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宝实事求是难 吴仁宝:实事求是最难

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82页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1页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3页

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61页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81页

总而言之,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对于这句话,正如道德经第四十一章所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意思是说:有悟性的人听说“道”后深信不已,而且没有一点疑惑,它就是这么回事,并且勤勤恳恳、坚持不懈的去习练它、运用它。

“中士闻道,若存若忘”意思是说:悟性不高的人听说“道”则有时将它放在心上,有时却忘得无影无踪。并且相信它和怀疑它的存在各占一半,也就是半信半疑。既不全信又有些信,既不否定又心怀一定的疑问。

“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全句的意思是说:完全没有悟性的人,一听说“道”就大笑不止,认为荒诞不稽。之所以大笑,就是表现出鄙视、讥笑的语态,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因为“道”论理高深,本来就难以理解。如果人人都那么轻易的能够理解的话,那就不足以称之为“道”了。所以“不笑,不足以为道”。只是年龄、文化、修养、兴趣、爱好、悟性的不同,对“道”的认识、理解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而已。不足为奇,实属正常。

“‘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7页),“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页)。

邓小平在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时,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他还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

恩格斯在谈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时,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邓小平指出:“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7页)作为个人来说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这是最低层次的实事求是,尽管如此,真正做到还是非常难!

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吴仁宝被选举为华西村(时为瓠岱乡二十三社)党支部书记。一上任就遇上“大跃进”。“在一次报产量放卫星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支部书记报亩产2000斤,第二个3000斤……最后数字竟上到了1万斤。”

“1万斤是不低了,可还是跟不上跃进形势,比不过其他公社。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亩产多少,你们的稻子长势比其他大队的好,能突破万斤大关吧?”怀着当“种田神仙”梦的吴仁宝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他,他猛抽口烟:“3700斤。”随着烟雾飘然吐出。“会场顿时骚动,但大多数人却暗自庆幸吴仁宝犯傻,垫了自己的底。”

“仁宝同志,你太保守,产量高低是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再考虑考虑。”

吴仁宝要求公社收割时,到队里监收监打,“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10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以此解了围。

这一段历史,被吴仁宝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提起,结合着他的著名论断“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学者指出,吴仁宝之所以能在华西屹立50年不倒,关键在于“两头保持一致”:对底下,一定满足他们(的需求),不断地满足他们,总是比外面超前;对上面,他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永远走在时代前列。吴仁宝的“两头保持一致”是不是什么新东西?其实,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至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5—1096页

那一是一,二是二,实话实说,是不是就是绝对的真理?不一定。要不然,毛主席为什么还要说: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635页。现实生活中,为什么还会有善意的谎言?假作真时真亦假又是怎么一回事?下面请看,

吴仁宝:实事求是最难 本刊记者 赵佳月 发自江苏华西村

人物周刊:外面崇拜您的人很多,每天到华西村来参观,听您讲座的数以千计,您觉得自己过人之处在哪里?

吴仁宝:我个人来说,对我自己的评价,从性格来说可能和别人有不同之处。一是我的性格,无论什么事情都要以很快的速度去办,如果不办,我睡不着觉;二、我办这个事情,会反复思考利弊关系,不脱离实事求是、依法办事。

所以几十年下来一直到现在。但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比如50年代的时候,有些政策和华西不符合,怎么办,开头是我往上顶,顶的不行,后来总结教训,领导来讲话不好顶,不做没有关系,顶不行,顶了哪怕做了,领导还是不满意的。

所以后来,我就学了个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有个好处,我是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过后,我不符合实际就不执行,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这样形式主义就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又欢迎形式主义,虽然谁都不肯承认官僚主义。

原来,我只知道实事求是,但是我说,实事求是最难,有时候,为了对付一些情况不能实事求是,最终来实现我“自己的实事求是”。这一点,是和别人的不同之处。人家一般上面说的都好,自己不太思考,说好了不做也不急,照样睡觉,我是睡不着觉的。所以我认为自己是办事认真的人。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每天那么多人对您像朝圣一样的个人崇拜?

吴仁宝:他们来要听我的话。为啥要听我的话?我的话他们认为讲的是真话,讲的是实话,而且讲话没有套话。所以他们爱听,所以他们要来。

人物周刊:您年轻时候有过怎样的梦想?您在华西创造的一切,是您当初梦想的样子吗?

吴仁宝:年轻时候,我要实现社会主义,人民要共同富裕。但是搞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结果是共同穷,而不是共同富。为什么?我想凡事搞一刀切、一个模式都不行,要自己有思想。所以在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前,我就搞工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早就放开了。

我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梦想到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华西)超越了我的梦想,没有想到要搞这个大楼,也没有想到华西的资产会是300亿,没有想到华西的农民会富到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非常高兴。我的梦想没有满足仅仅是梦想,想要反复想,想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这样做对国家和人民有什么。所以我有两句话:不怕多交税,就怕交不出税。最怕国家来救济你,你穷了才来救济你。

人物周刊:作为5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之主和作为一村之主,这两者间有什么区别吗?

