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新书 北大张祥龙:新儒家的理性思维与诗意人生
北大张祥龙:新儒家的理性思维与诗意人生
北大人物
北大人物
出身于有着深厚理工科底蕴的家庭,读的却是哲学专业;以西方哲学经典论著入门,却一直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大学教授、哲学家张祥龙,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教学感言:
必须让学生知道,什么是优秀的工作,什么工作并不令人满意。
引导学生把某一领域作为自己的人生志趣和快乐之源。
张祥龙,1949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托莱多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1992年获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
1992年以来一直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系任教。现任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中西文化比较学会会长。
铸工车间的思想者
“按正常的逻辑来推断,我是不大可能学哲学的。”张祥龙说。父亲是老北洋大学(现为天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母亲是四川大学数学系高才生,哥哥姐姐都是学理工科出身,这样的家庭环境确实与哲学差之千里,甚至就连自己,中学毕业后也进入了一所电力技术学校(后改为中等专科学校)学习。
但张祥龙最终却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哲学也成了他毕生的事业。“我人生的转折,是与‘文革’相关的。”
“文革”开始时,张祥龙还不到17岁,这位对未来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年轻人“积极投身革命的洪流”。可一段时间过后,文化、思想、政治上的秩序彻底被打乱,促使这位年轻人开始更加深入地思考“革命”的意义。
17岁的张祥龙与哥哥办了一份民间报纸,撰写文章阐述自己对“文革”的理解,结果上海《文汇报》专门发表评论员文章对他们的报纸和思想进行严厉的批判。最后,张祥龙被定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距离“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遥,这意味着他几乎是在生死之间走了个来回。
“这次事件不仅让我前后两次失去人身自由,更是改变了我一生的方向。”张祥龙说。
这次“论战”给他本应充满欢乐的青春岁月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中专毕业后,张祥龙进入北京郊区一家工厂,因为犯了“严重错误”,他被分配做清沙工作,这是工厂中最脏最累的活儿。
从1969年进厂,到1978年春入大学,张祥龙在那里工作了近9年。在工厂里,张祥龙时时感受到歧视和政治压力。如此年轻便遭受这样的打击不免让他意志消沉,但重体力工作的劳累并没有让他停止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
哲学、人生、信仰和诗
1975年春的一天,姐姐带着他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找到哲学家贺麟先生。这位年轻人对先生述说着自己的抑郁,希望能跟随先生学一点哲学。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贺麟很欣赏这位年轻人对哲学的兴趣,就带着他走进自己不久前还被查封的书房,让他挑一本书作为自己的入门之选,张祥龙选中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当时一点哲学方面的基础也没有,根本不了解伦理学,只是觉得这门学问应该是和人生有关的,也许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张祥龙说。
张祥龙在工厂附近租了一间农民房,潜心研究《伦理学》,也时常到贺麟那里请教。埋头苦读了数月,他终于写就了自己平生第一篇“学术论文”——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其实更像是一篇读书笔记。
但贺麟却非常喜欢这篇并不成熟的论文。
“后来贺麟先生的夫人回忆说,我交给贺麟先生这篇文章的那一天,他晚上高兴得睡不着觉。”张祥龙说:“‘文革’时期我们各自不同而又曲折相关的经历,让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变得不同寻常。”
此后近两年时间里,张祥龙又在贺麟的指点下阅读了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他也从此走进了哲学的神圣殿堂。
“书读得多了,我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哲学虽然是理性的思想,但它也充满着人生的领悟、诗一样的美好以及信仰的热情。这也是一直以来我对哲学抱有的认识和信念。”
全“A”的成绩
1977年恢复高考,张祥龙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虽然考试成绩达到了要求,但所谓的历史问题成了他的“人生污点”。“我专门写信给北大的招生部门,介绍自己学习哲学的情况,最后,北大还是接纳了我。”张祥龙说:“在当时的情境下,能接受我这个学生还是要冒风险的,这让我一直对北大心怀感激。”
大学期间,张祥龙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哲学思想,在张岱年先生的指导下,张祥龙完成了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庄子的人生哲学》。当时张祥龙最想做的是自然保护,最好能到自然保护区去工作。但由于专业的关系,最后他去了北京市环保局,过了一年,他又调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张祥龙本以为毕生后会在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可“文革”的阴影还是没有从他生活中彻底散去。这次是中专同学、“文革”时期的反对派得知张祥龙居然读了大学,还得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这让他们颇为嫉妒。于是一份“黑材料”就被递到了北京市社科院,诬陷张祥龙“文革”时期参与武斗,并曾参与审讯、拷打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
