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的后代 郑洞国长孙:祖父是黄埔唯一的冒名顶替生
1924年春,从湘西大山中走出一位热血青年,他辗转数千里,前往广州,准备投考黄埔军校。为了能参加革命,错过报名期限的他,甚至冒用他人之名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谁能料到,当年的文弱书生,10余年后竟成为一代名将。他便是在抗日战场上功绩赫赫的郑洞国。
2013年3月15日,郑洞国长孙、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郑建邦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独家专访。郑建邦在祖父身边生活了很长时间,祖父晚年的心路历程及回忆文章,都是由他整理撰写的。谈起祖父,郑建邦感慨良多,“祖父也可以说是一代人的一个缩影。
如果把他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很多事情就清楚了。他早年投考黄埔军校,为的是救国救民;跟随蒋介石在国民党阵营里干了20多年,不能说不努力,可还是惨败;最后,当年的对手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觉得挺好。祖父晚年曾说‘我这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
在郑建邦看来,祖父每一次的人生选择,都离不开他骨子里的“忠厚”。谈起祖父的戎马生涯及后来投身新中国建设,郑建邦如数家珍:
冒名顶替考入黄埔
1903年,我的祖父郑洞国出生在湖南省石门县南岳乡的一个农民家庭。湖南当地有个特点,虽然穷,但都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因此祖父从小就没有间断过学习。从石门中学毕业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祖父听闻同乡要去报考广州黄埔军校,也跃跃欲试。
他投考黄埔军校的过程堪称传奇,可以算得上是黄埔军校史上唯一的冒名顶替者。当年,为了考进黄埔军校,发生过很多新闻,比如有赖进去的胡宗南,因为个头小不符合报考条件,就在地上打滚,连哭带闹,最终廖仲恺发话收了他。
祖父当年辗转很多城市,报名都已经截止,他非常沮丧,到了广州后,准备索性留在广州的营盘里当兵,下期再考。没想到他所住的旅店,老板也是湖南人,还住着很多来投考军校的同乡。祖父遇到从湖南临澧去投考的王尔琢、黄鳌、贺声洋,黄鳌告诉祖父,自己当初怕考不上,报了两次名,现在已经被录取了,还多出一个名额。
“你要不要顶我的名字去考?”黄鳌给祖父出主意。祖父这时候也急了,顶着黄鳌的名字进了考场,最终通过了考试。
入学后,真假黄鳌被分在一个队里,都是黄埔军校一期二队,教官一点名,两个人都说“到!”祖父压力特别大。半个多月后,祖父跟校方主动承认了错误。后来经校方商定,既然学生都是抱着为国家献身的目的,考试也通过了,就把祖父的名字改了过来。
祖父在黄埔军校期间,正值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在军校十分活跃。祖父比较亲近的同学,有很多在中共党史上赫赫有名,比如井冈山时期的参谋长王尔琢,就跟我祖父是中学同学。因为祖父在校期间,一直跟共产党员走得很近,所以到现在一些党史材料还说,祖父当时是共产党员。我专门问过祖父,他说不是,但思想是很接近的。
祖父在黄埔接受的锻炼,影响了他的一生。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参加了东征、北伐。开始有五六年的时间,蒋介石并不信任祖父,怀疑他是共产党员,不肯重用他。直到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中原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次夜袭蒋介石,中央军措手不及,全线溃退,祖父当时是团长,冒死守住了这个阵地。在这之后,祖父立了功,很快升成旅长,从此就在国民党的军队里走顺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应当说祖父都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将领。但那时的战争非常残酷,黄埔一期共有500多名学员,两次东征加上北伐,两三百人就没有了。祖父曾说,其实他们并不是最优秀的,当时在黄埔军校出类拔萃的金佛庄、蒋先云、王尔琢、刘光辰等师生,都在严酷的战争中很快牺牲了。
祖父在黄埔系中被称为“长者”,并不是因为他年长,而是因为心胸宽厚,用兵稳健大胆。国共合作分裂后,祖父留在国民党的阵营里,他参加过内战,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但我后来整理他的资料时发现,从1933年到1945年,长达10多年的时间中,只有一小段,比如蒋介石围剿鄂豫皖和进攻中央苏区,他参加了。
大多数时间,他都驰骋在抗日疆场,参加了几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战役。1933年的长城抗战,祖父任中央军第17军2师4旅旅长,在古北口死守两个月。
战役期间,祖父曾奉命率部撤往后方休整,行军途中忽闻接防的第83师阵地被日军突破,伤亡惨重,师长刘戡愤而自杀未遂,形势岌岌可危。祖父立即率部连夜返回前线。当他赶到前线时,阵地上尸横遍野,当时晨曦微露,满山都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士兵,祖父手里只有1000多士兵,他急了,脱掉军装,带着一个特务排,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冲。
战士们也都豁出去了,就是这股拼劲儿,打退了日本人,赢得了后续部队增援的时间。
1938年3月,祖父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战功显著,升为第98军军长。之后,他随着部队南撤,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和其他一系列战役,但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还是昆仑关战役。1938年底,祖父任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新编11军(后改为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
1939年12月,他率部参加昆仑关战役,指挥荣誉第1师担任正面主攻任务,同号称“钢军”的日本第5师团血战20余日,在友军配合下全歼日军第5师第12旅团,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以下5000余人,一举攻克昆仑关天险。
后升任新编第8军军长,率部参加鄂西会战。宜昌失陷后,祖父指挥第8军在长江一线防务长达近两年,击退日军数次大规模进攻。1942年秋,他率部配合战区主力反攻宜昌,歼敌甚众。
和史迪威共事有些烦恼
1943年春节过后,蒋介石发来急电,将祖父从鄂西前线召回重庆,任命他为中国驻印度军新1军军长。当时,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罗卓英跟史迪威闹翻了,被史迪威赶走,蒋介石开始物色人选,最终他们想到了为人忠厚、温文尔雅的郑洞国。
当时的缅甸战场万众瞩目,中国军队在后来的作战中可谓摧枯拉朽,把日本人打得抱头鼠窜。但对于祖父来讲,作为一个军人,真可以用“烦恼”两字来形容。名义上是军长,其实说什么都不算,只能管部队的军风纪律;另一边,蒋介石又给他施压,还得把握这十万大军。史迪威很霸道,什么事都是自己说了算,底下的中国军官也一样,只要是史迪威看不上眼的,马上送上飞机,回国!