吴仁宝:有区别,也没有区别。有区别是:我的子女是共产党的人,不是我吴仁宝的人。也没有区别,作为我的子女,做父亲的责任是教育他们。教育他们爱党,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物周刊:您觉得华西村离得开你吗?

吴仁宝:我的看法是,华西村离得开我,也离不开我。为什么?从现在来看离得开我了,从过去,可能离不开我。我华西建村50周年,我叫新书记开幕,我搞闭幕。所以我这个50年可以说起到一定很主要的作用。现在开始今后的50年,就不需要我了,他们去开幕了,我就闭幕了。现在我个人,还要关心方针政策,党纪国法,管好自己,这些还要考虑考虑。

人物周刊:您会不会觉得您的村民特别离不开华西村?

吴仁宝:也可以离开,也可以不离开,而且外面的人也要到华西村。华西是个村,为什么华西人不愿意离开,因为华西是个幸福之地。如果搞不好,不幸福了,不仅是外面的人不来,自己的人也会走。社会上现在有很多的村都是空村。所以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把这块地方搞美了,幸福了,来的人就多了。像上海一样,原来只是个滩,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国际都市了,就是因为发展了。

人物周刊:听说你看到自己的村民在外面受苦,你会心疼,会把他们叫回来?

吴仁宝:对。因为他们走是61年时,困难的时候,华西连他们的温饱都达不到,不让他们走,难道叫他们饿死?后来考虑到,要把它搞好,好了才可以叫他们出去的人回来。隔两年,他回来看看变好了,就回来了。所以也不能强行,什么都要自愿。

我不考虑荣誉

人物周刊:华西一直以来是个争议。有人说华西“只见集体,不见个人;只有家长意愿,没有个人的理想”,这你怎么反驳?

吴仁宝:说这样话的人,还是传统的老观念。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老百姓很听话,为什么很听话他没有调查,只知道华西的人不自由。为什么?因为吴仁宝搞家长制。实际并不是这样子,“无规矩不成方圆”,华西以前有村规,现在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华西就两句话,叫“实事求是,依法办事”。

但是,有些本身不懂法律、甚至违法的人,他就想不通了:华西为什么会这样呢,肯定是家长制,管理严格。靠家长制是不行的,如果靠家长制,那就变成一家之主了。

结果大家都要反对的,是不行的。家长制,把“长”拿掉,靠制度来管人,不是靠“长”来管人。所以我们说靠制度管人,不是靠人管人。家事长辈管小辈,制度不一样。华西创造了“三制”:体制、机制和班制,这是有华西特色的。

人物周刊:华西的荣誉和华西的利益一起放在天平上,您怎么来平衡这两者?

吴仁宝:所谓荣誉,我是不考虑荣誉的。你如果要去考虑荣誉,这个单位就搞不起来,因为这样思想上就有负担了,所以我只考虑一条,按照中央的政策,在我这里用好,把老百姓富起来。内部建设好,荣誉就送上门了。如果为了荣誉,弄得不好就搞虚假了。

不符合实际的虚假,最后这个荣誉也成了昙花一现。所以我一直讲,我自己不要当先进的。如果我要当先进就一定会跟风,我不跟就不先进,但那是一时先进,所以有时看看华西比较先进,有时看看华西不太先进。

有时看看华西,人家还有怀疑,比如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是先进,我不分就是不先进;后来种田大户是先进,我们没有种田大户啊就不先进;再过一段时间,要搞新的三集中,我们是老的集中又不先进。我想来想去就要笑,他们比我辛苦,他们为了两亩地,你看多辛苦,我这个地一点都不辛苦。

我还是按照中央的说法“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听中央的。我也讲过了,宜统不统就不科学,宜分不分也不科学。但是中央不会考虑这么多,他认为分田到户就是先进,你不分是因为你年纪大僵化。还有转制,我华西不转,也不先进了。中央想抓大放小,我华西就抓大扶小。现在温家宝还说要抓大扶小了。

人物周刊:从分田到户到企业转制,一直到现在,你一直坚持不分田、不转制,而外面的世界却在分、在转,这过程中您就没有动摇过吗?或者有没有人在村里跟你提反对意见?

吴仁宝:有个专家叫胡福明,叫我一定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是转制了一段时间后,他和我说:仁宝,坚持不住了。我跟他说:这个坚持是靠谁坚持的?不是谁叫我坚持就坚持的,哪个叫我不要坚持就不坚持了。我还是走我的路。我现在和他开玩笑,你们这群知识分子就这个毛病,开始跟我说一定要坚持,后来跟我说看样子坚持不住了。

在50、60、70年代有人反对的,70年代后期就没人反对了。为什么不反对了呢?它又变成了神话:吴仁宝说的总是对的,没有错的。

有个笑话,当年江苏省政协主席孙晗,他讲我们江苏只有两个人能讲真话的,一个是我孙晗,一个是吴仁宝。我对他说了,你这样说太片面了,能讲真话的人很多,不止我们两个人。但是我们两个人能讲真话,不等于我们讲的正确。往往讲真话的人要讲不正确的话,往往不太讲话的人,他会说正确的话。

人物周刊:那您觉得您自己一直在讲真话,讲的是对的吗?从70年代后,大家都认为吴仁宝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几乎都成了神话,您自己觉得呢?

