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禄的子女 李延禄妻子儿女蒙难记
东北网鸡西11月21日电 1931年9月18日,是炎黄子孙刻骨铭心的日子。“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万民涂炭。先父李延禄弃家从戎,遵照党的“加紧领导士兵工作,发动士兵反抗国民党长官的投降,反抗日军进攻”的指示,来到王德林部下。王是个有较强爱国意识的原东北军军官。1931年11月,他支持部下开枪打死了两名闯入防区的日本兵,遂率部下揭竿而起,公开挑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
王德林同我父亲原来就有来往,对我父的军事才干十分赏识。他清退了前来劝降的日伪反动势力的说客,任命我父为“抗日救国总部参谋长”。不久李杜又来吉东扩充势力,我父就兼任“东北抗日自卫军第一补充团团长”,直接领导和指挥了反抗日寇侵略的战役和战斗。
父亲离家北上后,消息很快传到我的老家吉林省延吉县。记得那天晚上,妈妈忙完家务正要熄灯休息,就听到屋外响起了“砰、砰、砰”的敲门声,随着闯进来两个朝鲜族打扮的人。这两个陌生人我们从来未见过,吓得我同姐姐紧往妈妈身上贴。
有一个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话说:“你男人当上大官儿和皇军作对去了,你们娘们儿几个迟早也得走这条路。要走可以,不过得留下点儿啥。要不,就别怪我们不够意思!”说着掏出一打金票在我母亲眼前一晃,就悻悻而去了。
两个陌生人走后,母亲站在地下只是愣神儿不说话。自打父亲走后,我家时常有人来,他们多半是来问寒问暖对我母子表示关心的。但像这两个家伙明目张胆地前来“敲杠子”还是第一次。外边早就扬言要给李延禄斩草除根。如果不给他们好多钱,他们指定会丧着良心去向日本人报告。母亲惦记着外边的战争,更为我们姊妹仨人的生死担心。嘱咐了我们几句,披上衣服便消失在夜雾之中。
过了一个多时辰,就听到外面吱扭吱扭地车轱辘响,接着是大姨、大姨夫脚前脚后进屋的声响。吓得大姨说:“这帮家伙的良心都让狗叼吃了。你们快收拾收拾,赶紧找他爸去吧。”说着,大姨抓了块湿毛巾给我们抹了抹睡眼惺忪的脸蛋,又给我们铺一床被子盖一床被子,最后叮嘱了车老板几句,就打发我们上路了。
那是个寒风刺骨的夜晚。雪花直往我们身上扑。等车走出约十几里路,我和姐姐就疼得受不住了。我的下巴颏儿哒哒哒哒一个劲儿地作响,任凭我咬牙也止不住;二姐李万英紧紧依着母亲,浑身上下直打哆嗦。生怕路上出事,老板儿专挑小道坏道走,颠得我们直恶心。就这样,我们走了半夜半天,于第二天中午到了东京城。
我妈扮成是走娘家的(那时,我姥家确已搬到密山平阳镇现黑龙江省鸡东县银丰乡光荣村)。遇上好人,就求些干粮饮食;见是不三不四的就远远地躲着走。最终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方于第七天头上赶到我姥姥家。
那时平阳镇惨案发生不久,老舅田宝贵同他补充二团的32位烈士的尸骨未寒。老舅母是个刚强人。虽然作为抗联家属当时处境那样险恶,但她豪不理乎。她亲自把我舅的头颅由平阳镇东城门上偷了下来,又从北沟扛回来我舅的尸体,用针线将头与身子仔仔细细地缀成一体。事后,她不顾日伪反动势力的多次恫吓,仍然同救国军保持着联系。在她的帮助下,我们不久便同杨太和大叔领导的补充二团取得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