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侠的精神，看世间百态

本报记者马松摄 ■汪涌豪

上世纪80年代，武侠小说曾风靡一时，书中描述的精妙武功及侠义精神至今脍炙人口。然而，历史中真实的侠客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侠义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近日，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携《中国游侠史论》一书，做客第六期上观读书会。在他看来，游侠的人格与精神，仍对当代社会的人格建构乃至文化建造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背景文与武的分途

感谢各位来听我讲侠，我从来不打架，手无缚鸡之力，看似离侠太远。但是我今天讲的侠和大家所理解的拔刀相助的侠还有点距离。侠主要是在于人格、在于一种心态。

今天，侠这类人群之所以还被人记住，是因为和中国功夫有一定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一个符号。那么到底什么是侠？关于游侠，最有名的就是《韩非子·五蠹》里面的判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的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在春秋以前，所谓的士其实都是武士，既能够拿起武器，同时又受过教育，是能文能武的。平时在各国的卿大夫手下做家臣，打仗的时候就执干戈以卫社稷了。然而，春秋战国以后，天下大乱了，这些人就下岗了。失去了职位后，有一部分人做了文人，大部分转成儒生了；那批选择从武岗位的，就做了侠客。所以顾颉刚先生曾在《武士与文士之转换》中说，中国古代的士之前统统都是文武兼备之士，只不过后来时代变化了，就分途了。

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里面说，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他说的很好，他不说好文者为儒，尚武者为侠，为什么？因为好文的人，并不是说百分百都转为了儒生，他可以不从属于儒，也可能不从属于墨，周游在各国之间。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凄凄惶惶、席不暇暖，要兜售自己的主张，也是一个游士。

这就是游侠产生的历史背景。

来源基于共同的天性

要说游侠的来源，可以从思想的派别来讲，也可以从成分来讲。

先讲思想派别，许多人认为游侠来自于墨家，最有名的是康有为、谭嗣同，鲁迅也这样认为。因为墨子是小生产者的代表，他身体力行的，重信贵义，讲究兼相爱、交相利，有平等的思想，所以墨家被称为是“热腹”。墨子手下的一批人受墨子的影响，怀有强烈的正义感，经常替小人物讨说法。

墨家学派里有所谓巨子，巨子就是领袖人物。巨子孟胜曾经为楚国的阳城君守国，后来死了，他手下的180个人，全都因为他死了而统统自杀了，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很感动人心的一幕。孟胜死了，追随者不苟活、也死，这是大的侠士。

谭嗣同变法失败明明可以逃走，但他不逃，就以自己的死来警醒那些昏睡至死的国人。他完全按照侠的精神来安排自己的人生，他在他的《仁学》里公开讲，“今天我要振兴中华，我就是侠。”

再说说孔子，孔子讲智、仁、勇，所谓的三大德，光有智慧不算什么，光有仁爱之心也不算什么，还要有勇。如果没有勇便不足以成为君子，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他硬生生地从宋景公手里把鲁国的土地给夺回来了，所以孔子其实是一位很好的外交家，又是充满侠义精神的。

许多人认为侠出于儒，你们千万不要认为儒生是很没用的，觉得儒生就是“夙夜强学以待时，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很多人把儒家的儒字分开解释，一个单人旁一个需，说儒者就是待需之士，没有自己本位的，人家需要我才能够发挥，我才有舞台，似乎儒者就是柔弱的、被动的、靠别人的。还有一种说法，因为古代的儒字和懦弱的懦字是通用的，所以认为儒家天生就是懦弱的。事实上，是有一部分儒家是懦弱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儒者是侠义的。梁启超曾在《子墨子学说》里明确指出，要救今天的中国非得墨子不可，但是他同时又认为孔子是天下之大勇，是天下最大的侠客。

下面我们从成分的角度看看侠是从哪里来的。

台湾历史学家劳干和杨联陞认为游侠来自于平民。陶希圣写了一本《辨士与游侠》，说游侠来自于游民。所谓游民就是没有正当固定职业的人，到处游荡。我居住在上海，我在上海有户口，我就不是游民；哪个城市都没有我的户口，就是打零工到处去逛，这样的叫游民。可想而知，这样的人没有家庭的约束，由此也缺少道德的约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容易放纵自己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还有一种说法，说游侠来自于流民，这是冯友兰先生说的。游民和流民都是没有固定住所、没有户籍的，那有什么区别？答案就是游民是主动的选择，而流民是被迫的，战乱自然灾害导致流离失所。两者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分，但是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居无定所，没有安定的地方，就容易出格。

