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时的情况

杨开慧同志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兄弟三人就跟随杨开慧同志的母亲在杨开慧家乡板仓生活。当时,长沙地区的白色恐怖相当严重,敌人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毛岸英兄弟三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为此,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民同志,经请示党组织同意,给板仓去了一信,让家中人把毛岸英兄弟三人按信上的嘱托送到上海。

1931年的春节前夕,毛泽民同志给家乡写的信,几经转折送到了板仓。适逢毛岸英的舅母李崇德同志从南京返乡在家,经家中人共同商议,由李崇德同志操办并完成护送毛岸英兄弟三人去上海的任务。走前作了一些准备,从亲友中筹集路费;改换了孩子们的真实姓名,毛岸英改为杨永福,毛岸青改为杨永寿;商定了护送人李崇德、杨母与孩子们的关系,让孩子们给李崇德同志叫妈妈,给杨母叫奶奶;还找人弄清了去上海的路线等等。

当时毛岸英九岁,毛岸青七岁,毛岸龙四岁。经过一段的准备,于1931年春节启程。走时,由板仓农民纠察队员缪佩秋用手推车推着三个孩子,送到粤汉线的白水火车站,乘火车去汉口,由汉口改乘船去上海。

1931年春节后,李崇德同志护送毛岸英兄弟三人到达上海,按照毛泽民同志在信中说的接头地点、方法和暗号,找到我党地下联络点----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天生祥酒店。晚上,毛泽民、钱希钧同志到酒店和杨母、李崇德以及三个孩子会了面,然后,毛泽民同志把杨母等人,安排在泰安旅馆(现为延安路33号)住下。

毛泽民同志回机关后,把毛泽东同志的三个孩子已送到上海的情况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听汇报的还有彭述之),同时决定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送到我地下党主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抚养。

大同幼稚园,是我地下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互济会主办的,创办于1930年3月,当时设在戈登路和武定路拐角处(现在江宁路441号)肖智吉医生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内。因为这个地方孩子们生活很不方便,1931年3、4月间,幼稚园迁往南昌路324号一幢三开间的楼房(现在是雁荡路小学校址)内。

此处比原来的地方环境好,附近有一个公园(当时叫法国公园,即今复兴公园),可供孩子们游玩。当时这幼稚园收养的小孩,主要是我党干部和与我党有关系的同志的子女,澎湃、恽代英、李六三、杨殷等同志的孩子,即在这所幼稚园中生活。

幼稚园的保育人员,多为我党干部的家属,其中有李六三、李求实同志的爱人。幼稚园的负责人,是在党中央机关特科工作的董健吾同志。园中所需经费,由党组织供给。

1931年端午前后,毛泽民、钱希钧同志离开上海去苏区以前,曾和毛岸英的外祖母,趁孩子们游园的机会,到“法国公园”附近看望过三个孩子。见面后,毛岸英向毛泽民等同志讲了他们在幼稚园的生活,说他们每天在园内念书,晚上兄弟三人睡在一起;岸英还讲了妈妈杨开慧同志怎么牺牲的情景,并且表示以后长大了要给妈妈报仇。他还问了爸爸毛泽东同志是否在上海。

毛岸英兄弟三人,在这所幼稚园内生活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其间,1931年的4、5月,他们在“法国公园”同全体师生拍了合影。合影不久,约在同年的5月底或6月初的一天夜里,毛岸龙突然生病,腹泻、高烧,由保育员陈凤英(又名泰怡君,李求实同志的爱人)抱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紧口痢,经救治无效当夜病亡。次日,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棺入殓处理的丧事。

1931年4月,上海的地下党中央机关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机关有的遭到破坏。中国革命互济会负责大同幼稚园工作的谭筱影和地下党员欧阳新,为了幼稚园全体师生的安全,于1932年3月左右决定将大同幼稚园解散,并做了具体安排。

园中的孩子,有的由家长领回;无家可归的,暂时被安置在可靠的同志家中寄养。欧阳新让董健吾同志暂时负责抚养毛岸英、毛岸青,该园保育员郑兰芳(董健吾的妻子)遂将毛岸英、毛岸青带回家中。

当时,董健吾和郑兰芳住在我地下党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号(在淮海中路普安里附近)。毛岸英兄弟二人在董健吾家生活期间,生活费由党组织按月供给。当时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工作的蒲化人等同志,曾多次到董健吾家看望毛岸英、毛岸青。

岸英兄弟二人,在古玩号住了约半年左右。因此处距嵩山路法国捕房较近,安全有些威胁,董健吾的岳母(同董在一起生活)对照料岸英、岸青有些怨言。为此欧阳新就让董健吾同志在1932年的8、9月份,将毛岸英、毛岸青送到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生活。

董健吾同志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黄慧光处时,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暂时住在这里,以后另有安排。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黄慧光一家对岸英、岸青和自己全家的安全非常担心。岸英、岸青那时湖南的乡土口音比较浓,并正处于贪玩时期,开初经常跑出去玩,有时出去玩的时间长了,还要去找他们,怕他们在和外人接触中,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

后来就很少让他俩出去,也没让他俩去上学。在黄家三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安全曾先后变换过三个住地,从修德里搬到三多里,又从三多里迁到牯岭路斯盛里。

岸英、岸青到黄慧光家生活的初期,党组织仍按月供给生活费,董健吾同志在生活上也给了黄慧光一些帮助。后来董健吾辞去牧师职务,无固定经济来源,已无力照管黄慧光的生活。1933年初,地下党中央机关转移去江西瑞金,上海地下党组织又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因此,中断了对毛岸英、毛岸青的生活供给。

黄光英是一无职业的家庭妇女,她身边已有四个孩子,加上岸英兄弟二人全家共七口,只靠她的长子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当时的生活处境十分困难,黄慧光一家只好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得点收入弥补生活,减轻家中的困难。

当时岸英、岸青这段生活,是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据毛岸青同志回忆,在黄慧光家这段生活,吃的不好,穿的是破旧衣服,盖的是破棉絮。从1932年8、9月间起,兄弟二人一直在黄家生活了将近四年,直到1936年6月底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