祖父的副官黄仁宇,就是后来写就《万历十五年》等著作的大历史学家,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祖父曾两次飞回重庆,要求蒋介石换人。蒋介石大骂:“我派你去,就是让你受气,你不受气怎么行?!”然后又安慰他,你好好干,国家需要你,逼着他还得去。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祖父在印缅战场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既要千方百计地搞好与盟军的关系,又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尊严和利益,还要顾全大局。好在随着共事日久,史迪威与祖父的关系逐渐融洽,祖父随着史迪威一起参加了缅甸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对日军第18师团的战斗。
在密支那战役的关键时刻,祖父受命到前线指挥,最终攻克了这座缅北重镇。1944年9月,他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之后,中国驻印军攻克日军侵犯我滇西的战略要地——缅北重镇八莫,次年初与中国驻滇西的中国远征军部队胜利会师。
史迪威将军与祖父先后共事一年有余,他后来对祖父非常尊重和礼貌,经常主动与他商议军务,两人还常常一起到前线视察部队、指挥作战。1945年8月,祖父奉命回国,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
在东北的日子最难熬
应当说,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转变都有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尤其是祖父,他不像有些国民党的老前辈,早期就跟共产党同舟共济。祖父是在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又非常地信赖他,而祖父从小就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熏陶,比如忠臣不事二主,这对他影响很大。
蒋介石打内战时,祖父并不同意,他跟杜聿明等人都说,我们好好和平建国不好吗,干吗还要再打仗,再说在江西时共产党只有几万人,我们费了那么大劲还剿不了,现在他们已经是百万大军了,怎么个剿法?但当时蒋介石及很多国民党将领都信心满满。
1948年东北内战开始后,那里的战场早已不是国民党的天下。1月,精锐的新五军被全歼;2月,解放军再战辽阳和鞍山;3月,林彪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切断了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3月25日,祖父“临危受命”,来到了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长春。
祖父被任命为“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主席。他当这个省主席的时候,他的政令出不了长春的城门,外面全都是解放军,守了7个月,这7个月是祖父最难熬的日子,而且越来越难熬,解放军后来越围越死,城里粮食也没了,燃料也没了,十万军队还有几十万老百姓,怎么办?那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到最后,祖父的部属们都动摇了,觉得犯不着给蒋介石卖命,纷纷起义或投诚。
祖父很少跟我们提及长春围困,那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时光。他曾在撰写的文史资料中说:“我看着天上的太阳,都觉得没有光芒。”长春和平解放后,组织安排他去哈尔滨后方休息,很优待他,住一个小楼,还把继祖母从上海接过来一起住。
这个时候,祖父的思想才开始发生转变,他看到他的老师邵力子、张治中,还有同学陈明仁,这么多人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肯定有道理。他开始读《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包括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明白了很多道理。
1952年,祖父应周恩来之邀,迁居北京。这不止是简单的搬家,而表示他接受了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
毛主席的诚恳感化了祖父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祖父为国防委员会委员,还受到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
这次到毛主席家吃饭,祖父有些战战兢兢。主席很了解祖父的心理,祖父一进屋,主席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迎到门口,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讲:“郑洞国,郑洞国,你这个名字好响亮啊”,大家就笑,贺龙、叶剑英他们也在旁边笑。
坐下来以后,主席问:“你吸不吸烟?”祖父说吸,毛主席的烟就在茶几上,祖父拿出一根就要点。主席从沙发上站起来,拿着火柴给他点烟。这个细节,也不是毛主席有意的,他跟谁都这样。但祖父却是百感交集,他能想象蒋介石会给谁点烟吗?祖父在蒋介石面前,那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含糊,毕恭毕敬。这一刻,祖父确确实实感到毛主席和蒋校长不大一样。
祖父曾在家里学过毛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他没什么基础,学起来有难度。他想求教,就问毛主席:“您的马列主义是怎么学的?”主席告诉他:“当初做工人运动时,开始工人都不理我,我整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里特别痛苦,也着急。后来明白了,脸还是娃娃脸,身上还是学生装,所以工人跟你有距离。一个人只有把架子放下来,思想转变了,立场才能转变。”毛主席在宴席上的这些话,影响了祖父,从此他开始真正改变立场。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历任政务院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祖父晚年利用各种方式,向在台湾和海外的昔日黄埔校友宣传党和政府的对台方针政策;他多次寄语台湾当局,希望其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和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共同推动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进程。1991年,祖父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我追寻祖父的足迹,前往他出生和成长的山村,从县城乘车,行进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一路上我都在想,祖父是怎么从偏僻的山村走出来革命的?我们的爱国力量和民族大义有如此强大的感召力,能深入到最偏僻的山村,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我希望这种爱国精神代代相传,不断激励中国人奋发拼搏,开创美好未来。(感谢黄埔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