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琦鑫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 背景越好起薪越高

    家庭作用在县一级最明显,在大城市有限;学历层次越高,家庭作用越小。

    工作几个月来,曲文不时感到郁闷,甚至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出生在一个大款或官员家庭。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家庭背景不同,才导致他和一位同学的工作差距。

    来自苏北农村的曲文今年毕业于南京某大学新闻系,因为老师的介绍和自己实习时的出色表现,他留在了一家电视台新创办的频道做节目后期制作工作。在家里人看来,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曲文却不这么认为:“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没有合同,没有保险,即使出差时出了车祸,台里也不会负责任。”

    但曲文的一位同班同学则幸运多了,两人同在一家电视台,后者享受的却是“台聘”待遇,曲文没有的他都有,比如各类保险、住房公积金、年终奖和过节费等等。“他即使不干活,也比我收入多。”曲文觉得自己就算拼命跑也追不上那位同学,“因为一起步,人家就把我甩出了老远。”

    曲文认为,出现这种差距并不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实力差别,而是家庭背景。“关键在于他父亲是某电视台的台长。”对此,曲文的另一位同学也表示认可:“能够被‘台聘’的,家里都有很硬的关系。”

    家庭背景越好,越容易找到好工作,这已成众多大学毕业生的共识。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一次针对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说明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也不均等。

“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参与这次调查报告撰写的,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文东茅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

    “很多时候,有关系的人参加笔试就是走过场而已”

    2002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刘延就是一个优越家庭的受益者。他有一个在某省财政厅任要职的父亲和在一家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母亲,父亲的很多大学同学都在全国的财政金融机构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

他毕业后进入的北京一家外资公司的负责人就是父亲的大学师兄。工作还不到3年的刘延,已经成了有房有车一族。“他(指刘延所在公司的负责人——记者注)是看着我一步步长大的,大三下学期我就确定了这份工作。”尽管刘延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但他认为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和家庭环境有关,“在我的就业中,爸爸一直都在起作用。”

    在大学时,父亲也鼓励刘延去找工作,只是想让他拥有这样一种经历。而母亲则希望他能出国留学或者去考国际公务员。刘延将找工作视为人生的重要一课,“但我缺课了”。

    2001年12月,刘延和同学一起参加过在武汉的一场招聘会,不同的是:同学们都西装革履郑重其事,满怀着就业的期待,而刘延则一身休闲服,也没有准备简历,“我就是去看看”。在同学们天南地北地赶着参加各种招聘会的时候,刘延依然过着颇有规律的生活:上午在图书馆查资料,准备毕业论文,空闲时还会打打保龄球。找工作过程中的艰辛、焦虑,刘延难以体会。

    刘延还告诉记者,他父亲的一个上司的侄女,只是财会学校的中专生,毕业时进了当地一家国有银行,而该银行是很多优秀的金融系本科生都难进的。“毕竟,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有背景的孩子会有很多人给他们介绍工作,在一般人看来,极为稀缺的工作机会在这些孩子眼中就是一句话那么简单。”

    相比刘延,周心媛找工作的经历应该更具代表性。2004年,这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大四学生,因为找工作第一次来到了北京,住在一间地下室。“那是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她回忆说,“我几乎参加了所有能参加的招聘会,投出去的简历数不清。”

    周心媛的爸爸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教师,他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收集一些就业信息。作为家里惟一的大学生,周心媛承载了全家的期望,但父母一直不敢直接问她工作的事。一天晚上11时多,周心媛在面试之后赶往地下室的路上,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尽管她想努力掩饰一天奔波的疲惫,但父亲还是感觉到了。“爸爸那天晚上哭了。”

    在几次面试被拒绝之后,周心媛变得特别害怕听到“谁有关系”之类的话。武汉理工大学99级机电学院的毕业生胡蕾也是这样。这位经常拿到专业奖学金的女孩,通过了很多家国有大型企业的笔试,但往往在面试中被淘汰。

    在一次笔试中,自信的胡蕾告诉了同专业一位男生不少答案,但最终只有那位男生被录用。“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爸爸就是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胡蕾说,“有时候竞争到最后,其实大家的能力都差不多,但对于有关系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很多时候,这些人参加笔试就是走过场而已。”

    知识和能力还是关键因素

    文东茅副教授在研究中发现,日本一次全国性的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调查曾显示:父亲的职业和学历对个人的教育成就和现职都具有巨大影响,并得出结论——“理应平等的教育机会,事实上随出身阶层而异”。而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副主任岳昌君博士也认为,父母学历高、职业好,会让子女在教育和就业上更有利,这种“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一共取得来自7个省34所高校的15222份有效样本。

    文东茅在分析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父亲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其子女工作的落实率和升学率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亲职业为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子女工作落实率和升学率均低于平均水平。

而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父亲的社会阶层越高,毕业生的平均起薪额也越高,父亲为农民者比父亲为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分别少400元和300元。”

    而在岳昌君博士看来,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县一级体现很明显,在大城市所发挥的作用则很有限。他在调查中发现,学历层次越高,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就越弱,“但在专科层次上,有相当一批人在中等城市就业,家庭背景的影响就很显著。”

    尽管对于个体的大学毕业生而言,家庭背景会明显影响就业,但岳昌君认为,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学生的学识、能力受到重视,人情和社会关系等的影响在降低。“学历、专业学习成绩、学校提供的求职信息和学校性质是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最关键的因素。

”这也是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2003年调查的结论之一。“对高校学生而言,内因是决定就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努力提高专业学习的知识水平、选择较高层次的学历教育,有利于增加找到工作的概率和提高起薪水平。”岳昌君说,而学校知名度对就业的影响也会越来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