在张祥龙看来,这样的诬陷着实可笑,毫无证据不说,以自己的性格来讲,也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此事不了了之,但这种卑劣的手段深深伤害了张祥龙,1986年,他申请到美国留学。
张祥龙首先进入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当时他的勤奋是在系里出了名的——以课程全“A”的成绩,两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此后他拿到了包括哈佛在内的、所有自己申请的大学的博士生录取通知书,其中一所大学还承诺提供双份奖学金。
最后张祥龙选择了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最重要的原因是只有这所大学有他喜欢的中西方哲学比较专业。而在布法罗大学,张祥龙的博士课程只有一门成绩是“B ”,一门课是“A-”,其他的仍然是“A”。
转向儒家源于“亲子之爱”
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那个春天,张祥龙回国了。
当时的大学校园里,西方的思想有着绝对的影响力,这一点张祥龙在上课时就能清晰地感受到:西方哲学的课程受到学生广泛的欢迎,而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哲理的讲法在一开始却受到冷落。但在张祥龙看来,中国只有复兴传统文化才有出路。
从小就热爱自然的他在大学里找到了道家思想,“御风而行”的逍遥肆意人生与融入自然精神境界对年轻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大学快结束时张祥龙结婚成家,此后儿子的出生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而且也在慢慢改变着他的思想。
“有了儿子人生便大为不同,人对孩子的慈爱是无法用言语来解释的,这像是中国文化的本能甚至是人的本能,由此我对儒家文化的‘孝’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张祥龙说。
在对儒家深入研究后,张祥龙认识到,在大家看来充满了道德说教的儒家有着鲜活、有趣的哲学思想。较之道家,儒家对人生在世的艺术化、时机化阐释中,那使得人群发展生生不息的思想深层,又是另一番高远。
在张祥龙看来,留学期间所受到的西方哲学的训练,是他取到的、用以更加深刻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真经”,用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这样的西方哲学方法来阐释中国传统哲学,是把中西方置于更能相通的视野当中,是更新鲜、更易于为现代中国人接受、又最接近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方法。
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他也由此完全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将哲学式的理性思维与诗意人生融合在一起。
近年来,在他的影响下,已经进入大学做了教学研究工作的学生与同仁们一起,逐渐形成一个研究团体,尝试用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
“这让我非常高兴。慢慢地,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哲学和文化不再抱有本能式的拒绝甚至是‘敌视’的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得有时代活力地理解中国古代智慧的方法。”
帮学生搭建“脚手架”
“我的思想是带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张祥龙坦率地说。与某些同事和学生之间存在的对于中国文化走向看法的分歧,自他一走上教师岗位就开始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学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多年前,北大刚开始开设哲学类通识教育课时,张祥龙开过“西方哲学史”和“哲学导论”一类的课。虽然学生们来自包括理工科在内的各个不同的专业,但聪明的他们总是能对张祥龙在哲学方面的一些讲述心领神会。这是全校的大型公共课,选课人数最多可达数百人,但张祥龙并没有放松要求,每次课程结束,他都要求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学生的论文我尽量自己批改,数量实在太多,就请助教帮忙,但也是在我指导之下的。”
虽然上张祥龙的课并不轻松,但学生们对他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教务处在学生中作的调查显示,张祥龙的课程总是最受欢迎的之一。
“如果我只是在课堂上讲讲,不对学生严格要求,这是害了他们。”张祥龙说:“学生的重要论文我都是逐字批改、写出具体意见的,我必须明确地让学生知道,什么样的工作是优秀的,什么样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
用张祥龙的话说,写好论文是治学的基础,是在搭建学术研究的“脚手架”,没有这样的“脚手架”,学术大厦无从谈起。“更进一步,如果能引导学生发自内心地喜欢某一领域并为之奋斗,把学问作为自己的人生志趣和快乐之源,那将是更完美的。”
对于学生的优秀工作,张祥龙发自肺腑地为之高兴,这种欣慰不亚于自己取得了重要成果。也许,他会回想起自己在给贺麟先生送去论文时,先生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的场景。这时的他与已经故去的先生可算是真正地心意相通了。(作者:袁建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