吴仁宝:下面越是听话,我越是要思考比较符合实际的话才讲,不能随便说话。如果大家都说你说得对,那不得了了,弄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所以越是要思考。怎么来真正符合实际,主客观一致,理论和实践结合,这个达到了,他们也满意了,确实也不大出问题了。所以讲话也不是随心所欲的。

人物周刊:您一直住村里最老的房子,吃东西也很简单。

吴仁宝:这是我实践下来的,我现在还这样,鸡蛋每天吃8个。我们小时候,鸡蛋是档次最高的补品,一个妇女生孩子,要吃一窝头窝鸡蛋,一只鸡第一次生的二三十个鸡蛋,那你就吃了最高的补品了。我们干活,手割破了,吃一个鸡蛋。从实践来看,鸡蛋的营养好。其次,鸡蛋的价格最便宜,其他的什么都没它这么便宜,要吃一斤鱼翅,我看这个鸡蛋要用汽车装了。

多吃面条,面条比大米好,这也是我从实践看的,山东人和河南人、东北人,他们吃包子面食多,人也长得高大。你看我们广东人、广西人、湖南人都吃的大米,人也比较小。

人物周刊:如果现在社会发展需要,要剥夺您吃鸡蛋吃面的权利,你必须要吃鱼翅鲍鱼,您怎么办?

吴仁宝:我还是不吃。难得出去大家请客什么就尝一下。但我吃吃没什么好吃。不习惯。鱼翅还不如青鱼尾巴好吃。鲍鱼还不如螺蛳肉炖酱好吃。

以后会有村超过华西的

人物周刊:您现在84岁,人生到了这个时候,您还有什么遗憾吗?

吴仁宝:我现在有两个遗憾。一个是我年轻时候,苦吃得多,但是为人民做的事情反而少。这是什么原因?那时候主要是我们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现在这样的好政策。那时候,我实事求是,为什么也会做一些脱离实际的事情,这就有点遗憾了。

第二是我的身体。我感觉像我身体比较好,也有不好之处。我的眼睛有点糊涂了。因为我的性格,为了工作,疲劳过度。开始我的眼睛视网膜剥离,一只好,一只不好开了刀。走起路来,有点高低。后来左边的眼睛发现问题,一次看不清,一分钟什么也看不见,一分钟后马上清楚,拖了半年。

慢慢习惯了。有一次晚上睡觉时,又看不见,我就睡着了,两三个小时醒来,还是看不见,医生抢救,已经不行了,血管堵塞了,其实就是眼睛中风。这是我自己耽误掉的。在工作和身体的安排上,对自己不够珍惜。现在也有点遗憾,如果眼睛清楚了,我工作的时间能长一点,看的东西也清楚点。现在要是能看华西的变化,我想对我的鼓励也就大一点。

人物周刊:为什么全国只有这么一个华西村?

吴仁宝:全国不能说只有这么一个华西,也有比华西好的,但是它的时间不长。经常有超过华西的,主要是他们看到自己好得不得了,这样就了不得了,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华西要么不说,说就要留有余地,说了要做到,这样就能保持积极性,如果说的多,做的少,对老百姓不诚心。只说不做更不行,要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

所以干部和百姓要一条心,干部要自己的名利,就不考虑老百姓的福利,最后就脱离了群众,不能持久,只能一时。以后也会有超过华西的,但是华西不是呆在这里等它超。我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村超过华西,也是对国家的贡献。

人物周刊:您说您有很多缺点,一直在纠正缺点,那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吴仁宝:我本身最大的缺点,是对干部的要求也有脱离实际。因为有些干部,水平如此,但是我给他的职务偏高了点,他达到这个职务的要求不够,所以我经常要批评他们,这是我的缺点。

人物周刊:您本人只接受了两三年的私塾教育,但是这么长的历史里,对您教育最大的是什么时候?

吴仁宝:对我教育最大的是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50年代是听,上面说的只要我们听。上面浮夸风我也听了,浮夸风的时候我也是积极分子,我也报过一亩地收3700斤粮食,旁边的一个乡说,他收一万斤,我就说你一万斤是假的,我不相信,实际我自己3700斤也是假的。自己假了还说人家假。后来毛主席召开七千人大会,到那时我才坚决纠正浮夸风。

60年代我是顶。60年代又有领导来叫我怎么搞、怎么搞,我说我不听了,领导不满意,说吴仁宝是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独立王国。我说怎么搞的,后来想想不对,明着顶是要吃亏的,我就想暗着顶。从此以后,不管哪个领导来指导什么,我都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领导走了以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

70年代是拼,拼命大干社会主义,以粮为纲,旱田改水田,两熟改三熟。农民搞得辛辛苦苦还只是温饱。所以我的缺点主要在这30年,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真正工作60年以后,以前的力气花得大,人还辛苦,但效果不好,现在没有原来苦,但是大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