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昌平打铁记二:斯巴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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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记》(每周一、周五推出一章,敬请垂注)
第二章:斯巴达之后
为何是2012年12月6日?这并非一个刻意选择的日子,其实,可供选择的时机并不多。于宏观大局而论,它是某种必然;对个体判断来说,有随机而动的偶然。
在2012年11月15日之前的一年里,大凡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也许听得最多的就是“十八大之后”。它好比一种口际传播的病毒,从不同身份、不同行业、不同地位的人的嘴里喷将出来,带着某种休眠式等待,将本应当即处理的事情丢给未来。
也至少在这段长约一年的时间里,新闻从业者感觉到有生以来最严密最立体的审查天网。我主管的《财经》杂志法治版块,最严重的时候稿件全部被毙,一级栏目开了天窗。加之社交媒体的强势兴起,使得大多数公共事件可以完全无涉传统纸媒,于是,每一次热点新闻都对应一次职业羞辱。
说到底,这些叫做记者的物种,归于文人一类,其实都是懦弱之辈,大多选择了忍气吞声,不少选择离场,可曾有方式对冲这种羞辱?正如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所言:“发声,使我们免予无声状态的吞噬。大家一起冲破噤声的墙,将那无声的恐惧放逐,于控诉羞辱中拆解羞辱,而重建生命的意义。”
而现实是,整个社会如同一个不断加温的高压锅,连微博这样看似唯一的解压阀,后来也被硬生生地压住了。何来发声?何处发声?
密封的高压锅用火加热后,腹中压力不断增加,无法外泄,使热量最大程度地利用。高压锅设置了旋转打开的锅盖,盖上有个出气孔,压力达到一定程度会自动撑开气门,否则导致爆炸。陷入维稳怪圈的官僚系统,似乎无闲在日常家务中体验这一常识,他们在启动“维稳高压锅”的同时堵上了气孔,且不断加大火力。可以说,强力维稳是一只没有阀门和气孔的高压锅。
其实,只要你生存于高压锅之中,就无一不会感觉这种压力的存在,似乎谁都没有反抗之力。这种压力不光施加于新闻一线或社会底层,甚至上流群体也未能幸免。唯一不同的是,草根戴的是“纸枷锁”,而权贵却是黄灿灿的“金锁链”。
敏感的十八大,被天才的网友以“斯巴达”代替。后人或许很难体会这一时段的紧张气氛,于是,政治段子成了切身体验的最佳还原:“昨天带了一面党旗傍身,过完安检就剩一块红布了。”
在一个正常社会,法律与新闻都可谓官民关系的调节阀与平衡器,也就是高压锅的阀门与气孔。但在这片土地上,法律仅是TXT文本文件,而非EXE可执行文件,导致司法系统无独立可言;新闻机构又受到宣传系统的管制与同化,扭曲为缺乏公信力的怪胎。针对社会积怨,旧有的制度设计了另一个中国特色的出口——信访制度。本来就没有法治,信访相当于把法律仅有的那点尊严也彻底剥夺了,从而加深人治色彩,并四面埋伏不稳定因素。
对于刘铁男这样的高官而言,更多时候是在享受这个维稳体系的好处,但当有一天他被这套体系抛弃,就必须作为“替罪羊”加倍担责。换言之,他不仅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更是受害者。他与手中的权柄相互腐蚀,相互恶化,就像一对穷途末路的亡命鸳鸯,在暗夜降临之际,将染毒的回旋飞刀投掷出去,却不知也可能刺向自己的胸腔。
当微博在中国兴起,它在一定程度上填空了传统媒体的信息短板,平摊了难于估量的管制风险,并极大限度地优化了信息传播的成本与效率。尤其是技术赋权成一种新的可能,数以亿计的行权者都在等待“斯巴达之后”——这个期盼已久的解压机会。
历史深藏了不同的参照系,最近一个就是上轮政治周期。比如2002年10月至2003年10月,可谓中国社会问题较为突出、社会效应无限放大的12个月。尤其是以SARS、孙志刚为拐点的一系列事件,将官民冲突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推至新的高地。
彼时,以《南方都市报》《财经》杂志为代表的传统纸媒,成为这些标志性事件的吹哨者,刚刚兴起的门户新闻网站推波助澜,将单点事件向条块蔓延,并迅速在新闻、法律等尚未成型的职业共同体之间完成动员与联手。
当然,最终的实质性推动要归结于“新政”,这不可避免地陷入人治死循环。
斯巴达之后,因此有着双重隐喻——过度加热的高压锅面临解压,自然对应一次民意井喷——这一方面是存量民怨的释放,另一方面是增量民望的释义。于是,新班子的每一次言论举动都会引起背后意味的猜测,不同左右的人努力将那些言行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解读。
比如不封路,一度占领主流媒体版位,并将其作为“新政”标签展开论辩。狭义的路权是指人车出行,尤其是敏感区域特殊时段;但广义的路权不仅包括水陆空交通,更有网路、言路和心路,比如消失的微博账号、因言获罪、新闻自由、思享市场等。不要只解除有形的封路,无形管控更需撤障,这意味着“路权平等”大有可为。
与十年前相比,此时的传统纸媒已无强大召力,在政治管制、商业腐蚀和移动互联的三重夹击下,很难维系和守护新闻专业主义阵地。效力于其间的职业新闻人,似乎也并未贡献所有精力,更乐意于经营自己在社交媒体的一亩三分地。
媒体人胡赳赳就曾公开反思,这十年来,“从做调查记者到房产主编到杂志主笔,从理想主义者腐化为既得利益者,生活物质一路走高,精神气节走低。惭愧!”其实,这种“走低”是群体性的,系统性的,谁也无力挽回。
