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郑兴华 宜昌原来有一位女副市长郑兴华 1月初郑被调查

看她:从共青团一路走来的副厅级女官员

现任佳木斯市委常委、副市长的王平是从共青团一路走来的副厅级女官员。1986年,从佳木斯市中医学校毕业的王平最初只是佳木斯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1988年,王平进入佳木斯团市委工作,任学校部的普通干事,其政治生涯从这里一路向前,在职期间,王平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取得了本科学历,先后任佳木斯团市委学校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实业部副部长、学校部部长、团市委副书记、团市委书记。

2005年王平转入地方任佳木斯市东风区委副书记、区长、佳木斯市委副秘书长。2007年王平被任命为佳木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2012年王平从党委转入政府,以市委常委身份出任佳木斯市副市长。

看她:从正处到副厅用了15年

1955年出生的李世杰是从共青团成长起来的女干部,自1976年进入共青团大同市委,10年后,李世杰被任命为共青团大同市委书记,正处级。此后,李世杰先后在大同市纪委、大同市矿区工作,直到2001年9月,李世杰以大同市委常委身份出任大同市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级别晋升为副厅级。一路走来,从正处到副厅用了15年。

看她:史上晋升正厅级最年轻的女性

在30位女市长中有5位70后。山东莱芜市市长王磊是目前中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女市长。1972年出生的王磊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农学硕士。从大学毕业生到女市长,她所走的是一条完整的共青团之路。1993年王磊毕业后留校开始了共青团生涯,1998年王磊到北京挂职团中央学校部大学处副处长。

2000年王磊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共青团潍坊市委书记,副厅级。2008年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也是目前为止中国史上晋升正厅级最年轻的女性。2013年王磊结束了20年的共青团生涯,出任莱芜市委副书记、市长。

专家点评:

女干部配比尚有空间

在所查询的23个省、4个直辖市、3个自治区中,重庆市的地厅级政府女干部最多,38个县区共41位女区(县)长、副区(县)长。17个地市级政府领导班子没有女性干部,分别是河南周口、安阳;安徽蚌埠;湖北宜昌;云南保山;海南三沙;四川绵阳;陕西铜川、安康;甘肃嘉峪市、张掖、定西、临夏;青海海东、海北;重庆綦江、奉节。

值得注意的是,湖北宜昌市政府原来有一位女副市长郑兴华。今年1月初郑被调查。据称,郑兴华被查或因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案有关。1月中旬,宜昌市政府网站已经没有了关于郑兴华的信息。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永英多年来对妇女参政议政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张永英认为,本报统计的数据体现出的特点跟以往妇女参政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反映出了妇女参政的基本问题,一是参政比例偏低,二是副职多、正职少;三是重要岗位任职的女领导干部少。

张永英说,人们多从女性官员自身特点去分析优势和劣势,她认为还应该更多从干部培养环节为女干部创造担任一把手的条件。“是否能够出任一把手,是有诸多条件和标准的,比如任职资历、多部门多岗位锻炼、分管工作领域等,女干部在成长过程中接受这种培养和锻炼的机会比较少,导致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另外,也存在着有些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对于女干部的能力不够信任,不愿把女干部放在重要岗位或正职岗位任职的情况。”

“有许多研究表明,女领导干部的年龄、文化程度、参政议政能力与男性领导干部并无明显差异,女领导干部年龄更为年轻化、文化程度提高,政绩和群众的评价也比较好。”而影响女干部选拔任用的因素,张永英老师的分析是,首先促进妇女参政的政策和机制不够完善。

有关女干部指标配备的规定存在不足,缺乏惩罚措施,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策执行和监测评估的机制,没有将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作为考核地方党政领导和组织部门工作的重要内容,没有制定具体的考核指标,没有硬性的奖惩机制等。其次,社会文化环境中还存在不利于女干部培养选拔的因素。再次,女干部自身也存在参政意识和从政经验不足的问题。

张永英介绍,有研究表明,女性领导与男性领导在政府决策中关注的议题有所不同,男性领导更为关注经济发展,而女性领导更为关注社会公共事业、解决民生问题,考虑问题时更多立足于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这一点来说,更多女性担任城市一把手,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张永英说。

记者了解到,《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中明确提到,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中有1名以上女干部,并逐步增加;国家机关部委和省(区、市)、市(地、州、盟)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女干部数量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增加;县(处)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和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担任正职的女干部占同级正职干部的比例逐步提高。

由此可见,在中国地市级政府领导班子中,女性官员的配比依然有相当的空间。未来,中国政坛将有更多女性出现在更广泛的更为重要的城市管理领导岗位,中国女性领导干部比例和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将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体制改革产生更为显著和深远的影响。