第四种说法是说来自于商人，以前我们对郭沫若先生的这种判断不大认同，商人有钱、逐利，就会一门心思地在一个地方发展，怎么会做侠客？事实确是如此，商人有了钱以后，就想脱去自己卑贱的身份。与今天的商人不同，古代的商人是毫无地位的，碰到战事他们会首先被发配，所以这些商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地位，怎么努力？我有钱，有钱就捐，我捐穷人可以，我兴办学校可以。明清两代有许多商人，不仅叫自己的孩子考科举，把自己的档次提高，还有一部分人做好事，结交了许多侠，为社会上的不平事去打抱不平，引来乡亲的许多赞扬和敬佩。

但是这四种说法其实都不够周全，我想说的是，侠的来源是各种各样的，什么人都有可能做侠，当然游民多一点，但是并不是说只有游民才能做。其实，正是基于某种特殊的天性，才能成为游侠。

人格道德基准的超越

今天，我们讲到人的天性、性格、血型，有些人很起劲。西方讲人有四种类型，胆汁、多血、黏液、忧郁；又讲人分为内脏型、身体型、大脑型；还有心理学的说法，内倾型、外倾型，中国古代以五行配五体显五德，也有太阴、少阴、太阳、少阳和阴阳平和之分。可见游侠是比较接近于胆汁、多血、身体型、外倾型的太阳之人。

这样比较激动、容易冲动、外向的大部分是怎样的人？这些特征在年轻人身上最明显，年轻人气血未定，容易不管不顾，易闯祸，所以中国历史上提到游侠的时候，经常称其为少年，少年行就是侠客行。

《礼记》里面有一篇《曲礼》，《曲礼》里面就讲过，二十弱冠。为什么弱冠，成年了为什么还加个弱字，是说你的年纪虽然成人了，但是身体还没有发育充分，更重要的是你的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

年轻人这样的行为方式，肯定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他们经常会被称为轻薄少年，好事少年，还有说是悍少年，或恶少年。有时候，人们也通过地域来区分他们，说他们是“淮扬少年”、“五陵少年”。五陵就是汉高、惠、景、武、昭五帝陵墓所在的地方，为什么五陵少年都去做侠？当初统治者经常把不守规矩的人，迁徙到那个地方。不守规矩的人当中有许多的侠客，所以五陵就成为了一个侠的集聚地，所以“五陵少年”就是侠少年。

还可以从他们的行当分，如“屠中少年”。汉书《汉书·王莽传》记载，当时有一个吕母，她的儿子在县里面做个小官，受到上司的迫害死了，吕母因为家里有钱，当场撒钱招了百余个少年（侠客），攻到县里面把迫害他儿子的长官杀掉了，这当然就犯事了，既然犯事就到山里去做山大王，在她的手下聚集了一万多个少年。可见，在那个时代侠客很多的。

再说李白，李白15岁学剑术，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侠客，他仗义疏财，一辈子都有侠心。一个有侠心的人光风霁月，快意恩仇，心事简单，行为也简明，人家一看就明白这个人很通透，所以从来没有人叫他老李，李白就是李白。

李泽厚先生写《美的历程》，写到盛唐，他用的标题就叫《青春李白》，李白就是这样的少年形象，很容易作为盛唐气象的象征；但杜甫就不行，杜甫活得很拘束，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

侠有个特点是对人的道德基准与情感水平的超越，什么叫道德基准和情感水平？赚一万块钱拿出一百块钱做慈善，这就是人的一般的道德基准和情感水平。但是侠赚一万块钱可以拿出两万块钱去赈济别人，甚至身无分文，仍会想方设法为人筹措。

此外，侠对人有大爱，他爱人不尚等差，公平不设条件，忠诚不分对象，责任超越家门。许多侠都是这样，父母常年不见，为了实现更大的理想，他要为一个更大的家奔走，有点特立独行。

意义重要的匡救和滋养

侠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缓急之间、一个是重压之下。关于缓急之间，司马迁在《史记》里讲了好几次，他举了一大堆例子，每个人都会遇到急事，这个时候怎么办，什么人能帮你，只有侠会帮助你。