来自于职业的习惯,我判断这个民意井喷不会持续太长,至少在十八大之后到全国两会之前,即2012年11月15日至2013年3月5日间,掐头去尾,会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随后会因几个敏感节点遽然收紧。因为十年前的旧训,足够让新主毫不犹豫地采取“护权”措施。
回看这个时间轴,果不其然,微博反腐第一炮始于“雷政富事件”。11月20日,疑似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在微博上发布,官方随即立案调查。63小时,一名厅座仓皇落马,可谓“秒杀”,这与他视频中的12秒早泄形成暗合。
我当时发微博评论:“雷政富(累政府)用12秒破了刘翔的奥运纪录,这12秒形象地诠释了一个厅级书记的裆性,会让多少位高权重者不安?真想反腐,真想自保,就实施阳光法案、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否则,每个不能自控的官员都可能遭遇下套,雷政富被秒翻的纪录随时都会突破。”
无独有偶,黑龙江一女主持人实名举报遭人大代表孙德江肉体胁迫;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为情妇写离婚承诺书……颇具拐点意义的是,34岁的女博士常艳在网上发布了多篇放纵且妙趣横生的日记,详述她与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长达一年的风流韵事。套用媒体的话:“透过衣俊卿曾经热情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镜头来看,他与一位雄心勃勃的女性研究员之间的交易关系,大概属于剥削类。”
尽管最终抛弃衣俊卿的是党组织,但决定了他命运的却是互联网。如果没有互联网,还不知这世界有多少罪恶被谎言所隐藏?现在,这些内部监督的漏网之鱼,原形毕露,蜂涌而出,尤其是那个规模庞大的“房族”:房姐、房媳、房叔、房爷、房嫂、房妹……
网络反腐密集程度前所未有,微博当仁不让成了主要阵地。
对应于上述时间,通过Rost blogget软件抓取关键词为“网络反腐”的相关博文3384条,运用词频分析软件可知,排名前15名的词语包括“问题”、“财产”、“主角”等,出现频量超过100次。“婚外情”“住房”词频较高,不难看出,房族事件引起网友强烈关注。综合来看,强力拔毒的网络监督、持之以恒的示范效应、惩戒有力的司法体制、刚性有效的制度建设,构成现实行动与理想期待的短暂光亮。
在微博反腐井喷之际,欢呼者众,倒彩者同样不少。有人将比作“文革”中的大字报,其攻击性与狂热度都存在高度重合。加之基于网民的“有罪推定”心态,带有“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莽撞意味,鼠标式围猎极大限度地满足了旁观者的狂野享受。
且听河南省信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建国的观点:“缺乏法律规范已经成为网络反腐的最大硬伤。通过立法来规范民间网络反腐,将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有效对接,确保其在法治化的轨道上发展,并以此带动和深化反腐倡廉建设,是当前深化网络监督、确保网络反腐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
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观察,武汉大学教授沈阳将网络反腐中的举报者归为四类:
第一类是历史积怨的当事人,通过正常的渠道难以解决,于是在网络上爆料,向公众传播形成舆论压力,以求解决。
第二类是在生活中偶然发现某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通过网络进行偶发性报道,这是微博时代的现场发布人。
第三类是营销力量,比如水军、公关公司甚至刚刚注册的小号等,将信息带到网络舆论场上来,以偶发方式形成舆论风暴。
第四类是爆料型记者和独立调查人,将一些在传统媒体中发不出来的信息在网络上发布,树立个人品牌。这些独立调查人可能以前做过记者,现在不在媒体供职了,但拥有成熟的媒体经验。
憋屈且难有作为的传统新闻人,此时确实意味着诱惑与冲动。倘若一个女子宣布正式减肥,你却当众送上美食,后果可想而知;但当新主表达了“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态度,你是否愿意顺手递上苍蝇拍或老虎棒?
于我而言,置身于这一大背景,至少已有两个初始动机:一是试探新一届班子的反腐决心;二是弥补纸媒上没有尽到的舆论监督本分,并给微博反腐做一次自媒试验与职业示范。别的驱动力如名利牵引、个人英雄主义等,暂时按下不表。
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无样本可以参考。比较而言,这一轮微博反腐的最高级别为衣俊卿,官至副部级,但这是一个全称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中央中共直属事业单位,相对偏门,他还不及厅座雷政富。而深耕大内半生的刘铁男,其权重显然不是这一等量级。
另一方面,微博时代的阅读特点成了可视化、碎片化,我既没有雷公不雅视频这样的致命性证据,也无衣俊卿情人的香艳日记,何以“一击即倒”?
话又说回来,以作风问题板倒一名部级干部,尽管个人并不反对别人行此之举,但非我所愿,也不吻合一名调查记者的职业定位与技术追求。调查记者王克勤也曾掌握雷政富的不雅视频,他以同样的立场没有选择发布。
套用“贼头”黎叔在电影《天下无贼》中的态度,小偷不喜欢打劫的,盖因“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