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政沈鸿烈 沈鸿烈主政六年 青岛跻身全国八大城市行列(图)
1933年7月23日,青岛市各界代表、各国驻当地领事及外侨共数万人聚集青岛火车站,他们大都手执小旗,翘首等待。下午5时许,一位50出头、气度儒雅的官员终于步出火车站,登时万众欢呼,掌声雷 动。《大公报》当日报道称“其热烈盛况,实空前未有”。
在上述英雄式凯旋的一幕发生之前,沈鸿烈是由东北海军改编而成、基地设在青岛港的中华民国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特别市(相当于直辖市)市长。
1933年6月24日,第三舰队部分对现状不满的中下级军官,密谋劫持沈鸿烈实行“兵谏”,事情半途败露,主谋者连夜率其中三艘军舰从胶州湾西南薛家岛训练基地出走,南下广东,史称“薛家岛事件”。
此次事件轰动全国。自1920年起获奉系军阀张作霖赏识和信任,一手创建并苦心经营东北海军10余年的沈鸿烈,为此事大受打击,随即向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递交辞呈,欲辞去舰队司令及青岛市市长两职。
青岛市民闻讯反应强烈,工商各界自发组织挽留“沈市长”的行动,多方奔走,声势浩大,前后持续20多天。最后,国民政府批准沈鸿烈辞去第三舰队司令,但保留青岛市市长职务,一度黯然离开青岛的沈鸿烈,这才回心转意。
事有凑巧,早在1932年初春,第三舰队副司令及多位舰长等高级军官,已发动过一次“兵谏”。他们在崂山湾基地绑架了刚刚兼任代理青岛市市长一职的沈鸿烈,要求他交出舰队指挥权,但遭沈拒绝。
次日,获知主帅被囚,舰队一些中下级军官组织敢死队将沈救出,脱险后的沈顾念同袍之谊,以德报怨,只把作乱军官解职遣散了事,“崂山事变”终告平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救沈鸿烈于危难之中的中下级军官,有好几个一年半后又成为“薛家岛事件”的主谋。
“崂山事变”之后,少帅张学良为安定东北海军上下军心,解决军费问题,向蒋介石力荐沈鸿烈从代理市长之位“转正”。对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这位不大听话的地方军阀,蒋介石也希望用东北海军加以制衡,于是,1932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沈鸿烈为青岛市市长。
自此,沈鸿烈主政青岛6年,直到1937年的最后一天。
六载奠基跻身八强
抗战胜利青岛光复后第一任市长李先良曾回忆说,“我国(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之日期虽为1922年12月10日,但空有其名,实际接收青岛土地与主权,应自沈氏于1931年12月16日就职时开始。”沈鸿烈治理青岛时期,李为国民党青岛市党部负责人。
原来中国收回青岛后,北洋政府在青岛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曾派北洋军阀及政客任督办。至1929年北伐之后,南京政府改青岛为特别市(与北平、天津、上海三地并列),等到1931年12月沈鸿烈上任时,青岛已九易市长,地方政府官员走马灯一般更换,城市建设无从谈起。
沈鸿烈就职之初,即针对德日占据及军阀混战给青岛带来的种种不利情势,宣布十大施政纲要:一为整饬吏治,修明内政;二为厉行自治,充实民力;三为禁绝恶习,改良风俗;四为建设乡村,施惠贫民;五为普及教育,以求实用;六为提倡国货,优遇劳工;七为发展区务,繁荣市面;八为整顿军警,巩固治安;九为慎重邦交,保护外侨;十为力图建设,输入文明。
李先良忆述:“沈氏治青并不以十大施政纲要为宣传,主要致力于实施之途径。”
正因为执行得力,沈鸿烈主政6年间,青岛全面发展,一派欣欣向荣,至1935~1936年间达到高潮。
最明显的表现是人口快速增长:1929年全市人口为36.2万,1931年为40.3万,1936年9月则增至57.5万。那几年的统计显示,青岛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多为负数,主要是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足可说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自1897年起的20余年间,青岛先后为德、日两国侵占,中国人开办的民族企业发展缓慢,1914年全市有5家民族企业,到1927年的13年里,只增加到43家。1929年以后,青岛的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1932年达到120家,1934年则达到150家。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学者李东泉认为,沈鸿烈在青岛实施的是一套长远的、整体的发展思路,在德占日据时代留下的现代化城市硬件基础上,启动了同样重要的软件基础建设,不仅功在当时,而且影响深远。
1935年1月,沈鸿烈主持修订《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方案》。当时青岛市区人口约20万左右,按沈的规划,将来以增加5倍,即100万人口为目标。为此,他将城市空间向外拓宽,并按功能划分为行政、港埠、住宅、商业、工业5个区域。
6年间,青岛逐渐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外贸和港口城市。1937年以后,青岛与中国大部分地方一样陷于长期战乱,但由于城市自身基础已经完善,发展势头并没有停止,至解放前,该市人口达80万,成为全国八大城市之一。
年近八旬的青岛知名文史专家、原青岛图书馆馆长鲁海,孩提时代正值沈鸿烈主政青岛。据他对笔者回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青岛城区的格局和市容,与他儿时相比几乎没有明显变化,一方面固然说明过去三四十年间整个城市前进脚步放缓,同时也足见沈鸿烈当年规划和建设的眼光超前。
沈鸿烈所办诸多实事中,尤以普及现代中小学教育和建设平民住宅,最为青岛普通百姓所称道。
一位时任青岛市教育局编审主任、青岛市政府人事处长等职的前国民党官员回忆称,沈鸿烈指示拨款为市内中小学增建和扩建了一批校舍,郊区较大的村镇均建有完全小学,不少村有初级小学,这在当年民智初开的中国农村,真是难能可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青岛读完小学和初中的鲁海也说,那时候修建的小学校舍,窗明几净,空间宽敞,按当年建设标准已是一流,至今仍有保留下来供人参观的。
青岛民间流传,当年沈鸿烈经常到市内各处私访,从不事先通知,毫无当官的架子,而且说的少,做的多。有一次他带着姨太太到青岛穷人聚集的西镇地区,看到当地百姓大都住在极为简陋的棚屋内,当即决定大力改造,其姨太太出身富家,也支持此举,还动员娘家出资协助修建了西镇数座居住条件较好的平民院。
后来青岛各处修建多处此类大院,百姓戏称为“八大院”或“十大公馆”等。这些平民院多者700户,少者300户,院内分别兴建公共清洁卫生设备,接通水电管道,并有邻里办公室、居民会议室等,大院外围均开辟马路,还开办小学、市场等。平民院内每户面积16~18平方米,居住不能超过4人,月租1元(当时一般工薪阶层平均月收入22元左右),其功能与今天的廉租房相类似。
沈鸿烈严格规定:凡公务员、教师、警察等公职人员以及资产在500元以上的工商业者,一律不得租住。
李先良曾感叹,二次大战后英美各国才有供给低收入阶层的标准房屋建设,而沈市长早在30年代便有此做法,“实属先进之创举”。
据说上世纪80年代初前后,青岛陆续拆迁这些历经数十年风雨已显老态的“大院”和“公馆”时,工作人员还常能听到居民传唱赞扬沈市长的歌谣。
有趣的是,当时沈鸿烈曾与本地银行家刘子山合作“房地产开发”,刘出地出钱盖大院,沈出台优惠政策将其租给低收入者,规定房租全部存入刘的东莱银行,刘再通过商业存放款获利。刘个人的地用完以后,沈以政府名义继续划地支持,如此形成良性循环,青岛的穷人有房住,市政府不用掏开发资金,而刘也因此赚到了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