明代文学家陈继儒说贫贱非侠不振、患难非侠不脱。他说的有些极端，意思是你穷只有靠侠才能变富，危急关头只有靠侠才能解脱。可以想见至少在明代的社会里面，侠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地位是崇高的。

还有一个重压之下，我们社会有太多的伦理设计，所以理性和伦理太强，造成了个人缺少人与社会的紧张感，人就失去了直面困难，战而胜之的精神。我总说中国人承受了太多的苦难，独立意识变得比较低。罗素对中国很有好感，他曾说，中国人从高层到低层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但不得不说，中国人给你的第一印象就是怯懦。

但侠不这样，讲诚信，讲恩义，讲勇毅，讲名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侠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有重要的匡救和滋养的作用。

我在各地演讲都说，人应该追求田园诗意和精神梦境，很多人一听这些话就很不屑，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人没有田园诗意和精神梦境，你还追求什么。

我们必须建成自己健康的人格，倒逼这个社会，这对社会走向健康、和谐、合理、适宜是有促进作用的。这里面就需要侠这样的人，他们有承担的能力，并勇于实现自己的承诺。

我还记得，钱理群先生曾对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有过批评，他说，我们的大学教出了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同意他的说法。我还能想到的爱默生的一句话，他说我最憎恶，没有信仰的博学多才和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这话讲得多好，希望我们的社会能有更多侠的精神，来改变那种精致算计、没有自主博大的人间关怀的卑琐人格。

（本报记者王一整理）

问答

读者：在当今社会，您觉得怎样的人有侠的气质？

汪涌豪：今人都比较自我，以权利义务对等为追求，但这不等于说侠的精神离我们太远，但凡有一些小事情能够让我们突破一定的封界，走出小我，去接近一个更广大的领域，也不一定要太广，就是侠。

比如说，关于停车位的事情，小区里面产生了许多的纷争，连物业经理也管不住了，居民委员会也管不了，这时候你就可以去主持一下，你通过一个问卷调查，把业主的想法汇总起来，再交给业委会，如果把小区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侠心。

像我的书里面讲的有侠心的社会，今天的社会情况变了，因为我们是法制社会，尽管法制还在健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公权力，不能用私权覆盖这个公权力，但这不代表我们不能秉着一颗侠的心、一种侠的人格，去做一些超出我们个人范围的事，如果每个人能突破自己的局限一步，哪怕是半步，这个社会就会好很多。

读者：您觉得对人们，特别是对年轻人，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唤醒他们的浪漫跟理想？

汪涌豪：对我来说，我有时对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是很失望的，失望在什么地方？失望他们再没有把自己的个人世界和广大的世界关联起来。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全部开放的，360度都和周围的世界有关系。

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这样，他们容易收缩自己，比如说我要考研，考经济学，我绝对不管人文书，然而，事实证明经济的背后都有道德、都有人文。你不学人文，经济也学不好。

然后，我们也变得很浮躁，当然我们兴趣点很多，但时间不够分配，只能变得越来越专注，一个人当失去对这个世界广泛关怀的时候，你的格局就小了。年轻人从来就应该是意气飞扬的，充满着理想，但我们现在的不少年轻人居然一点理想色彩都没有了，这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

我在18-20岁读大学的时候，理想得不得了，逮住别人就可以谈，整日地谈。有时候还为小说里面一个主人公的结局而感到彻骨的悲凉，你现在跟一个年轻人说这些，他会觉得这和你有关系吗？

我觉得一个人要容易被感动，这也是一种心灵的体操，但是现在的孩子过于功利，过于收缩自己，拒绝崇高，消减神圣，不容易被感动，并且以自己的老练为傲，这是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每个人终将会在某一个生命的时刻安静下来，想一想一些抽象的问题，你可能一天24小时里用有效的16个小时去忙车子、房子、票子，我都认可，但是你能不能每天花10分钟想一下这些大的、抽象的问题。

曾经，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泰勒斯走在街上，后面的仆人跟着他，他在思考问题，思考人类整体性的精神出路问题，一不小心掉到沟里了，后面这个仆人就笑话他，你还是一个学者，你看你路都不会走。后来康德说，一个永远躺在沟里面的人，当然不会掉到沟里去。

今天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人就是躺在沟里的，但是他们自以为识时务，通时风，与世谐和，如鱼得水。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是一个侠，我不能奋不顾身地为天下人布道，但是我尽量努力，所以我给大家讲这些，如果有人听进去了，听懂些了，那么也就实现我部分的愿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