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日报 顾炎武:旅居济南的日子
济南人杰地灵,历来是名人硕士向往的胜地。明末清初
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52岁来这里客居10多年。他在
泉城漫游、交友、写作、做学问,泉水漫过的青石板下
了许多足迹。
逃难北漂 客居泉城
与王夫之、黄宗羲齐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顾炎武,在学术上做出巨大贡献,被誉为清代“开国儒师”。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名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顾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后世学者尊称亭林先生。
他为何不远千里来山东,落户济南?顾炎武是明末诸生,少年出类拔萃。他与同乡归有光的曾孙、文学家归庄是铁哥们,又都很另类,因而时人调侃曰“归奇顾怪”。明朝灭亡后清军大举南下,顾炎武的生母被砍掉右臂、两个弟弟被杀、嗣母绝食而亡。
面临国破家亡,32岁的他奋起抗清,却屡遭失败。这时劣绅叶方恒为霸占顾家财产乘机绑架关押他逼他自杀,后经朋友帮助才逃离虎口。但叶某依然不依不饶,先是派刺客袭击,致使他“伤首坠驴”;后又指使歹徒洗劫顾家,“尽其累世之传已去”。
国破家亡的他只好变卖剩余家产,孑然一身逃亡避祸。1657年北漂到济南,随后游历齐鲁莱州、德州、泰安等地,一边研究学术一边联络抗清志士。
8年后又客居济南在章丘郑公山下大桑家庄安家,当地地主谢世泰因欠顾炎武银两而把十顷田地抵押给顾,由此顾炎武得以“垦田于章丘之长白山下以自给”。此后顾炎武“半在历下,半在章丘”,漫游山东,往来京鲁之间长达十余年。
顾炎武选择章丘大桑家作为衣食之地,与一个史实有关。唐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册封五子李祐为齐王,贞观17年李祐叛乱,平陵守将李君球奋起抵制反抗。平定叛乱后,唐太宗为表彰李君球的忠勇,封他为“游击将军”,并把平陵赐名“全节”。
顾炎武在《刈禾长白山下》中写道:“载耒来东国,年年一往还。禾垂墟照晚,果落野禽间。食力终全节,依人尚厚颜。黄巾城下路,独有郑公山。”顾炎武赋诗言志,就是要效法李君球的忠勇,誓死不与清政府合作。
顾炎武选择章丘作为栖身之地的另一个原因,大概与距离济南较近有关。明清两代,济南成为山东政治文化中心的省会,这里名家荟萃,学术空气甚浓。“君子择地而处”。顾炎武寓居章丘既可远离闹市喧嚣,又能常来省城与同道研讨学术、谈诗论文,可谓是最佳选择。不过没想到的是,桑家庄的地产竟为后来的一场官司埋下了隐患。
拜访同道 切磋学问
城外有山,城内有湖,家家泉水,户户垂柳。初到济南的顾炎武就被大明湖的美景所陶醉,赋诗曰“落日天边见二峰,平临湖上出芙蓉”。重游灵岩寺时吟诗道:“山静鼪猱栖佛地,堂空龙象散诸天。”济南山美水美,学术空气浓厚。
济阳经学大师张尔岐(字稷若)自幼好学,擅长文章诗词,崇祯末年清军攻破济南,父亲和弟弟死于战乱,他于是绝意科举,退而学《易》、学《礼》,专治经学研究,“以慰沉寂,而托哀思”。共同的遭遇引起顾炎武共鸣,为此多次慕名拜访论学,慨然相许说:“独精三礼,卓尔经师,吾不如张稷若”。
他曾和邹平史学家、《左传事纬》作者马骕一起考察过“汉景阳碑”,也曾与诗人王士祯唱和《秋柳诗》。他还与《齐音》作者王象春的外孙徐夜定交,并和张尔岐共同参加山东通志局的编著。
此外,与之来往密切的还有德州的程先贞、曲阜的颜光敏等20余人。程先贞乃前明遗老、复社成员,著有《海右陈人集》、《燕山游稿》,及程氏卒,顾炎武作《哭程工部》一诗痛悼之。
颜光敏是颜回六十七世孙、“康熙十子”之一,与顾炎武情同手足。在与济南学者的交往中他借助山东通志局的藏书,进行学术研究,取得众多成果。致友人信中他说“年过五十,乃知不学礼无以立之旨”,“乃笃志于经史。
”“年过五十”正是顾炎武以济南为中心漫游齐鲁大地的20年,20年中他研讨学问,笔耕不辍,写下了《日知录》、《音学五书》、《肇域志》、《金石文字记》、《山东考古录》等著作。顾炎武在济南乃至山东的踪迹,始终与学术文化相伴随,不仅从文学、史学、经学、金石学、地理学等方面对山东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他成为清代首开风气的大师级学者起了重要作用。
张尔岐墓碑
两场官司 再度漂泊
本来顾炎武“半是历下半交游”的生活挺自在的,不想一场“衅起于章丘,祸成于即墨”的两场官司从天而降,又被逼的漂泊他乡。
清朝初年文字狱接连不断。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即墨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文字狱,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黄培诗案”。黄培原本是明朝的一位官员,明亡后归隐故里即墨,常以诗文抒发亡国之痛,其中就有“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之语。
黄培家的世仆黄宽(原姓姜)之孙黄元衡高中进士后就想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改姓归宗,并因此与老东家反目成仇且寻衅报复。这个无耻小人私下搜集黄培诗文加以曲解,然后罗织了十大罪状,向山东巡抚衙门告发黄培“阴结士类,诋毁新朝”。清廷得知后立即下旨,责令山东巡抚拘拿与此案有关的人等严审奏复。
案件审理中,当年因欠债而抵押田亩给顾炎武的地主谢世泰企图夺回田产,便乘机兴奋作浪,到章丘县衙状告顾炎武霸占财产,同时暗中挑唆姜元衡诬告顾炎武谋反而治罪。1668年正月的“黄案会审”中,姜元衡的矛头直对顾炎武,诬陷说“逆诗”内还有《忠节录》一书,“系昆山顾宁人到黄家搜辑发刻”。其实《忠节录》一书原为沈天甫以陈济生之名搜集明代天启和崇祯两朝遗诗辑成,与顾炎武丝毫无关。
康熙七年(1668年)二月末,顾炎武在北京闻知此案,念及“事关公义,不宜避匿;又恐久而滋蔓,贴祸同人”,急忙赶到济南的巡抚衙门投案澄清真相,不料竟陷牢狱之灾。审讯中顾炎武讲明事实,据理力争,坚决否认曾到过即墨,使得许多受株连的人得以解脱。
亲友李因笃、朱彝尊、徐乾学、颜修来等人知其含冤都竭力营救,顾炎武始得取保出狱。而后他回到章丘与谢世泰对簿公堂,结论是“虽陷害之情未明,而霸占之律已正”,总算打赢官司。
两场官司搞的顾炎武疲惫不堪,八个月的牢狱之灾也使他“每日以数文烧饼度活”,度日如年。遭此摧残顾炎武十分心寒,在《济南》诗中悲愤地说“湖上荷花岁岁新,客中时序自伤神”,于是凄然离去,一路西行,继续浪迹天涯。1682年先生病逝于曲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