都,改名贺飞飞。此后,贺治华移情别恋,她和从法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的革命青年霍家新搞到一起了。1926年底,贺治华背叛朱德,便并和霍家新结婚。

对于贺治华,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的《往事如烟》一书中说:“贺治华生得的确妖娆,柳眉杏眼,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级负责者,热得像团火。”

1928初,组织上安排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回国,在上海新闸路机关工作,霍家新担任是罗亦农的秘书,住的是一间大洋房。当年4月初,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长江局书记、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把和邓小平等人接头的地点安排在那里。罗亦农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之一,国民党必欲除之而后快,悬赏3000美金捉拿。

霍家新是罗亦农的秘书,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回到国内,除了对革命悲观失望和贪生怕死,还迷恋大上海奢靡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常出入酒楼舞厅,每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费,根本不够开支。又不遵守党内秘密工作纪律,经常外出深夜才归,多次受罗亦农的严肃批评,因而怀恨在心。

自己又掌握大量党内机密,以为奇货可居,遂与租界当局静安寺的巡捕房接洽,向一位帮办交涉,要求用他们手中掌握的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换取出国所需的美元和护照,以便远走高飞过起享乐的生活,租界当局当即答应,贺治华和霍家新便先报告了罗亦农的地址。

1928年4月15日上午,罗亦农和邓小平来到设在戈登路中福里的中央机关处工作,工作完后,邓小平按地下工作规定先离开,从后门走出到弄堂口时,习惯地看了一眼街边的修鞋摊,这是中央特科(相当于后来的中央警卫团)设的警戒哨,只见那修鞋匠作了一个不易察觉的手势,邓小平知道出事了,他只好匆匆加快步伐消失在人流中,前后相差一分钟,4月15日上午,罗亦农被捕了。

邓小平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当日周恩来立即召集特科的陈赓等人开会,通报了这不幸情况。听完周恩来介绍的情况,陈赓等人立即断定,贺治华和霍家新是叛徒。周恩来说,“当初我也曾做过这种判断,但是同志们,请你们负责任地想一想,这件事关系到霍家新和贺治华两人的政治生命呵!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会上,周恩来指示陈赓:一、通过内线查明真相。二、立即将霍家新、贺治华转移到安全地方,并严加监视,但不要惊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